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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区区几十万清军是如何击败南明、统一中国的

        ——沈文凡访谈录

　　沈文凡，吉林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韩国庆山大学客座教授。

　　黄守愚：近来网上出现了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六十年祭》，说的是清兵入关的历史。算起来，清兵入关至今正好三百六十年整了。当年金兵和契丹都曾入侵中原，却并没能统一全国，而清兵却做到了，您说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沈文凡：启示当然有。在世界战争史上，大凡以弱胜强，以小凌大，其原因往往不局限于军事天才的指挥调度和军队素质和装备之优劣，还和失败者自身得致命缺陷有直接关系，甚至有时候后者是决定性的。周武王以五万人击溃七十万商朝军队，有个重要原因是商纣王统治的腐朽以及他的众叛亲离；亚历山大区区四万多马其顿军队可以横扫西亚北非，也是由于大流士三世以及众多波斯军将的不中用；从另一角度讲，设若花喇子模、阿拔斯、俄罗斯等国家能够统一强大，上下一心，区区二十万蒙古铁骑未必便能追亡逐北，踏平西亚东欧。当年几十万清军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平定中原，一统华夏，也和南明政权以及各路军阀的腐朽恶劣有关系。

　　黄守愚：满洲在兴起之初确实只有一隅之地，人口不多，内部矛盾也很尖锐。最主要的是，清军人数很少，至多也只有几十万。可是他们却能够在短时间内摧垮南明政权，迅速巩固统治地位，其间的缘由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您能否说具体点呢？

　　沈文凡：1644年，李自成大顺军攻进北京，崇祯帝自缢而死。四月底，清军在吴三桂的引领下入关，并把李自成赶出北京，成了新统治者。但这时明朝还没有灭亡。同年五月，一个新版明朝——南明即告成立，临安于南京。此政权不但得到了全国士绅得同情、人民得倚重，还拥有强大的兵力，东有著名的“江北四镇”手握重兵；西有总兵左良玉，大军五十万，坐镇武昌。同时，李自成也有几十万军队。如果这两伙人马以民族利益为重，联手抗清（这是清政府最害怕的），清军齑粉矣。 然而南明与李自成势同水火。清摄政王多尔衮也看到了这一点，他立即向南明福王表明：“我们没有领土要求！” “我们来是为了帮你们铲除叛逆的李逆！”南明王朝如获至宝，他们置民族危机于不顾，皇帝日事声歌，大臣勾心斗角。而清军得以集中兵力，全力打击李自成大顺军。当然李自成也极其不争气，他的军队多是乌合之众，因为“不纳粮”而参军，根本打不过龇牙咧嘴精于骑射的清军。1645年初，清军分两路攻入陕西，四月，被打到湖北的李自成遇袭而死。 就在这时，假如南明王朝振臂一呼，则天下必云集响应，清军在华北的残暴大家有目共睹。但是南明王朝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自己打起来了！南京朝廷里阉党余孽马士英、阮达铖排除异己，争权夺利；江北四镇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互相仇怨极深；此时武昌的左良玉又不顾国家利益，麾兵东下，置日益迫近的清军于不顾，口称“清君侧”！马士英认定宁可投降外族也比死在政敌手上强，于是调四镇阻击左，清军顺利南下，一下子打到了扬州。兵部尚书史可法在几十万清军的围攻下孤军奋战数日，城破兵败。清军屠城。前后被杀死在扬州的军民多达70多万，随即攻入南京，灭亡福王南明政权。“四镇”和左良玉相继在混乱中兵败死去。最应该能抵挡住清军入侵的力量没了！ 就在同时，在浙江和福州又分别成立了两个新政权，他们都主张坚决抗清，得到人民的支持。而清军也在和张献忠的战斗中损耗了很大实力。这是如果大家上下一心，仍然会把清军赶回老家。然而，两个政权自己又打起来了！他们互不买账，都争当老大，而他们自己内部矛盾也很多；再加上政权内部出现了汉奸叛徒方国安和郑芝龙（郑成功之父），接受清军诱降，出卖同志，结果清军一到，鲁唐政权如鸟兽散。未几，福建易手。整个华东就这么丧失掉了！ 在这个时候，驻守两广的瞿式耜等又在肇庆拥立桂王。莫小看这个南明小政权。桂王拥立，各路义军有了主心骨，李自成部将李过、高一功等在湘鄂前线与明军将领何腾蛟合作，抵挡主了三路清军的进攻！次年，郝摇旗等趁清军南下两广，在湖南大败清军，收复大片失地！同时，全国北方各路起义军、汉军将领纷纷起来响应，江西、广东、陕北通电反清，陕甘回民也举起义旗，抗击清军！在这种情况下，清军入关之后第一次抗清高潮产生了！ 在此情况下，只要各路军队都以南明桂王政权为核心，统一行动，联合抗清，清军一定很不好过，被迫退到江北甚至黄河以北也未可知。但是，桂王政权内部又出现了分裂！！！

　　黄守愚：显然是又因为内部不团结而断送大好形势的。

　　沈文凡：是的。首先，在广东的李成栋为首的楚党和与桂王亲近的吴党彼此攻讦无宁日，甚至要吃掉对方；然后，何腾蛟、瞿式耜等由于孤军无援，战败而死；而英明的多而衮则趁机重整旗鼓，各个击破，一举占领了湘鄂，并再次平定两广。可惜！可耻！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张献忠余部孙可望、李定国又站了出来，顶住了清军的巨大压力。他们以前在桂王政权强大的时候，曾经要求帮助南明政权抗清，居然遭到拒绝；但这时候他们仍然坚持原则，接纳了如丧家之犬一样的桂王，从云贵大举反攻清军。他们组织起各族人民，东出广西，下桂林，攻湖南，南入广东，“两撅名王，天下震动”，前后击败清伪军几十万人！同时，刘文秀出兵四川，东南张煌言等也开始反攻，宣布接受桂王领导。清军入关之后，第二次抗清高潮产生了！ 就在此时，可耻的内部不团结这个劣根性，再一次帮了清军的忙。就在西南义军军事上迭迭胜利的时候，孙可望这个无耻的叛徒野心急剧膨胀，因为嫉妒李定国，居然偷袭自己的战友！但是他这种行为遭到了大家的反对，孙可望一看独霸西南无望，居然投降了清军！而李定国虽然击败了叛军，并且拒绝了清军的诱降，但毕竟元气大伤，一败再败，最后由于叛徒出卖，在磨盘山一战之后退到缅甸，忧愤而死。桂王逃到缅甸，都没有逃过吴三桂的毒手，南明桂王政权灭亡。李定国的抗清事迹在南明抗清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桂王政权的覆灭，代表着大规模抗清的结束。这之后，郑成功虽曾“反攻大陆”，夔东十三家军即能困守一隅，最后终不免相继败亡，让清军最终统一了中国。

　　黄守愚：这段历史果然非常沉重。我们从中看到了一段可歌可泣而又让人悲愤郁悒的往事。您认为，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身么样的教训呢？

　　沈文凡：总结起来，我认为清军能够最终征服中原和江南，有如下几个最重要原因：1、原明政权内部高度不团结，出现了少数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为虎作伥者（如吴三桂和洪承畴），不但开关纳寇，而且做清军急先锋，攻灭南明、击杀农民军，还屠杀明朝宗室。2、各个南明政权以及农民军内部高度不团结，互相争权夺利，并且盲目排斥异己，严重地混淆敌我。像马士英阮大铖等居然认为同处一个战壕的左良玉比清军还可怕！3、南明政权自身不图进取，只知道争权夺利，并且残酷的剥削当地人民。后人评道：“聚众民之膏血，不足军将之一吸；合大军之刀箭，不足卫小民之一发”。可见，上下齐心共同抗敌的精神甚至比军队数量上或是装备上的优势还要重要。一支军队内部不团结，缺乏协作精神，就可能打败仗；一个政权内部不团结，不能很好地联合起来，就可能覆亡；而一个民族内部不团结呢？那结果便不可想象了。

　　黄守愚：谢谢您为我们做了这个精彩的解说。确实，内部不合甚至比装备的恶劣和军队的弱小还可怕。以史为鉴，我们知道了：精诚团结不但是一种美德，还是一件武器。为了能够让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我们希望这件利器能够在我们手中代代传承下去，时而厉之，时而操之，而不要让它从我们手中丢失。        采写：黎园文化

张之洞与辛亥革命

 

读了辛亥革命的历史，人们往往会产生疑问：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华南沿海地区，为什么辛亥革命却首先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不是起义策划重点的武汉爆发？为什么武昌起义在没有同盟会领导人指挥的情况下，一炮打响获得成功？1912年，孙中山应黎元洪的邀请到达武汉，在游览张之洞的祠宇奥略楼时曾说过：“以南皮（张之洞是直隶即今河北南皮县人，时人称之为“张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也说过：“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张之洞号香涛）的合作。”在清末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张之洞力图外御强敌，内兴改革。他创办的实业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在他死后两年，他编练的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张之洞大办近代企业，发轫于广州而展开于武汉。1884年，他由山西巡抚调任两广总督，在中法战争中，他起用的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战后他总结教训，积极在广州筹建枪炮、炼铁、纺织诸厂。1889年，他调任湖广总督，接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对办厂根本不感兴趣。张之洞只好把筹建中的各厂迁建武汉，从而使武汉三镇出现了大办近代工业的热潮。1890年开始兴建的湖北枪炮厂后来发展到有员工3000人以上，每年可造枪5000余支，枪弹380余万发，各种炮150尊，炮弹4．5万余颗。其中口径7．9厘米的步枪，是当时闻名全国的“汉阳造”。毛泽东说他当兵时就是使用的“汉阳造”，到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造”还在继续使用。该厂生产的军火，从质量上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李鸿章创办的当时全国最大的军用企业——江南制造总局。1893年冬建成的汉阳铁厂是当时亚洲最大、最先进的企业，比日本1901年兴办的八幡制铁所规模大得多，而且要早8年。毛泽东曾将张之洞誉为旧中国四大实业家（张之洞、纺织业张謇、化学工业范旭东、轮船航运业卢作孚）之首。并说：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1908年3月，盛宣怀将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年产钢7万吨，拥有工人3000余人；大冶铁矿年产铁矿砂50万吨，拥有工人1000余人；萍乡煤矿年产煤60万吨，拥有工人3000余人。张之洞在武汉还兴办了湖北布、纱、丝、麻纺织四官局（湖北织布官局、南北两纱局、湖北缫丝官局、湖北制麻官局）和另外10个中小企业。同时，他全面推行城市建设、交通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一系列“湖北新政”，促使武汉地区近代化，出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随着工矿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成长壮大，越来越多的官僚、买办、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商业，为武昌首义奠定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

张之洞“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育人才”，对废除科举制和奠定近代学制，作出了贡献。他先后开办了两湖书院、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武备学堂和一批实业学堂、师范学堂、普通学堂，据说到1902年，湖北共有各式学堂200所。他还力主派遣留学生出国，当时官费留日学生以两湖最多，占全国1／4。张之洞兴办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维护清朝统治的人才，然而他所培养的许多学生却成为革命的活动家和宣传家。1900年，由他选派的留日学生唐才常、傅慈祥等发动了“不认满洲为国家”的自立军起义。黄兴、刘成禺、张继煦、尹援一、窦燕石等人在日本创办和编辑了《湖北学生界》（自第五期后，改名为《汉声》）和《游学译编》，其“所译著之文字，皆以民族、民权为依归。两湖革命思潮，多发源于二杂志矣”。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写了《猛回头》和《警世钟》两本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湖北武备学堂学生吴禄贞到日本留学后，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黄兴、宋教仁、蔡锷、董必武、李书城，以及武昌首义时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张之洞培养出来的学生。清政府不得不承认：“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

编练新军是张之洞在湖北的又一重要举措。张之洞征募新军士兵的标准，以能识字为原则，文理粗通者更好。因此湖北新军不仅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而且文化素质较高，“新军士卒，多文人投笔为之”。新军军官也大多由留学生充任。文化知识的需求把新军军官和各学堂的学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湖北新军的思想很开明，十分有利于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湖北的革命团体，首先得到军界的支持。革命党人又确立了运动新军参加革命的目标，他们甚至投笔从戎，到军队中去做艰苦的宣传、组织工作。刘静庵、蒋翊武、张难先、刘复基、王宪章、能秉坤、彭楚藩等纷纷投入新军，改变了新军的政治素质。吴禄贞认为：“扩充新军就是增加同盟会的势力，因新军所需之将校，多数取材于日本士官毕业之学生，可以供同盟会之利用也。”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新军中的会员达到5000人。“不数年间，竟将政府的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就这样，“种豆得瓜”，湖北新军以清王朝掘墓人的身份载入史册。时任湖广总督的瑞瀓说：“总督张之洞费十数载之经营，糜数千万之库帑，辛苦选练，而不料均为匪用也。”清廷史官恽毓鼎认为，清朝自导灭亡的原因有三：一是派东洋留学生，二是编练新军，三是推行立宪，而其“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清朝官员的怨恨恰恰从相反的方面证明，张之洞为维护清朝统治的种种努力却在客观上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张惠民

列强盛衰与中国边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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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提出“外族盛衰连环论”，即唐朝的空前盛业，与外族相互间的攻守强弱密切相关；这一卓论将中国放到一个动态的政治力学结构中去研究，使人折服。外族盛衰在中国强盛时尚有如此影响，在中国衰落时，外力的强弱对局势的影响可想更大了。

不稳定均势：1840-1913

鸦片战争后，一向封闭自足的中国门户洞开，欧洲列强在英国炮舰打开的缝隙中蜂拥而入，激烈地争夺在华利益。他们在东亚的利益常常彼此冲突，以至于各驻华使节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时刻观察其余列强在中国的举动，不使之侵犯到本国在华利益；而中国的内政反不在观察的重点范围之内。尽管列强都毫无尊重中国本身力量的意愿，但这种互相提防、制约也使不管哪一个大国，如果想不顾他国在华利益，独自吞并中国，都要遭到其余列强的联合反对。

1870年前后世界发生一连串重大政治变局：德国/意大利的统一和兴起、美国内战、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改革内政，并将扩张矛头从欧洲移向东方；而英法则分别忙于巩固自己的殖民地及与新兴列强竞争。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平稳成功，免遭列强干涉，与这一时代给它的运气不无关系：列强都没有腾出手来打断这个遥远列岛上的改革措施。

这一时期中国则受困于残酷内战——太平天国战争死亡人数一般估计达2000万人。随后则是短暂的“同治中兴”和地方势力的兴起。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体制内改革的最后希望破灭了，清王朝之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等到1880年代末，西欧列强完成欧洲的瓜分，俄国也已在1885完成对中亚的占领，现在轮到了中国。毫不奇怪，下一十年就成为列强在华激烈竞逐的时代，1890年代因而也是中国近代边疆危机最严重的时代。

在19世纪末期，没有人怀疑列强会以更粗暴的手段对待中国。继甲午战争中令人沮丧地惨败于日本后，为偿还对日巨额赔款，清政府对外大借款，列强趁机施加种种压力。1898年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大灾年，接连向俄、英、德等过割让旅大、威海、九龙、胶州湾等地。在华的列强对了自身利益，进行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活动。德国为离间法俄同盟而支持俄国，而英国又支持德国1898年租借胶州湾，并且只要该地愈偏北，将愈“受英国人之欢迎”……“将使俄国独占华北沿海的局面宣告结束。”英国为阻止俄国势力过强，扶植日本，日本得到这一保证后，再无后顾之忧，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但战后不久，英国却出于遏制德国的目的，又于1907年与俄国结成同盟。历史学家罗曼诺夫曾恰如其分地描述这一时期：

那几年（1895-98），北京的总理衙门简直变成了交易所、公证所，经常挤满了带着译员的外交官，一连几小时、几天、几星期地在那里讨价还价，进行种种交易，核对和签署各项条约、协定、税率表、界桩和哨所清册等等，不时提高嗓门，“激动”起来，用五花八门的外交名词吓唬人，什么“郑重知照”、“严正声明”、“强烈要求”等等，目的在于以“严重后果”的前景使清朝官员产生“深刻印象”。（《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

这种喧闹犹如菜市场的场面，虽然都是因为分脏不均而引起的激烈争吵，但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使列强都有所顾忌，难以骤然下手，例如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割占辽东，性子太急了，侵犯列强利益过快，俄德法三国就联合干涉，逼它把吞进去的再吐出来。其情形恰似一群恶汉各举刀叉瓜分蛋糕，彼此提防他人，如果有人切得过大过快，旁人立刻就要反制——虽然这种反制本身是因为他自己想吃蛋糕，但至少能保全相对还算完整的蛋糕，不至于切得太快。

至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当时还不是一个受尊重的势力。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第二天，法国驻柏林大使问德国人“美国将会怎么说？”后者回答道：“不会说什么的，要知道，他们既无海军，又无陆军。”德国人用欧洲的尺度来衡量美国，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1900年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在客观上是调和了一点列强在华的利益，这一政策构成此后百年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即不使该地区出现一个排他性的力量。

当然，天真地指望“以夷制夷”也未必成功，因为互相冲突的列强利益也能自我调整。这一点在1907年尤为明显。这一年3月，日俄签署第一次密约，分别承认对方在朝鲜和外蒙古的特殊利益，而“不阻挠此种关系之继续发展”；6月又签定日法协定，相互承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8月，英俄相互承认对方在西藏、阿富汗的利益，并就划分伊朗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

当时英、俄、日在中国边疆地区的私相划分势力范围，如果能予以协调交换，实不难胁迫中国政府承认。清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907年4月，清政府宣布将满洲改为行省，这是加强边疆戍守的一个明确信号。

接下来的数年内，时局大变。清王朝迅速崩溃。而英、俄虽然分别在西藏、新疆造成了牢固势力，最终却来不及巩固。民国成立后，一度想进军西藏，遭到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强烈反对和武力威吓，最后被迫取消；1913年10月，英国在西姆拉会议上强行攫取在西藏的利益。如果假以时日，英、俄不难像日本占领台湾、俄国占领外蒙那样，将西藏、新疆分离出去。然而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日美对立：1914-1945

对中国来说，一战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欧洲列强势力在东亚的退潮——二战则使欧洲列强从东南亚、南亚退出；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则退出中东、非洲；势力逐步由远及近收缩回欧洲。邹谠认为一战后远东日美对立支配局势，是一个“根本变化”的力量组合，美国得以“公开实行它的远东政策”，而不必像以前那样担心遭到列强的反对——但日本也是如此，结果这种对立的加深必然带来均势的崩溃（《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一战前，德国本是对瓜分中国最积极、吃相最难看的一国，但它已遭到重创，它的眼光再回到东亚得等到1978年以后；英、法、意各国也无不把重心移回欧洲。最贪婪的俄国爆发革命，急于内部建设和备战，无意在东方挑起战争。一战的爆发，几乎是在千钧一发的关头解决了中国西部新疆、西藏的边疆危机，晚清时人恐怕很少能想到这两个边疆省份竟能幸免于瓜分的命运。拉铁摩尔曾说，民国时新疆汉人“不论是经济、政治或军事，并没有实际的力量，只是因为不太令人反感所以被接受”，如果俄国有扩张的积极愿望，新疆几乎必然步外蒙的后尘。

欧洲列强的削弱给中国西北、西南（以前对西南边疆最具威胁的法国也已遭重创）边疆带来了极难得的喘息时机，现在压力主要转向东部：因为继之兴起的日美两国都是太平洋国家，其势力主要从东部沿海向内伸入，这一点和英俄法有很大不同。

一战造成的列强衰落是中国的侥幸，但这一局势的巨变却也带来新的危险，因为日本从一战中得到的好处比中国还多。本来财政已极端恶化的日本，在战后取得德国在东亚的利益，并大发战争财，1914年日本还有11亿日元外债，到1920年就变成具有27亿日元债权的债权国。对它来说，一战简直是“天佑”的。列强退出中国留下的权力真空，使得日本“旁若无人地向那里出现的空白扩张其权益”（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

可以想见，如无一战，日本不可能采取独占中国的方案，那必定要遭到列强的疯狂反对。实际上，英法等国害怕日本参战会趁机夺取欧洲列强在东亚的殖民地，特别害怕日本在中国取得主导性的优势地位，在当时并不欢迎日本参战。1890年代末，在欧洲列强对华大肆扩张利益时，日本的表现一般来说是相当温和与克制的，至少顾忌列强的反应，但现在，它觉得可以放手大干了。

一战前，日本对中国局势的支配有限，在外资中的比例也不大，但到1918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占中国当年商品进口的43.5%，比第二、三位的英美两国加起来还多。而且日本的殖民、贸易活动，经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他性，遂造成美国的强烈不满；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又参与进攻西伯利亚，没捞到多少好处，却与苏联更结下深仇大恨。到二战时，日本实际上要同时完成三个不可能的任务：击败美国、占领中国、与苏联为敌，这是它战略上的最大失败。如果没有一战东亚突然出现的权力真空，日本得以逐步发展其势力，对它来说可能更有利。

日美的利益冲突，最初起自日俄战争以后，当时就有美国军官假想日美开战后三周内，日本25万陆军会在加利福尼亚州登陆，沿太平洋的美国领土会落入日军手中并被日军封锁。但美国决策高层还不认为日本会这么疯狂，老罗斯福1904就曾说，日本如想称霸太平洋，就得击败英美荷海军，但这样“日本就要承担全部风险……很难设想日本竟会忽略这一点……各海军国家可能重创日本……摧毁日本的舰队并进而封锁日本列岛。”

1914年，美国助理国务卿Robert Lansing就曾说，“如果中国的领土完整问题将使美国在国际上陷入困境”，那么美国就决不能允许这类事情的发生。他当时矛头所指主要就是日本。但日本的决策层显然认为欧洲列强的无法脱身是千载良机，决定值得冒险一博，结果却是惨败。而对于中国来说，不管美国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重要的是：它至少是近代列强中唯一一个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的大国。而日本的扩张又与其利益高度冲突，如果一战后占支配地位的是英国，在西藏扩张，则美国几乎不可能为此而与英国开战，因为它在西藏并无相关利益。

中国自身力量的兴起，1945-1972

八年抗战艰苦卓绝，中国可说只是惨胜，但就大的局势来说，却有高度意义。中国在近现代史上第一次不再公开受制于列强的外力，至少在名义上得以列为战后四大国之一了。

在日本及欧洲列强的势力都从东亚/东南亚退出后，中国看来在近代史上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机会：即重建中国在本地区的传统霸权。但这个巨人本身极度虚弱，在胜利后不久便陷入残烈的内战，而它不论有无重建地区霸权的意图，都是现在太平洋上唯一的支配势力美国所不能容许的。

由于现在美国成了唯一强大的外部势力，它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中国下一个最痛恨的帝国。双方的矛盾在朝鲜战争中达到最高潮，直到双方都了解到想压服对方不切实际或代价过高。这一相互妖魔化的憎恨情绪，毒害了之后20多年的两国关系，并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更难以和解。

幸好，中美两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这事实上是中美和解的基本前提。毛泽东的警觉性在中国近代史上当数首屈一指，对无法造成中国边疆危机的东南亚国家及西欧国家、甚至日本，他都愿意表现高度的忍让与和善，但对美苏两国，他可以说从未放松警惕，并决心不再使中国重新出现边疆危机。

苏联在完成国内建设后，自1950年代起表现出对外部事务的高度兴趣，插手中东、非洲、拉美、甚至东南亚的国际政治，这一些对多疑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对毛来说，无论对方是什么意识形态，只要危及中国的边疆，他都要无情地予以反击。但他领导下的中国，这种对外患的戒备在外人看来是一种反应过度的好战，反过来又使中国与周围国家关系紧张——但仅仅“紧张”还是比实实在在的受威胁和宰割好得多了。

尼克松访华前曾说，之所以他去北京而不是找第三地会面，原因之一是为了满足毛泽东的自尊心。也许这对中国人来说同样重要。即使是与美国作为盟友的二战时期，罗斯福对中国的看法也不包含对中国本身力量的尊重。尼克松的访问，在这一意义上也是一个重要象征；同样，在中美建交后，东南亚各国及日本等纷纷与中国恢复外交，也暗示着美国对这些政权外交的支配程度。

现代“中国”版图的缔造者???

其实准噶尔汗国后来还控制了西藏领土面积比当时清朝还要大，立国100多年，兵威所向，打得中亚其他厄鲁特蒙古人，突厥人，西藏人，咯尔咯蒙古人全都不是对手，清朝征服它也足足用了67年（1690-1757）。清准战争，实在不是中学历史书上说的简单的平定“上层封建主叛乱”。

夏天我读《中亚史》，特别是哈萨克汗国被准噶尔汗国欺负的历史，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从教科书里来的感觉准噶尔"部"不过是一个部落,没想到其实它本是一个强大的,正式的国家;以前总觉得它自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想过它其实本和中国没有隶属关系。倘站在17世纪人的角度，自从751年唐朝退出西域，中原政权就再没有牢固统治过这个地方，那些厄鲁特蒙古人和突厥人（哈萨克人,希瓦人,浩罕人,布哈拉人）一样,如何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是,18世纪中叶前后,"中国"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以后的中国,其实是清朝利用武力,把以前的六国一地区-满洲(1),明,瓦剌(卫拉特，或厄鲁特)鞑靼(喀尔喀),察哈尔部蒙古,科尔沁部蒙古,加上郑氏台湾-统一为一个国家.这里面,卫拉特蒙古又先统一了叶尔羌汗国和西藏(2).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的概念本是在九个或可能更多的国家与地区基础上,在18世纪中叶以后才漫漫发展起来的.在清朝之前,除了满洲的南半部和台湾(3),当地居民都没有对中国的认同(尽管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曾被中国短暂征服过).今天的各族,特别是蒙古族(4),对中国的认同是来之不易的,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发扬和维护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上推他们在历史上对中国的认同.应当承认,准噶尔汗国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正如今天的图瓦和布利亚特蒙古在18世纪本不是俄国的一部分.

中国,和世界上许多的大国一样,都是滚雪球滚大的.正如罗马本只有半岛一城,阿拉伯本只有麦加和麦地那,英国本是三国(英格兰本部在统一前也有7国),俄国本是一内陆公国,美国本只有东海岸13州."罗马","阿拉伯","英国","俄国","美国"这些个概念,都在特定时间,特定空间内方有意义.倘说巴比伦和古埃及本是阿拉伯的一部分-因为7世纪后这两个地方就归阿拉伯帝国,当地居民今天也认同阿拉伯文明-则是忽略了"国"或文明的特定时间与空间限制."中国"概念的滚雪球,在历史上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春秋时期楚吴越三国对南方的经营,第二次是秦汉对河西,南越,闽越,西南夷的征服(西域之征服不稳定),之后稳定了近2000年,第三次就是清朝对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的稳定统一.

今天"中国人"概念的内涵,与历史上"华夏","汉人","唐人","明人"的概念皆不同,是清朝中叶以后方形成的,不过200多年历史.今天认为是中国的很多地方,400年前无论是"中国人"自己还是当地人都不认为是中国.

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不应该再去纠缠"成吉思汗算不算中国人"这样的问题,而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承认"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 既不用现实来曲改历史,也不用历史上的仇恨来算无谓的历史帐.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不服务于现实政治要求(如西藏问题,台湾问题),而服务于历史科学本身的要求,才是真正的研究历史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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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意一个事实,奴尔干都司存在只有26年（1409-1435） 宣德之后明仅能控制辽东一带,东北其他地区其实已经获得了事实上独立
2-1368-1642年之间西藏其实有自己的政权,如帕莫珠巴王朝和噶玛政权,统治者是蒙古人,不受明政权束缚,1642-1720年间为厄鲁特蒙古统治时期;其世系见http://www.friesian.com/perigoku.htm#tibet4.1368-1720年间,中央政权对西藏其实没有实际的控制, 甚至在大多数时间里也仅有和朝鲜越南类似的隶属关系。明史西番传(http://www.shuku.net:8080/novels/history/msqztyz/ms331.html)和地理志( http://www.shuku.net:8080/novels/history/msqztyz/ms040.html )显然是按属国来对待吐蕃(明史用语)的.
3-明代自洪武二十年(1387)废澎湖巡检司,台澎不为领土.当时台湾居民主体为今日之高山族,本身也非土著,而是隋唐时期迁入的马来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复设澎湖巡检司,澎湖重入版图,但台湾不在辖内.中国人,日本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对台湾的扩张其实几乎同时.万历三十二年(1604)，日人山田长政攻鸡笼番，胁取其地。万历四十三年(1615)，德川家康以兵三千与村山等安以取台湾.天启四年(1624)，颜思齐郑芝龙率其党入居台湾,开始建设海盗政权;同年荷兰人从澎湖被明军击败东入台湾;天启六年(1626)西班牙政府自吕宋派远征军入据鸡笼.中国居民超过日本人和当地土著,开始于荷兰人统一台湾后,从中国大陆大量招募劳工.郑成功入台时,原住民有十五到二十万而汉人仍不过五万,郑氏末期,汉人大约有十多万.清朝征服台湾(1683)距台湾居民认同中国至多不过60多年
4-清朝建国前期（1644-1757）100多年，领土大体上和西汉武帝，唐中期差不多。乾隆期间翻了一倍。后期领土收缩，比较汉唐宋明诸朝，收缩幅度最小.察哈尔部和科尔沁部蒙古构成内蒙古,卫拉特蒙古在新疆青海一带,已经基本认同了中国,恐怕是极重要的原因.可惜的是喀尔喀蒙古现在独立了出去.

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

       日本、朝鲜和中国，渐渐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象征着“东方”看似同一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

　　就在清帝国看似最兴盛的时代，朝鲜到中国的使者们却看到了已经不再“中华”的帝国风景，于是不再认同这个原来仰视的宗主国；而日本人在对中国漂流商贾的观察中，也表现出来一些微妙的、发自国族自尊的轻蔑和警惕……

　　一、傲慢的漂流者

　　日本千叶县安房郡千仓町。

　　这一年是日本的安永九年，中国的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月的最后一天，海上漂来一艘商船，船上是七十八个筋疲力尽的中国人。那个时候，日本正是锁国时期，通常外来的船只能在指定的长崎停泊，可是这一只大船，显然是遇到风浪，无奈之下漂到了这里。从留下来的日本文件中知道，这艘船名为元顺号，船主叫沈敬瞻，是姑苏人，四十二岁，副船主叫方西园，是新安人，四十五岁。船上一共装了白砂糖二十六万两千五百斤、冰砂糖五十桶一万二千五百斤、各种药材，像甘草七万五千七百三十斤、山归来五万五千八百斤。有点儿奇怪的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这艘开往日本的船上也载了鸦片三百五十斤，而且还装载了现在动物保护组织特别痛心疾首的东西，犀角两箱二百二十七斤、象牙若干枝，以及虎皮十张。

　　船果然进了水，因为触礁的缘故。糖化了很多，冰糖也只剩下了十分之一，让船主痛心的是船上装载来准备贩卖大价钱的书画之类，更是损坏大半，好在性命保全下来了。很久没有见到外人的日本当地人，对这些落难船员还算宽容，虽然按规定不能让外国人四处乱走，但毕竟还是划出了一片地方，让他们在海边自由行动。不过，日久生厌的水手们在海滩拾虾、吹拉弹唱，到处闲逛，一直到了官厅前面，“横行于厅前而傲然不敬，吏卒呵而不退”，日本役人多少有些不悦，便要求船主沈敬瞻严加管束，一个叫做儿玉的役员甚至斥责“尔等不察，屡犯我禁厉，乱我清规，不独不从我令，又随对悍我吏人，何其无礼也”，口气很严厉。

　　没想到在第二天，官厅前出现了一封信。信是中国船员写的，里面的口气，好像也很不客气，大意是说，………………（下段略）

　　二、鄙夷的目光：夷狄与胡服

　　不断有中国船到长崎，也不断有一些遇见风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个地方（图2：日本人所画得泰号商船）。遭遇多了，客人和主人之间，常常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不过，并不全是中国人的错，当时日本人，多少有一些歧视中国人。

　　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据说是满清入主中国，让日本人觉得野蛮在中国已经战胜了文明，尤其是满清的中国人，都脱下了原来的汉族衣服，剃掉了受之父母的头发，编上了蛮人的辫子，这一点就让日本人觉得很鄙夷。仿佛老话说的“哪壶不开提哪壶”，他们明明知道中国汉族人对这种服色改易也很在意，他们偏偏就要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开已经渐渐平复的旧时伤疤。现在还留下不少当年日本人好奇的绘画，绘画中的清国人都是“辫发胡服”，与史书记载中的华夏衣冠和他们想象中的中华人物，已经有了很大差异，于是，他们特别仔细地询问，并且用画笔把他们的形象画下来，不仅是猎奇，也借了这种外观的描述，表达一种文化上的轻蔑。一个叫做伊东龟年的人，就对清国船员们的髡头辫发和上衣下裳很不以为然，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读书人虽然对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有钦慕之意，但是对现实清国的存在却相当蔑视。据学者说，清朝的出现，唤起了日本人对当年元寇的回忆，所以打心眼里对满清有一种敌意，因此在记载了服色之后，他不忘记添上一句:“大清太祖皇帝自鞑靼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盖是矣。”他们说，中国已经荣光失尽，因为满族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

　　日本人的逻辑很有趣，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衣冠已经成了野蛮胡服，满心地瞧不起，一方面要证明自己衣冠是文明传统，却又还得证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华汉服。因为只有证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华正宗，才能证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国。所以，他们不断在漂流人那里寻找自我证明。一个叫做关龄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东坡巾，告诉中国人说，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而且故意问中国人说，你们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衣服吧？中国船员仔细看过后，只好尴尬地承认，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清朝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见于演戏列朝服饰耳”。

　　不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来，音乐也一样有正、闰之分。他们追问中国船员，你们听过朝廷的乐曲吗？好面子的船员回答说，“细乐即唐时乐曲，但孔子祭即古乐”。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们觉得，既然中国现在被满清统治，而满清就是蛮夷，蛮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汉文化，音乐也一定是胡人乐曲。所以本田四明就追问，清朝的庙堂音乐究竟与古先王之乐有什么差异？尽管汉族船员一直坚持说“此刻祭祀与文王一般”，并引朱熹作证，说朱熹是宋朝大儒，四书的注释都是他写的，清国是尊朱熹的，所以朝廷的乐曲也一定是文王之乐。但是，这个叫本田四明的日本人却反唇相讥地说：“不待足下之教。四书集注，不佞初读之，疑礼学非孔子之意。已而广涉诸家，未尝知有谓古之乐犹存焉者矣。盖贵邦今上，由贲（坟）典以新制清乐邪？”尽管中国船员仍然坚持“今清亦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新制未之有也”，但是，本田四明还是直截了当地说：“贵帮之俗，剃头发，衣冠异古，此何得谓周公之礼？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径庭，如何？”

　　在这种看上去义正辞严的话面前，中国船员只好以退为进，勉强遮掩应答说：“仆粗以见识，自幼出外为商，其诗书礼乐无识矣，恕罪恕罪。”

　　三、朝鲜人看中国

　　也是清代中叶。

　　中国船员不断东去，经海路到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很多朝鲜文人从陆路来华，他们经沈阳，入山海关，到北京来朝觐。一团团的使者中，不乏观察敏锐的文化人，他们留下的旅行记，记录了当时朝鲜人对中国的观感。说起来，旅行或者漂流，常常不仅是空间的移动，也是历史的迁徙和文化经验的变化。人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常常会有异样的感觉和异样的经验，人在异国的旅游感观，反过来，会成为他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通过“别国”来定位“我国”，就像找镜子来反照自身。

　　清代乾隆到嘉庆年间，表面上看是“盛世”，实际上就像《红楼梦》里说的那样，已经是大厦之将倾的时候了，可中国人对于外面的世界，大多还沉湎在两千年来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里。但是这个时候，朝鲜人对中国的感觉却不同了，尽管明朝覆亡已经百年以上，不知怎的，朝鲜人仍然对明帝国很依恋，在清国巨大压力的无奈之下，他们对朝觐胡人皇帝充满了怨气。私下里，他们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就在乾隆年间，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就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朋友洪大容写信，说明朝以后已经没有“中华”了。在他们心目中，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而不愿为彼之贵也”。

　　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就不把清帝国当作“中华”了。所以，他们对汉族中国人那么容易就归顺了满清，感到很不理解。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一个使者洪大容坦率地告诉两个打听朝鲜历史的中国人严诚和潘庭筠说：“我国于前明实有再造直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如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话，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汉族文人默默无言。

　　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清帝国来，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罢了。所以，清代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而对“大清”，确始终没有一点好感。


　四、大明衣冠对胡服辨发的自负

　　古代中国讲历史的巨变，常常提出个改正朔，一个易服色。改正朔就是纪年纪月用了新朝的历法，用新历仿佛天地就变了颜色；易服色就是脱了旧时的衣服，也就等于卸甲易帜，自动承认了新朝的合法。

　　至今朝鲜人的固执，仍然让人印象深刻。固执当然有些冥顽不化，一条路走到黑的意思，但固执有时也是坚守自家的传统，不那么随波逐流的基础。那个时候，朝鲜人对于自己仍然坚持书写明朝的年号，穿着明朝衣冠，特别感到自豪，也对清帝国的汉族人改易服色，顺从了蛮夷衣冠相当蔑视。“大抵元氏虽入帝中国，天下犹未剃发，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

　　其实，最初汉族中国人对于这种顺从或者说得彻底一些的“投降”，也一样感到屈辱。顺治十三年(1656)，一个朝鲜使团到山海关，路上看到“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在北京正式朝见后，也发觉“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但是到了清代中叶，时间流逝，这种屈辱感觉已经很淡了，满族的服装穿得也习惯了，辫发也都成了家常便饭，所以乍一看到朝鲜使节穿的明代衣冠，反倒有些好奇。可是，朝鲜人却觉得，他们穿着汉族的明朝衣冠，在心理上对满清帝国的汉族人就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好像的确如此，在他们面前，似乎很多汉族士人有一种自惭形秽，这使被迫朝贡的他们，在心理上很得到补偿。乾隆四十二年(1777)，一个朝鲜使者就记载说，“每与渠辈(中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为什么?因为“问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华之制”。朝鲜人觉得，清帝国的风俗已经不再是“华夏”，因为本来是儒家发明并很自以为正宗的礼仪，在中国的保存却反不如朝鲜纯粹，而正统儒家礼仪的破坏，让他们有了一种不认同大清的心理。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风气之后，从一开始就视满清为蛮夷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对清国的轻蔑之心。

　“旁观者清”好像是一个普遍现象。当汉人可能还在“当局者迷”，沉湎在乾嘉盛世的时候，朝鲜人已经发现了中华帝国的干疮百孔，“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朝鲜人再也不承认文化中华在清帝国了。

　　五、重编历史：辱及圣上与祖先

　　不止是在衣服上，也不止是在音乐上，日本人对清帝国的敌意和鄙夷，在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传闻和消息中，不断地流露出来。

　　就像小孩子以侮辱对方长辈．当作战胜的象征一样，日本人也想象出了一些很伤人的话题刺激漂来的中国人。一个叫野田希一的人，在与得泰船的刘圣孚聊天时，就明知故问：“贵邦太祖出何州?”以为可以蒙混的刘圣孚，便半遮半掩地回答：“出于江南。”但深知内情的野田立即戳穿，说：“吾闻贵邦太祖，起于长白山下，不知此山在江南何州?”这活很厉害，如果皇帝不是出自传统的华夏地区，而是出自关外，那么，怎么可以说清国延续中华文化血脉?刘圣孚—时不知如何回答，所以，在一旁的船主杨启堂便只好给刘圣孚解围，说：“先生博识，于吾邦书无不通。而今刻问及，故圣早言然耳。此故在他人秘之，独与我公说何妨。中夏为外狄驱逐，故去发四边，亦自天运循环之道。”谁知道，“天运循环之道”这种已经退让三舍的话，也招来野田的一通教讥“天运循环，盛则衰，衰则盛，天下盛久矣，焉知无如皇觉寺僧出而长四边之发哉?”

　　只好忍气吞声，但是设想到，接下来野田又说出一个更惊人的传闻“我邦越前人，前年漂到**奴儿干地方，观门户神画源判官义经像云云，世或称贵邦太祖为源判官后，不知贵邦有传之者乎?”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德川曾自称“源氏”，是新田义贞的子孙，新田氏是清和源氏的—支，而清和源氏是九世纪中叶清和天皇之子，如果清太租是源氏之后，那么算起来，清代皇帝应当是日本贵族的分支后裔。

　　辱及圣上，而且公然表达我是你祖宗的意思，这在汉族中国人，本来是不能容忍的事情，可是一败再败，气势已馁之下，同时在场的一个汉族人朱柳桥也无可奈何，只好勉强承认说：“以前观日本书，我朝太子先世姓源，系日本人，今忘其书名。我邦或传以康熙帝自言云，均不知其信。”如果真的是康熙自己说的，连皇帝也成了日本人：对这种不可证实的传闻，日本人相当得意。因为，在日本人的心门中，汉唐中华已经消失，中国与四夷的位置已经颠倒。他们虽然承认中国是大同，日本是小国，但是，当他面对汉族中国人的时候，又专门强调“有土之德，不国之大小，众叛则地削，桀纣是也，民和则天下一，汤武是也。敝国邃古神功皇后征三韩，光烛海外，至今千万岁，一姓连绵，生民仰之，可不谓至治哉?此聊敝同之荣也”。

　　六、人在矮檐下：中国船员的无力反驳

　日本人的轻蔑与傲慢，让中国人很不舒服，漂流日本的中国船员虽然落难在异邦，但是，心里仍然有一种习惯的大国意识，所以，当本田说了这一番为日本张目的话头之后，一个叫张谟弟的人就很不服，不便直接反驳，就想方设法迂回地反唇相讥。他避开活头，以长崎风俗为例，说“长崎通事，其[兄]亡过，将嫂收为妾”，意思是尔乃蛮夷，居然弟娶兄嫂。同样，当—个叫野田的人故意捅清人忌讳处，在被逼无奈下，那个朱柳桥也只好以攻为守，转而说“苗俗有跳月之风，任人自力配偶，今日本男妇，亦多野合者，国法不禁”，意思是说，你岛夷婚娶不以媒妁之言，国法也不禁野台。这当然有反唇相讥的意思。

　　毕竟在他人屋檐下，中国人的反击似乎只是偶尔一现，倒是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在刘话中处处显现，就连山水风光的议论，有时也成了另-种“竞争”。一个日本人询问汉人说“芙岳(富士山)秀绝，孰与贵邦天台山?”中国船主杨嗣元就说：“芙山较天台山一色，但天台…能使人上去游玩。”但是，这个日本人却显然把比较当成了比赛，于是，便故意追问“(天台山)二夏戴雪么?”当杨氏回答没有雪，因为地气比较嗳的缘故时，他就得意地补充，“(天台)果然不及芙岳也，若其绝高，假在南海[终](中)[年]戴雪矣”。这种无端自负，顿时使得敏感的杨“默然无语”。

　　我总觉得，如果说原来处在朝贡体制中心的中国人，还始终沉溺在天下中央的想象中，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国族意识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朝鲜人和日本人，国族意识就已经很浓厚了，不仅是在说话中彼此角力，就在互相了解中也一样相互提防。举一个例子吧，虽然漂流到日本的中国船员，并不介意日本人借阅中国的历书；探问中国的知识和政治，但是，当中国船员反过来打听日本情况的时候，日本人却相当警惕。杨启堂向野旧氏借阅日本地图，他就说，这“是吾邦大禁，不许外人看”，
　　当他们义向野田打听日本谁懂得天文地理时，他又警惕地说，“天师府中之事，不与外人道，恐泄天机”。

　　七、“东方”、“中华”：渐行渐远的中日韩三国

　　近代以来，日本人脑子里面的世界图像中，有过“入欧”，有过“兴亚”，有过日本、东洋、西洋的三分世界观，可是，中国人却习惯了以“中国”与“西方”(中西)或者“东方”与“西方”(东西)进行比较。深究下来，中国这种总是以“西方”’为背景的比较方法，其实和晚清的“中体西用”或者“西体中用”的观念一脉相承，人们的注意力始终是落在整体的“东方”或者“中国”，以及作为他者的“西方”(欧美)之间，人们动辄想到的就是“东方”与“西方”，倒不太把身边的朝鲜和日本作为文化对比的背景。

　　这当然不奇怪，因为中国人从来就习惯了“中国”等于“东方”，中国的他者就是“西方”’，好像这个“东方”的内部，似乎总是具有文化的同一性，而没有多少文化的差异性似的，即使说到“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和“外”，也主要是讨论中华文化“光被四表”．“广传四裔”的历史。

　　这显然是不适当的，至少在明清是不适当的。如果我们仔细看明清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东方”，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在文化上已经不是一个“中华”，在政治上已然是一个“国际”，而在经济上，“朝贡体制”虽然还维持着，但是日本、朝鲜与中国实际上已是“贸易关系”，东方(其实是东亚)各国之间，渐行渐远，彼此之间原来的文化认同，更已经全盘崩溃。正是这种崩溃，使得各自面对西方的时候，便有了后来历史的巨大差异。

　　如今，欧美学术界也罢，中国学术界也罢，对于欧洲人到中国来的旅行记格外重视。这当然是因为这体现了两个不同文明的对望与审视，在彼此的差异中可以相互发现并发现自己。这些欧美著作．话题大都集中在“西方”对“东方”的观察上，所用的资料也人多是涉及“东方”与“西方”的部分，但是，我总在想，这种西方对东方的观察，毕竟只是“异”对“异”。

　　西方与东方，是本来不相识者的迎头遭遇，所以乍一撞见，常常引发的是诧异、好奇和想象。然而，文化上本来“同”却渐行渐“异”的东亚诸国之间的互相观察，与这种东方与西方的彼此对视相当不同。日本、朝鲜和中国，渐渐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渐渐的互不相认，象征着“东方”看似同一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就在清帝国最兴盛的时代，朝鲜到中国来的使者们却看到了已经小再“中华”了的帝国风景，于是不冉认同这个原来仰视的宗主国；而日本人在对中国漂流商贾的观察中．也表现出来一些微妙的、发自国族自尊的轻蔑和警惕。一个曾经到过北京、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这个帝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他不再去想“中华上国”的昔日风华；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日本文人也说，感谢大风，让元朝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也感谢大海，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帝国离开好远，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去想这只是“一衣带水”。

　　葛兆光《书城》杂志月刊2004年第9期，转自鉴知堂网站。

义和团的真相：笼罩中国一百年的阴影

           转自真名网 www.zmw.cn/bbs

　　对于义和团运动，我相信很多人和过去的我一样知之甚少（确切的说只知道教科书上的几句评语），也不会认为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不过，在现在这个一切都在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回过头去省视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同样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无疑会对我们产生帮助。就如先哲们曾经预言的那样：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一，义和团的起源
　　
　　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教会组织。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传教者中间良莠不齐，不过就以几个传教士的能力，又能做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为何能够掀起这么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
　　
　　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是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做“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
　　
　　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经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们不会相信这一套，不过当时的义和团自己也到处开坛做法，人们自然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
　　
　　二，义和团的兴旺
　　
　　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是在民间的话，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不过很不幸的，这股力量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之中并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之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为浩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了祸（杀死了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的.，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再说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说起这个徐桐，后来鲁迅曾说他“只知道世界上有英格兰、法兰西，却不知葡萄牙、西班牙，认为那是洋人要得太多不好意思了，所以才编出来的”，而这位徐中堂正是后来义和团的实际指挥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二十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二十三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二十五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
　　
　　六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他们称"所烧皆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庚子记事》第13页）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五十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五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因为义和团仇视一切育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
　　
　　三，义和团的衰亡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甚至于为了保私仇，天津的义和团还从背后攻击正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清军聂士诚部。
　　
　　六月十二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十八日，八国联军陷天津。二十七日，主和派官员许景澄、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七月初四日，慈禧将许景澄、袁昶处死。十七日，又将同样为主和派的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次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逃走。
　　
　　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
　　
　　四，后世对义和团的看法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甚至于，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我D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可见就在义和团之乱的几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者们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
　　
　　五，登上神坛的义和团
　　
　　义和团被美化甚至神话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提出了"在甚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甚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M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论文集）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当然其中不包括关于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等迷信的东西。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文革。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十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
　　
　　六，回首再看义和团
　　
　　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现在义和团仍被冠以“反帝爱国运动”的美名。不过，这个“反帝”的头衔实在是太过牵强，因为他们分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而且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轮船、电线杆等等。至于“爱国”更是何以见得，光是被他们杀死的国人数量远远在洋人之上，最后还害的中国人又受一次耻辱，说“害国”恐怕更为确切。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西方列强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文明，同时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人的利益。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他们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去。相比之下，义和团与文革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鼓励，并被用于政治斗争中去；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之后，随之而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其中一种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科学、制度等等，另一种则反对对现状做任何改变，这两种不同思想的代言人就在短短几年中各自登上了一次历史舞台，并且都以失败告终。这两者哪个更先进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直到陈独秀提出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广为接受。
　　
　　义和团虽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未从这个国家的上空散去。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无疑是有着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