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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海禁以及倭患、汪直和海商

《明朝海禁以及倭患、汪直和海商》一
碧血汗青

明朝中叶，东南沿海倭寇为祸，生灵涂炭，是为当时九边之外的又一大边患。
幸得当时武有戚继光、俞大猷这两大不世名将，而文臣如谭纶和胡宗宪等督抚大吏也都大力支持剿除倭寇，因此“俞家军”和“戚家军”两支精锐，杀敌灭寇，歼灭倭寇无算，东南沿海方得一时安定。时有漳人为民谣道：“戚虎俞龙，杀贼如土”（《防海辑要》），倭寇畏称戚继光为“戚老虎”，有明一朝则把谭纶和戚继光这一文一武合称为“谭戚”，以彰其功绩之彪炳。
而在谈论明朝倭患时，时常会提到一个明朝人叫汪直的，也称王直，大多称他为汉奸，指其为倭寇做向导为祸内地，所以寇害尤深。
但汪直此人的身份，实际上长期以来都是有争论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此人到底是海盗还是汉奸这个问题上。其实说他是海盗也是不太准确的，严格地说，汪直所部是一个势力庞大的武装走私集团，也就是明代历史研究中经常提到的“海商”。海盗一般主要指在海上或沿海地区以抢劫船货、财物为生的武装集团，而汪直势力显然不是靠掳掠为生，缺乏海盗的普遍特征，因此更符合走私集团的定义，所以准确地说，汪直是个武装走私集团的头目。
至于他是不是投靠了倭寇成了汉奸并给他们做向导入侵内地，这需要仔细分析，我们不妨就他到底是海商还是汉奸的问题来讨论一番。

一， 中日邦交和明朝的海禁

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起自于元朝，在明朝实行海禁后，其祸害程度逐渐达到顶峰。
在元朝以前的中日两国关系，自正式邦交以来，主体上基本是友好的。
中日两国之间的正式邦交，应该起始于三国时期。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倭女王卑弥呼遣使来华，魏文帝曹丕很是高兴，于是互赠礼物，并诏封其为“亲魏倭王”，对两位使者也都有封赏。日本其时颇依赖于中国，甚至国内有宗室纷争，亦要来华找曹丕分辨曲直，求为仲裁：“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三国志》）。而日本近年更出土了曹丕所赠之五尺宝刀及铜镜，器物上所铭年代与与《三国志》无异，由此可知记载不虚。
到蒙古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听信高丽人赵彝之言，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至元十八年两次远征日本，结束了两国自三国到唐、宋以来相对友好关系，开始了敌对状态，进而东南沿海开始出现倭寇。
为了对付倭寇，元朝先于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取消了市舶机构，并“禁商下海”，在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又重新恢复，至大四年再度取消。而日本政府也因为恐惧元军的再度入侵，因此加强海防，终元一朝不曾与中国来往。
到了元末明初，由于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人所部多有水师，而他们在被朱元璋消灭后，部下颇有逃至海上在两国间以走私和海外贸易为生的，甚至后来的明建文帝，也有说是去了南洋，而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就有人认为是去寻找建文帝，并试图将其消灭以绝后患的。
于是朱元璋在消灭南方敌对势力准备北上灭元前，很担心南方敌对残余势力勾结倭人入侵沿海，因此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二年、三年、五年数次遣使去日本交好，但日本这时正好处于南北朝交战时期，道路为南朝所断，朱明交好的意图未成，因此开始实施海禁政策。到后来日本南朝为北朝所并吞，有相当部分武士成为了为浪人，部分浪人则沦为了海盗，前来骚扰中国沿海。但因为此刻明军战斗力强盛，水师也堪称一流，外加日本也是战后百废待兴，所以倭寇属于零散现象，没有形成气候，为祸不算太大。
只是倭寇的出现，却使得明政府采取了一项重大的错误政策，也就是开始全面地绝对禁止民间海上贸易的海禁政策。
根据《明史》记载，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令关闭了“太仓黄渡市舶司”；七年，撤销自唐朝起就担负着海外贸易功能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官方海外贸易市场彻底关闭；十四年，“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此刻连素与明朝交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及文化交流了；十九年，废昌国县；二十年，强行将舟山岛及其他四十六岛（山）的居民全部迁入内地；二十三年，再颁“禁外藩交通令”；二十七年，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海外产品；三十年，再次颁布法令，禁国人下海通商。
为了加强海禁，彻底断绝沿海地区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朱明政府又在《大明律》中规定道：“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同时，对持有和使用、买卖海外产品的百姓和商人，也实行了严酷的制裁。如前所说于洪武二十七年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番香、番货等物一条，就有对应的制裁政策：“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发边卫充军。”
而在日本，当南北朝混战结束整个社会恢复到一定程度后，便开始感受到了明朝海禁带来的影响，尤其是高、中档消费品和奢侈品的严重缺乏，让幕府和各大名以及上层社会深感不适，而丝绵、棉布、铁器、茶叶、药材等大量的生活用品及物资的的缺乏，也给百姓生活带了极大的不便。因此在应永九年（公元1401年），后小松天皇遣使入明朝上表，这是明朝开国后日本第一次递交的正式表文。
在明成祖朱棣，也就是永历大帝即位后，日本又再次派遣派使者来华，成祖也派出了左通政赵居任出使日本，并发给日本政府“本”字勘合一百道，“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明史》），同时令日本禁止倭寇骚扰我沿海地区，这就是所谓“勘合贸易”。
事实上勘合贸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贸易，而是一种朝贡性质的交换行为。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明朝，在收到日本等国送来朝贡品后，多以几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以及物品回报，“诏日本十年一贡”，也表明了这一贸易的性质。由于勘合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资短缺的局面，所以在永乐初期两国关系的发展还是比较良好的，日本政府不但几次进贡，甚至还将抓获的倭寇送交明朝来处理：“明年十一月来贺册立皇太子。时对马、台岐诸岛贼掠滨海居民，因谕其王捕之。王发兵尽歼其众，絷其魁二十人，以三年十一月献于朝，且修贡。帝益嘉之，……而还其所献之人，令其国自治之。使者至宁波，尽置其人于甑，烝杀之。……五年、六年频入贡，且献所获海寇。……八年四月，义持遣使谢恩，寻献所获海寇，帝嘉之”（《明史》）。
只是这么小的勘合贸易数量，并不能完全解决两国贸易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为了争夺和明朝的贸易权，两个日本使团还在中国爆发了一场“争贡之役”，并因此在沿海地区引发了一场小骚乱。
而有贸易需要的也并不只是日本一方，当时中国南方地区对出口贸易的需求也相当迫切，所以虽然两国政府都严加镇压，但两国走私集团以及倭寇的活动还是加剧了。明朝政府曾因此向日本政府问罪，而日本的日向、大隅、萨摩三州刺使岛津腾存忠，也派遣使者奉表来明告罪，但指出倭寇并非是日本政府支持的，属于民间犯罪行为。
此后，由于日本本土开始进入战国时期，将军和天皇已经不能对各地大名甚至土豪有实质上的控制，因此，部分大名和土豪乃至寺院，都开始悄悄在两国间进行走私活动。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故其船队多有带武器以防备官军抓捕，因此这其实是武装走私。但是，其中也有部分失去了藩主的日本浪人，甚至一些比较贫困及势力弱小的大名、土豪、寺院派出的船队成员，见明朝海防松懈也开始乘机掠夺财物船货，成为了海盗，也就是倭寇，不过这是一种主体是贸易，间杂抢掠行为的倭寇，因此规模不大，也没有形成职业集团，。
说到明朝海防松懈倭寇乘机掠夺沿海这个问题，如果从根本上来看，这还得说明朝政府的不是，至少是因处理不当而导致。
在明洪武十九年时，朱元璋下令废昌国县，二十年又强行把舟山群岛等四十六岛（山）的居民全部迁入内地，但据明范表的《玩鹿亭稿》道，当时浙东沿海向无海盗，渔民们也遵纪守法以出洋打鱼樵柴为生，还没有进行海外贸易。
而明政府这一强行迁徙计划，虽然先不过四十六岛（山），但由于这些大岛屿承担着交通枢纽和市场、补给等作用，在失去了这些重要生活补给场所后，导致舟山群岛大小数百岛屿相继被弃，可这些岛上房屋、道路、水利等生活甚至军事设施却都一应俱全，放弃这些岛屿客观上给走私集团以及海盗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极好的温床，所以即使没有倭寇，也迟早会有安南寇、满剌加寇、佛郎机寇等等海盗出现。事实也证明，最后倭寇之乱的顶峰时期倭寇们在东南沿海落脚的据点，正是这些被明政府强行废弃的岛屿。如果这些岛屿当初不被废弃，居住着大量百姓并部队驻扎，倭寇们要想在沿海地区找个隐蔽而可靠的落脚点，可以说是很困难的。而现在随便找个岛屿就可以马上入住，连建设都不需要，又由于完全没有明军和百姓存在，所以相对很隐蔽，几乎没有情报外泄的担忧，这又怎么不叫他们欣喜若狂呢。
事实上后来明军在剿灭倭寇时，一直对倭寇的动向掌握困难，在沿海地区疲于奔命，是与此有着直接关系的。
为了“海禁”这个“片板不许入海”愚蠢的闭关锁国政策，朱明皇帝和政府以及那些所谓的国家精英、清流大臣们，强行毁掉了本国数以十万计的百姓家园，花费莫大的费用，百姓们被迫背井离乡损失惨重迁入内地，可结果却是给海盗和倭寇造就了便利条件，这可真是狠狠地自己抽了自己一个脆响的大嘴巴。
众所周知，在明嘉靖、万历年间的中国南方，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当时主要的工商业，是丝织业、棉纺织业、陶瓷业、冶金工业，另外则是茶叶和药材等行业，可类似丝织业这样的高、中档消费品国内市场并不是非常大。在一定的生产力下，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市场，生产方式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江南之所以早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当时民间海外贸易的大规模兴起有着极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正是十五世纪后欧洲各国新航路的开辟，才导致了它们的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譬如当白银通过国际贸易渠道流动时，它所经过的地方必然发生下述现象：物价迅速上涨，货币贬值，投机活跃。传统的经济关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而这却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的国家阶级关系的变化，因为在价格革命中，受损害较大的有两部分人：一是按传统方式收取定额货币地租的封建地主，他们的实际收入因货币贬值而减少，陷于贫困破产；二是城乡雇佣工人，由于他们处于被雇用的地位，而国家为保护雇主的利益，则一再颁布限制提高工资的法令，致使工资的增长幅度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幅度。
因此，在价格革命中获利最大的是商品生产的经营者，如手工工场主、资本主义农场主、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牧场的新贵族，还有缴纳定额货币地租的富裕佃农。
对英法等国家来说，价格革命还替他们初步理顺了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时期的价格体系。因此，在英法等国内经济体系能够较顺利地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国家里，价格革命有力地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所以，恩格斯才在《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中这样说道：“航海事业根本是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的”，而当时的朱明王朝，虽然拥有郑和下西洋那样强大的航海能力，却在此后反其道而行之，严厉打击中国本土海洋经济的发展，固执地继续着“重陆轻海”、“重农抑商”的祖训，就此扼杀了中国走向海洋、发现新世界的可能。
在一个崭新的“大航海时代”面前，面对海洋经济，中国历史在朱明王朝手上被强行扭转船头转了个U字弯。

二，“巨寇”汪直

汪直（又作王直），正是那时亚洲最大的民间航海贸易集团首领，同时与其并称的还有许栋、徐海等人。
汪直是徽州歙县柘林人，又称王直、汪五峰，号五峰船主。《明史》称汪直，黄宗羲则称其母为汪妪：“直，歙人，母汪妪”，而汪直之侄与义子也均姓汪，因此汪直似应该姓汪不姓王。
汪直出身应该比较穷苦，《筹海图编》说他“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则道其成年后，先与徐惟学等人做盐贩，但后来以为“国中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于是和叶宗满等人南下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海商生涯。
这是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的事情（《三朝平攘录》）。
嘉靖二十一年，汪直首航日本成功。然而，在明朝海禁政策下，汪直等人“往来互市”的海外贸易，显然是违法的。而汪直这个时候势力还不大，因此当他在得到了当时的最大的海商，他的同乡歙人许栋之帮助后，于嘉靖二十三年率领千人之众加盟许栋集团。在此期间，许栋集团以浙江宁波的双屿为基地，不断发展其海外贸易，汪直开始担任其“管库”，后来又转“管哨”，内外兼理，成为许栋集团的重要人物。其时，汪直“止载货往日本，未尝引其人来也。”（《筹海图编》）
一直以来包括史书上，大多也把许栋归为倭寇，但却往往只说其“诱倭”等等，并不见具体情形。事实上根据《闽书•岛夷志》的记载，一直到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4年)，许栋“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三人来市双屿”，仅以这三个日本人，而且很明显是到双屿来和中国互市的日本商人，来指其为倭寇，这显然是不足取的。
这是我们在看待明朝倭寇时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有明一代，基本上都把海盗及沿海地区与明政府对抗的武装集团概称为“倭寇”，事实上这是相当不严谨和含糊不清的，许栋集团就是个最明显的例子。许栋兄弟早年入赘马来，可以说算是半个马来人，而他的主要贸易伙伴则是葡萄牙和南洋一带商人，如马来、越南商人，日本和他的贸易以及合作时间都相当短，而来往人数也很少，根据记载，他在被击败以后想远遁的正是马来而不是日本，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满剌加”，因为他是入赘那里并从那里起家的。
事实上当时在这一地区最大的海外势力，乃是葡萄牙人而不是日本人。据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的《远游记》记载，自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葡萄牙人就在双屿和浯屿两处建立了较固定的“临时居留地”，在那里搭棚交易、存栈、过冬，并建有堡垒房屋，当时在双屿驻扎有1200多葡萄牙人，浯屿则有500多人，而《林次崖先生文集》中对也当时的贸易状况有着这样的记载：“佛朗机（即葡萄牙）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东、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甚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可见当时那一带最大的海上外国势力是葡萄牙人，而不是倭人。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以“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又因为许氏集团与当地政府发生了武装冲突，开始对双屿发起攻击。明军“破其巢穴，焚其舟舰，擒杀殆半”，许氏集团部分头目以及和他们进行贸易的坐商“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筹海图编》），后来又在海上“俘日本国人稽天，许栋亦就擒”（《明史》），自此许氏集团被消灭，而汪直集团则开始兴起。
不过，实际上朱纨攻破的确实不是海盗窝，而是个商港和贸易集市，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双屿港被破后，自四月七日被破到五月十日这一个月时间内，先后到达的各国商船竟达到了一千二百九十余艘之多，最后以双屿港被朱纨下令用泥土彻底填塞使其不能启用而告终。
幸好，来的都是是商船，如果双屿港真是海盗和倭寇基地的话，那么这一千二百九十多艘装备了各式新式火炮和武器的“海盗倭寇”船，恐怕只要一次就足以把江苏、浙江、福建一带全部荡平。
据《明史》载，次年朱纨在福建又捕获了和葡萄牙人交易的九十六名违反海禁政策者，据他说罪名是抢劫，所以不予申辩就将他们全部斩首：“其年三月，佛郎机国人行劫至诏安。纨击擒其渠李光头等九十六人，复以便宜戮之”。
先是朱纨严格实施海禁时，民间以及部分士人就反弹极大，“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因此当朱纨斩杀九十六人后，随即就被御史陈九德“劾纨擅杀。落纨职，命兵科都给事杜汝祯按问。朱纨闻之，慷慨流涕曰：‘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制圹志，作绝命词，仰药死。二十九年，给事汝祯、巡按御史陈宗夔还，称奸民鬻贩拒捕，无僭号流劫事，坐纨擅杀。诏逮纨，纨已前死。柯乔、卢镗等并论重辟。”
因此，关于这一事件明政府最后的官方结论，是“奸民鬻贩拒捕，无僭号流劫事，坐纨擅杀”，也就是说官方调查也认为是百姓违反海禁政策私下进行海外贸易，而和明军的冲突则是因为“拒捕”，不存在所谓的葡萄牙人、闽人“僭号流劫”事情。
其实这个事件的真相是，在嘉靖二十六年，被葡萄牙人逼债的许栋、旺直，联合福建海寇林剪一伙，抢劫了一直赖帐不还并威胁要告发他们的余姚县谢氏家产以抵债，而颇具势力的谢氏则勾结官府向上报称倭寇来袭，因此震动朝廷，最后酿成双屿被破，福建九十六人被朱纨抓捕斩杀的海禁大案。
平心而论，朱纨是个很称职的好官，站在他的立场上，他的行为无可指责，他尽忠职守最后甚至慨然以死明志，一心就是要为朝廷靖海，颇具气节和人格魅力，实可称是一个大忠臣。但悲剧在于，明政府的海禁政策，却是个错误的逆潮流政策，朱纨的死，绝不是他一个个人悲剧，而是那个时代和那个政府的悲剧，所以此后还继续发生着这样的悲剧，譬如胡宗宪、俞大猷、卢镗等人，甚至于汪直也是，无非形式不一样，但根源却是一样的。
汪直在接手了许栋残余势力后，将贸易基地转移到了定海的烈港，也就是烈表山。
此前汪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首领，即使他自己做航海贸易的时候，也是和人合伙的，一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成为了一个首领。而从他成为一个首领的时候起，他就开始显示了与其他海商不同的特性。
他和一般的海商不一样，虽然他也有一样拥有武装力量，但是他却一直在与明政府接触谈判乃至合作，试图说服明政府开放海禁，从而取得合法进行海外贸易的身份，而不是一味地和明政府进行敌对行动。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一股海盗卢七集团抢劫战船，攻击杭州江头西兴坝堰，劫掠妇女、财货。浙江的海道副使丁湛以“拿贼投献始容互市”为条件，要汪直前去剿灭卢七集团。结果双方一战下来，汪直缴获船只十三艘，消灭千余人，俘虏七人，并将他们解送至定海卫交由明军处理，还解救出被掳去的妇女两名。
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另一大海商陈思盼，将带船二十艘前来加盟他的海商王丹杀死，吞并了其船队。其时陈思盼集团势力相当大，当地明军不能与其相抗，而且连汪直这样比较大势力的海商也一样经常被其抢劫，更不用说其他小海商了。由是海道副使李文进命宁波府通判唐时雍、把总张四维前去和汪直商议，希望能合力消灭陈思盼这一实际已经是海盗的海商集团。汪直遂与原来属于王丹的陈部取得联系，以海道官兵、宁波慈溪县柴美德家丁数百人为外援，里应外合发动攻击，烧毁大船七艘，小船二十艘，俘虏一百六十四人，解救被掳妇女十二名，全部押解至海道副使丁湛处。而陈思盼部下外出船队在回来后，则全部投靠了汪直。
同年，汪直再应宁波府通判之请，消灭了盗贼陈四集团。
至此，从规模上讲，汪直已经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从事航海贸易的海商集团，“凡五六年间，致富不赀，夷人信服，皆称‘五峰舡主’。……威望大著,人共奔之。……边卫之官,有与柴德美通番往来、五峰素熟者,近则甘为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玩鹿亭稿》）。
在这样的情况下，汪直再次向朝廷提出了要求开放海禁允许互市的要求，以“杀思盼为功，叩关献捷求通市”（《筹海图编》）。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另一股大海商，原来汪直的部下徐海自日本来到烈港，但和他随行的倭人却抢劫了汪直的船货，畏于汪直的声威，徐海被迫离开了烈港。
而这个时候，大约万余名福建漳、泉海盗联合倭寇又进犯舟山群岛。当时东南沿海的海盗大多为福建人，其他地方人氏颇少从此业者，其中又以漳、泉人为多，朱纨的笔记里黄绾所做的序道：“凡浙之寇皆闽之人也。闽之人始为回易，交通岛夷，以其货挟其人来吾海上，云为贾或有为盗者，非尽为也，然而驾巨舶，运轻帆，行于无涯之浸，飞枪机铳以为利，人莫敢撄之，则皆习为盗矣。”
明海道副使李文进闻讯，遂又一次派出了汪直的老熟人，以前和他合作愉快的明军把总张四维，要求再次联合行动剿灭倭寇，双方一拍即合，最后击破一股倭寇，俘获倭寇海船两艘，但是倭寇多处登陆，其他地方被荼毒的不少。
通过类似的一系列和明政府合作的大规模打击海盗、倭寇的行动，汪直终于得以实现了他的愿望——他的互市要求。汪直船队的互市开始为沿海的部分明政府地方官员所默许。于是在舟山定海关，他开始公开主持互市贸易，在这样一个双赢局面下，一时间只要江浙海面上的商船挂着汪直的五峰旗号，便可往来自如，即无遭劫之忧，也无被官府捉拿之虞。
然而好景不长，汪直取得的并非是明中央政府的允许，而只是部分地方官员们为了自身利益而默许他进行互市，因此在明中央政府以及另外一些反对开放海禁的官员们眼里，这依然是违禁的、可以杀头的严重犯罪行为。
所以当一直在北方防备蒙古入侵，和汪直毫无关系的山东巡抚王忬转为巡视浙江及福、兴、漳、泉四府提督军务后，就立刻调来了抗倭名将俞大猷等人，又上奏释放了在朱纨邀杀互市商人一案中被下狱的大将卢镗，命令他们率军前去突击汪直，相持一段时间后，在一代名将俞大猷的打击下，汪直损失惨重，最后突围而去。

《明朝海禁以及倭患、汪直和海商》二 碧血汗青 三，大唐来的“五峰舡主” 汪直也许是意识到了在东南沿海的安全系数并不高，因此开始在日本的萨摩的淞浦津（今平户）以及附近五岛列岛一带建立了基地。 这里要提一句的是，汪直在日本萨摩洲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日本的《大曲记》就这样说道：“道可君（松浦隆信）系福禄、武运具昌之人，故有五峰者自大唐至平户津，于今之印山旧址建唐式宅而居。用其所长，而大唐商船不绝于途，甚至南蛮黑船亦初泊平户津。唐与南蛮之珍货年年充盈，京、界诸国商人亦云集于次，有西都之称。”把汪直的到来，看成是当地城主贤德的象征，这个恭维不可谓不高。 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汪直甚至可以算是结束日本战国混战局面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如果没有他，恐怕日本至少还要再多乱上一段军阀混战的时间。根据日本《南浦文集•铁炮记》的记载，在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汪直从暹罗带着三名葡萄牙商人抵达了日本九州南方的种子岛，正是通过汪直的推荐、介绍和翻译，种子岛岛主时尧才从这三名葡萄牙人那里购买并引进了西洋火枪和弹药的制造技术，这就是在日本赫赫有名的“铁炮”。随后这种火枪和弹药的制造技术很快在日本流传，最后为日本战国天才霸主织田信长认识到了其划时代的意义，他后来消灭号称战国第一的武田骑兵军团时使用的武器，就是这种铁炮，并从此开始了日本大兵团作战使用火枪的时代，也成就了他的一代霸业。 而这个时候的明朝政府，却对葡萄牙人带来的武器还保持着怀疑态度，并且因为海禁政策而拒绝和对方进行正常交易，最后获取这些武器的渠道是居然是“缴获”，并因此也没有得到其制造技术，所以后来一直到明末，仿制品“红衣大炮”炸膛现象还比比皆是，以至士兵们视发炮如死路，发展到要长官骑在炮上才敢开炮。有明一代的火器质量最好的，就是从“佛郎机”人那里“缴获”来的，所以数量极少。 实际上，不但只是汪直在日本建立了贸易基地，长期以来相当多海商和汪直的部属，都在日本落了脚：“闽光徽浙无赖奸民，潜匿倭国者不下数千，居民巷街名大唐”（《筹海图编》）。汪直甚至还占据了淞浦津，在那里开国任命官吏，《借月山房汇抄•汪直传》：“僭号宋，自称曰‘徽王’，布置官署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地皆其指使”。 这里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汪直投靠了日本人，而是日本人投靠了他，或者说他实际占领并控制了这些地区和居民：“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地皆其指使”，按照现在某些人的标准，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汪直部下的那些日本人，在日本大约是可以算得日奸的，因为他们投靠了一名外国人，并且在为这个外国人卖命。只是汪直在日本人眼里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他不但是个诚实的商人，而且信誉好有文化极具风度，还为他们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最新的科技，因此即使仅仅是汪直的到来，都可以算是证明他们的城主福分的一种表现，又怎么可能要求他们这样去看待被汪直所雇佣的同胞呢。 不少人把嘉靖三十一年的“壬子战争”，看成是汪直被俞大猷突击后发生的报复行为，书称汪直船队蔽海而来，入侵的有上百艘巨舰，其中颇有日本人。而《明史》则又道：“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忬亦不能有所为。未几，忬改抚大同，以李天宠代，又命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军务。乃大征兵四方，协力进剿。是时，倭以川沙洼、柘林为巢，抄掠四出。明年正月，贼夺舟犯乍浦、海宁，陷崇德，转掠塘栖、新市、横塘、双林等处，攻德清县。五月复合新倭，突犯嘉兴，至王江泾，乃为经击斩千九百余级，余奔柘林。其他倭复掠苏州境，延及江阴、无锡，出入太湖。……而官军素懦怯，所至溃奔。帝乃遣工部侍郎赵文华督察军情。文华颠倒功罪，诸军益解体。经、天宠并被逮，代以周珫、胡宗宪。” 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壬子战争”期间汪直所部并没有入侵内地，入侵内地的乃是福建海盗和倭寇，而次年闰三月来的则是在嘉靖三十一年已经和汪直反目的旧部——徐海、陈东、麻叶等人。 嘉靖三十一年五月，漳人沈门（沈南山）、潮人林国显引海盗以及倭寇万余人入侵浙江沿海。汪直受明海道副使李文进邀请，和明军把总张四维击破一股倭寇，俘获倭寇海船两艘，然后就带领人马在定海主持开市，如记载中所说：“直乃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其头目人等，俱大帽袍带，银顶青伞，待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称净海王，居数日，如履无人之境”，此处也只是说他在定海“居数日，如履无人之境”，因为默许他互市，明的一些地方官吏没有对他开市进行干预。 但随后在七月，汪直的互市基地被抗倭名将俞大猷率部突击，他在突围后直接去了日本，此年并无深入内地。之所以一直说是汪直入寇，乃是因为五月入侵的万余漳、泉海盗和倭寇在多处登陆，尤其是当时的黄岩被破，使得部分明官吏疑心前往那里协助明军消灭倭寇的汪直并不想真正消灭倭寇，而是在勾结倭寇为盗，所以便把此年的倭寇入侵也归咎于他，并把此事颠倒顺序，略过汪直和明军的联合作战以及战绩，说汪直为报复被明军袭击而引发了入侵，这就是指汪直为报复明军袭击的“壬子战争”或者叫“壬子事变”的过程。其实要搞清楚这点并不难，只要看一下时间顺序就可以，不需要太复杂的工作。 而至此，汪直一案中另一位重要人物也终于登场了，他就是《筹海图编》作者的上司——浙江巡按胡宗宪。 四，胡宗宪经略 胡宗宪，字汝贞，安徽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和汪直算是安徽同乡。他也许因为是安徽人，对当时的徽商和苏、湖商团比较了解（明清社会史研究学者唐力行先生在其专著中对徽商活动进行了详细研究，曾经提到了这一点，其中还包括汪直等人的行为，他亦视汪直为海商，并详细论述了徽商和江苏、杭州一带商人的关系和异同），所以对海上贸易是持支持态度的，也支持开放海禁和互市。 胡宗宪上任后，是支持俞、戚等人打击倭寇的行动的。但在当时的朝廷中，也一直存在着开放海禁进行互市和反对开禁两种意见，并且僵持不下，胡宗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建议朝廷开放海禁进行互市，同时着手招抚汪直的行动。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胡宗宪派宁波生员蒋洲、陈可愿两人出使告谕日本政府，同时和汪直及其养子毛海峰在五岛接触，汪直当时所部有毛海峰及叶碧川、王清溪、谢和等，占据五岛列岛，又被呼为“老船主”。胡宗宪与汪直是同乡，此前又把他的母亲和妻子自金华狱中提取到了自己府内，资给甚厚。 汪直自起事以来，其目的始终是希望朝廷开放海禁，现在得知母妻无恙，又得知胡宗宪想招抚他并许愿可以互市，因此陈述前事缘由道：“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筹海图编》）《明史》中对此也是一样的说法：“俞大猷绝我归路，故至此。若贷罪许市，吾亦欲归耳。但日本国王已死，各岛不相摄，须次第谕之。”于是他派遣养子毛海峰护送陈可愿回国面见胡宗宪，具体商量招抚和互市事宜：“（陈）可愿还，言至其国五岛，遇汪直、毛海峰，谓日本内乱，王与其相俱死，诸岛不相统摄，须遍谕乃可杜其入犯。又言，有萨摩洲者，虽已扬帆入寇，非其本心，乞通贡互市，愿杀贼自效。”（《明史》） 胡宗宪在见到毛海峰后，大喜，颇厚待之。汪直和胡书信不断，并命令毛海峰为明破倭寇。毛等人率军“遂破倭舟山，再破之列表”，又于海上侦察其他海商、倭寇如徐海等人的动向，为明军耳目，最后明军赖此大破徐海：“以徐海入犯来告。亡何，海果引大隅、萨摩二岛倭分掠瓜洲、上海、慈溪，自引万余人攻乍浦，陈东、麻叶与俱。宗宪壁塘栖，与巡抚阮鹗相犄角。会海趋皁林，鹗遣游击宗礼击海于崇德三里桥，三战三捷”（《明史》），正是依赖了汪直的情报和其部下“愿杀贼自效”的一系列配合作战，最后才使“两浙倭渐平。” 有很多人指汪直为倭寇以及海盗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说徐海、陈东、麻叶、大隅岛主弟辛五郎等人都是他部下，事实上这显然是错误的。 徐海和其叔徐惟学与汪直是旧识也是其部下不假，但当他们入侵内地时，早已不是他的部下了。 先不说上面列举的汪直和明军的联合行动以及《筹海图编》和其他资料中的记载，只是和徐海一起的倭寇，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还于汪直在明朝的互市贸易基地烈港抢劫过汪直的船货，徐海也是因此才被迫离开烈港不能参与烈港贸易的。而《明史》说胡宗宪消灭徐海时，更以汪直与他谈判的书信去威胁徐海，以至徐海听说后大惊失色道：“老船主亦降乎？”于是才“意大动”，最后终于使得这几股人马全部在内讧中覆灭。而嘉靖三十二年的入寇，《明史》也明确记载是“徐海、陈东、麻叶等巢柘林、乍浦、川沙洼，日扰郡邑”，并没有提到汪直入侵。这些都可证实他们非是汪直部下，而是另外独立的几股势力，嘉靖三十二年的入侵也和汪直无关。 汪直的目的，一直都是希望能开禁互市，所以倭寇、海盗的猖獗对他并没有任何好处，相反其年在烈港开市贸易时，他的船货还被以前的部下徐海带来的倭寇抢劫而遭受了损失，因此他和徐海及徐惟学叔侄两人反目为仇，徐海也自此被迫离开烈港基地。 徐海和其叔徐惟学与汪直反目分道扬镳后，开始真正独立成为另一股强大的海上势力，所以才有后来汪直命毛海峰向胡宗宪报告徐海入侵动向之事，实际上有据可查的是，《明史》所载之三十二年汪直勾结倭寇大举入侵事件，乃是徐海为了报复其叔徐惟学此前被明军所杀而独自发动的战事，包括《剑桥中国史》在内，也是直指嘉靖三十二年的大规模入侵是徐海等人所为，和汪直毫无关系。 但是由于当时把沿海所有的以武装对抗明政府的势力，都被称为“寇”或者“倭寇”，而汪直势力又是其中最大的一股，因此很容易把徐海等人的所为全都一古脑全扣在曾经是他们首领的汪直头上，可事实上即使是《明史》对当时各地战事的记载中，也一直没有出现汪直的身影，出现的始终是徐海、陈东、麻叶、辛五郎等人，因为这期间汪直确实没有踏进内地，而是在日本萨摩交游于权贵、大贾之间。 这些从汪直被下狱后的自供上疏，以及一些明大臣的意见中都可以看出。 汪直在被捕后于狱中的的自供里，就这样写三十二年徐海入侵的经过：“连年倭贼犯边，为浙直等处患，皆贼众所掳奸民，反为响导，劫掠满载，致使来贼闻风仿效，纷至沓来，致成中国大患。旧年四月，贼船大小千余，盟誓复行深入，分途抢掠；幸我朝福德格天，海神默佑，反风阻滞，久泊食尽，遂劫本国五岛地方，纵烧庐舍，自相吞噬”。 而在汪直死后，明朝著名的科技领军人物徐光启也说他从没有入侵内地，并为他的死鸣不平道：“王（汪）直向居海岛未尝亲身入犯，招之使来，量与一职，使之尽除海寇以自效。” 由此可见当时汪直确实没有参与入侵，因为他的自供如果与事实不符，那么即使胡宗宪会维护他，王本固、俞大猷、卢镗等人也是绝不会坐视不理不戳穿他谎言的，况且他这个自供还是在王本固的监狱里写的。而当时人以及一般的记载也是只要提起倭寇，大多就直接把他们当成汪直的手下，包括《明史》在内，在这个问题上都含混不清不甚严谨。 胡宗宪的幕僚，当时对日本和倭寇、海盗研究最权威的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曾这样说道：“富而淑者或登贡舶而来，或登商舶而来。凡在寇舶皆贫与为恶者也”，又说“真倭甚少，不过数十人为前锋，寇还岛，皆言做客回矣。……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间有之，夫岂尽为倭也”，又在《江南经略》中道：“凡海贼一起陆地之贼趁机窃发，所谓土倭子是也”。 郑若曾这里所言的“真倭甚少……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和前面提到朱纨笔记的序中记载说：“凡浙之寇皆闽之人也。闽之人始为回易，交通岛夷，以其货挟其人来吾海上，云为贾或有为盗者，非尽为也，然而驾巨舶，运轻帆，行于无涯之浸，飞枪机铳以为利，人莫敢撄之，则皆习为盗矣”的说法，是符合一致的。 由此可见，当时东南沿海最猖獗的海盗实际是福建的漳、泉海盗，而陆地上的一些武装抢劫团伙，也因为“倭寇”的出现而被笼统地归为“倭寇”，甚至包括葡萄牙人也一样被朱纨和当地官府称为“倭寇”。从这里还可以发现，海商们之所以会被视为寇，很大原因是他们在贸易时使用武力来保护自己，即：“然而驾巨舶，运轻帆，行于无涯之浸，飞枪机铳以为利，人莫敢撄之”，所以即使承认他们“非尽为也”，但也由于他们以武力来对抗明政府的这个特征，所以最终的冠名依然只能是“寇”。 至于其中的“倭寇”，如亲身参与平倭的郑若曾所言，一股倭寇中“真倭甚少，不过数十人为前锋，寇还岛，皆言做客回矣”。从这里可以知道几个问题，一是真正的倭寇人数很少，二是即使是真倭寇，在其国内也是不敢大肆声张的，权贵大贾和良民都是以商船和贡船形式来中国，只有那些“贫与为恶者”才来为寇。 这样一来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如前所言，汪直在日本的声望和地位都相当之高，结交来往的都是权贵大贾，包括地方大名和城主，很受人尊敬。而以他如此庞大的势力和名望，不可能受制于那么少数几个即使在日本国内也被视为罪犯而要躲躲藏藏的倭寇。如果再联系后来他说可以在他控制的五岛地区内征兵“以夷攻夷”消灭倭寇这个话，则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汪直并不受制于倭寇，实际是他控制了日本的五岛地区，包括对那一带居住人口的控制权。 而长期以来言之凿凿说是他勾连的倭寇“助、才、门多郎”这几个，其实是商人，《闽书•岛夷志》就讲的很清楚，许栋、汪直于嘉靖二十四年“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三人来市双屿”，“市”的意思很清楚，无许再多言了。 不过汪直手下肯定是有武装日本人的，但充其量只是其在日本往来行走达官贵人之间而雇佣浪人保镖以及船队成员而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熟悉日本战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等级制度之森严远过于中国，即使如丰臣秀吉也一样因为出身于农民而一直都被各大名和传统贵族们看不起，而要汪直这个外国商人带着日本罪犯或者无赖、贫民去行走豪门，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等于天方夜谭，所以他在日本雇佣的本地护卫，就只能是那些没有藩主的武士，也就是所谓的浪人才可以，不然他根本无法进入日本上层社会的大门，更不用说取得如此之高的声望和地位了。而他船队中雇佣的日本人，明大臣范表在《海寇前议》中说汪直船队在日本有“哄带日本各岛贫穷倭奴”，谓是被“哄带”来的贫穷之人，且称之为“奴”，这些人在船队中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因此，没有一处记载能证明日本人在汪直船队中具有领导地位，甚至连具备一定指挥权的小头目也没有。汪直船队的重要头领，一直都是清一色的是中国人，而且大多是他的同乡和亲属，如前期包括徐惟学、徐海叔侄，以及叶碧川（宗满）、王清溪（汝贤）、义子毛海峰以及他的侄子等人。 因此，这些都是在看待倭寇、海盗、海商和汪直等人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不能仅仅因为徐海曾经是汪直部下，就把早已经和汪直分道扬镳乃至敌对，最后在汪直的协助下才被消灭的徐海集团所为，都扣在汪直头上，也不能凡是倭寇和海盗的账，全都要算到汪直头上。 但是汪直所部，确实是和明政府在进行对抗的武装集团，而且他们人数众多船队规模庞大，又是多股部队在活动，如果说其中部分成员有掳掠行为，这并不值得奇怪。毕竟这是一群提着脑袋跑海的人，如果被抓住随时会被砍头，而其中更有相当部分的雇佣军和赤贫人员甚至罪犯，因此在这样的人员构成的武装势力中出现这些情况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汪直势力从事的海外贸易，在当时原本也是“违法”行业，他们是当时的“违法”武装集团，因此不能以政治势力的高度去要求他们，他们的本质，就是一股为了商业利益而采用武力和政府对抗的武装势力。而汪直本人主观上也是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的，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其制定的船队规则中有一条就是不得擅自上岸，违者当众刺穿双耳，再犯立即处死。 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汪直和他的船队绝不是靠烧杀掳掠为生的，这和“海盗”和“倭寇”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无论从什么样的记载中，都可以知道汪直船队的主要生存手段，是进行海外贸易和互市，且汪直进行海上贸易的收入远远大于抢劫，风险又远小于抢劫，抢劫伤亡和战果的不确定性巨大，他实在没必要为了钱财而进行武装抢劫。而看的他的武装行动，基本都起于对明政府围剿行动的反击，以及对明地方政府的威胁，其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开放海上贸易，取消海禁。 而汪直本人又确实在不断地努力，和明政府反复进行谈判，一直试图和明政府达成开放海禁的协议，从他当上真正的船队首领那天起，他就在追求这个目标，甚至于他的被捕也是因为他相信明政府会招安并同意互市而导致的，即使在知道自己有可能被杀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这个追求。 所以单只从这点来说，汪直势力就既不具备典型的海盗特征，也不符合倭寇的定义，而更符合海商的特征。

以史为鉴：区区几十万清军是如何击败南明、统一中国的

        ——沈文凡访谈录

　　沈文凡，吉林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韩国庆山大学客座教授。

　　黄守愚：近来网上出现了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六十年祭》，说的是清兵入关的历史。算起来，清兵入关至今正好三百六十年整了。当年金兵和契丹都曾入侵中原，却并没能统一全国，而清兵却做到了，您说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沈文凡：启示当然有。在世界战争史上，大凡以弱胜强，以小凌大，其原因往往不局限于军事天才的指挥调度和军队素质和装备之优劣，还和失败者自身得致命缺陷有直接关系，甚至有时候后者是决定性的。周武王以五万人击溃七十万商朝军队，有个重要原因是商纣王统治的腐朽以及他的众叛亲离；亚历山大区区四万多马其顿军队可以横扫西亚北非，也是由于大流士三世以及众多波斯军将的不中用；从另一角度讲，设若花喇子模、阿拔斯、俄罗斯等国家能够统一强大，上下一心，区区二十万蒙古铁骑未必便能追亡逐北，踏平西亚东欧。当年几十万清军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平定中原，一统华夏，也和南明政权以及各路军阀的腐朽恶劣有关系。

　　黄守愚：满洲在兴起之初确实只有一隅之地，人口不多，内部矛盾也很尖锐。最主要的是，清军人数很少，至多也只有几十万。可是他们却能够在短时间内摧垮南明政权，迅速巩固统治地位，其间的缘由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您能否说具体点呢？

　　沈文凡：1644年，李自成大顺军攻进北京，崇祯帝自缢而死。四月底，清军在吴三桂的引领下入关，并把李自成赶出北京，成了新统治者。但这时明朝还没有灭亡。同年五月，一个新版明朝——南明即告成立，临安于南京。此政权不但得到了全国士绅得同情、人民得倚重，还拥有强大的兵力，东有著名的“江北四镇”手握重兵；西有总兵左良玉，大军五十万，坐镇武昌。同时，李自成也有几十万军队。如果这两伙人马以民族利益为重，联手抗清（这是清政府最害怕的），清军齑粉矣。 然而南明与李自成势同水火。清摄政王多尔衮也看到了这一点，他立即向南明福王表明：“我们没有领土要求！” “我们来是为了帮你们铲除叛逆的李逆！”南明王朝如获至宝，他们置民族危机于不顾，皇帝日事声歌，大臣勾心斗角。而清军得以集中兵力，全力打击李自成大顺军。当然李自成也极其不争气，他的军队多是乌合之众，因为“不纳粮”而参军，根本打不过龇牙咧嘴精于骑射的清军。1645年初，清军分两路攻入陕西，四月，被打到湖北的李自成遇袭而死。 就在这时，假如南明王朝振臂一呼，则天下必云集响应，清军在华北的残暴大家有目共睹。但是南明王朝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自己打起来了！南京朝廷里阉党余孽马士英、阮达铖排除异己，争权夺利；江北四镇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互相仇怨极深；此时武昌的左良玉又不顾国家利益，麾兵东下，置日益迫近的清军于不顾，口称“清君侧”！马士英认定宁可投降外族也比死在政敌手上强，于是调四镇阻击左，清军顺利南下，一下子打到了扬州。兵部尚书史可法在几十万清军的围攻下孤军奋战数日，城破兵败。清军屠城。前后被杀死在扬州的军民多达70多万，随即攻入南京，灭亡福王南明政权。“四镇”和左良玉相继在混乱中兵败死去。最应该能抵挡住清军入侵的力量没了！ 就在同时，在浙江和福州又分别成立了两个新政权，他们都主张坚决抗清，得到人民的支持。而清军也在和张献忠的战斗中损耗了很大实力。这是如果大家上下一心，仍然会把清军赶回老家。然而，两个政权自己又打起来了！他们互不买账，都争当老大，而他们自己内部矛盾也很多；再加上政权内部出现了汉奸叛徒方国安和郑芝龙（郑成功之父），接受清军诱降，出卖同志，结果清军一到，鲁唐政权如鸟兽散。未几，福建易手。整个华东就这么丧失掉了！ 在这个时候，驻守两广的瞿式耜等又在肇庆拥立桂王。莫小看这个南明小政权。桂王拥立，各路义军有了主心骨，李自成部将李过、高一功等在湘鄂前线与明军将领何腾蛟合作，抵挡主了三路清军的进攻！次年，郝摇旗等趁清军南下两广，在湖南大败清军，收复大片失地！同时，全国北方各路起义军、汉军将领纷纷起来响应，江西、广东、陕北通电反清，陕甘回民也举起义旗，抗击清军！在这种情况下，清军入关之后第一次抗清高潮产生了！ 在此情况下，只要各路军队都以南明桂王政权为核心，统一行动，联合抗清，清军一定很不好过，被迫退到江北甚至黄河以北也未可知。但是，桂王政权内部又出现了分裂！！！

　　黄守愚：显然是又因为内部不团结而断送大好形势的。

　　沈文凡：是的。首先，在广东的李成栋为首的楚党和与桂王亲近的吴党彼此攻讦无宁日，甚至要吃掉对方；然后，何腾蛟、瞿式耜等由于孤军无援，战败而死；而英明的多而衮则趁机重整旗鼓，各个击破，一举占领了湘鄂，并再次平定两广。可惜！可耻！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张献忠余部孙可望、李定国又站了出来，顶住了清军的巨大压力。他们以前在桂王政权强大的时候，曾经要求帮助南明政权抗清，居然遭到拒绝；但这时候他们仍然坚持原则，接纳了如丧家之犬一样的桂王，从云贵大举反攻清军。他们组织起各族人民，东出广西，下桂林，攻湖南，南入广东，“两撅名王，天下震动”，前后击败清伪军几十万人！同时，刘文秀出兵四川，东南张煌言等也开始反攻，宣布接受桂王领导。清军入关之后，第二次抗清高潮产生了！ 就在此时，可耻的内部不团结这个劣根性，再一次帮了清军的忙。就在西南义军军事上迭迭胜利的时候，孙可望这个无耻的叛徒野心急剧膨胀，因为嫉妒李定国，居然偷袭自己的战友！但是他这种行为遭到了大家的反对，孙可望一看独霸西南无望，居然投降了清军！而李定国虽然击败了叛军，并且拒绝了清军的诱降，但毕竟元气大伤，一败再败，最后由于叛徒出卖，在磨盘山一战之后退到缅甸，忧愤而死。桂王逃到缅甸，都没有逃过吴三桂的毒手，南明桂王政权灭亡。李定国的抗清事迹在南明抗清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桂王政权的覆灭，代表着大规模抗清的结束。这之后，郑成功虽曾“反攻大陆”，夔东十三家军即能困守一隅，最后终不免相继败亡，让清军最终统一了中国。

　　黄守愚：这段历史果然非常沉重。我们从中看到了一段可歌可泣而又让人悲愤郁悒的往事。您认为，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身么样的教训呢？

　　沈文凡：总结起来，我认为清军能够最终征服中原和江南，有如下几个最重要原因：1、原明政权内部高度不团结，出现了少数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为虎作伥者（如吴三桂和洪承畴），不但开关纳寇，而且做清军急先锋，攻灭南明、击杀农民军，还屠杀明朝宗室。2、各个南明政权以及农民军内部高度不团结，互相争权夺利，并且盲目排斥异己，严重地混淆敌我。像马士英阮大铖等居然认为同处一个战壕的左良玉比清军还可怕！3、南明政权自身不图进取，只知道争权夺利，并且残酷的剥削当地人民。后人评道：“聚众民之膏血，不足军将之一吸；合大军之刀箭，不足卫小民之一发”。可见，上下齐心共同抗敌的精神甚至比军队数量上或是装备上的优势还要重要。一支军队内部不团结，缺乏协作精神，就可能打败仗；一个政权内部不团结，不能很好地联合起来，就可能覆亡；而一个民族内部不团结呢？那结果便不可想象了。

　　黄守愚：谢谢您为我们做了这个精彩的解说。确实，内部不合甚至比装备的恶劣和军队的弱小还可怕。以史为鉴，我们知道了：精诚团结不但是一种美德，还是一件武器。为了能够让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我们希望这件利器能够在我们手中代代传承下去，时而厉之，时而操之，而不要让它从我们手中丢失。        采写：黎园文化

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
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
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
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
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
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
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
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
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
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

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
面也说："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①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不用
说也就是" 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
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
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 当机独断" ，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
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
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
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
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 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
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 （《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
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
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
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
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
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
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
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
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
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
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
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
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
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
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
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 （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 流寇" 的起源，
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
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
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
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 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
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
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
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
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
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
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
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
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明李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
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
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
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
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
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
请搜括臣宰助饷。

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 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
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②。此皆衰世乱政，而敢
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
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③，
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④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
乱自此始矣。' 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 这位
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 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
报名助饷" ，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这位武生其实倒是很有政治的头脑，可惜
他所上的" 书" 全文不可见，照钱士升的驳议看来，明显地他恨" 富者兼并小民
" ，而" 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这见解倒是十分正确的，但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
左袒钱士升。钱受" 切责" 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 辅臣
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 天下" 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 命
" 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
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们这一片同情，连带着使李武生的
言论还能有这少许的保存，直到现在。

" 搜括臣宰" 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 助饷" 吧。因为既
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 寇乱" 决不会蔓
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然而大学士驳
斥，大皇帝搁置，小武生仅落得保全首领而已。看崇祯" 切责士升" ，浅识者或
许会以为他很有志于采纳李武生的进言，但其实做皇帝的也不过采取的另一种"
要誉" 方式，" 放之已足" 而已。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 汲汲" 的" 要誉" 专家。他是
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
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
（十？）两，镌有永乐字" （《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
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
《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
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象有意开玩笑的
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

所谓" 流寇" ，是以旱灾为近因而发生的，在崇祯元二年间便已蹶起了。到
李自成和张献忠执牛耳的时代，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 流寇" 都是铤而走险的
饥民，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初，当然抵不过官兵，就在奸淫掳掠、
焚烧残杀的一点上比起当时的官兵来更是大有愧色的。十六年，当李、张已经势
成燎原的时候，崇祯帝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的《廷对》最有意思：" 今闯、献
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
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垒。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
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
人心之所苦，特借' 剿兵安民' 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
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
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
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北略》卷十九）

这也实在是一篇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明史。马世奇传》竟把它的要点删
削了。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 剿兵".在这剿的比
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比兵多，事实
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经过当中，杀了不少的寇，但却增加了无数的寇。
寇在比剿中也渐渐受到了训练，无论是在战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寇
家在散财发粟，战斗力也渐渐优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来喊" 收拾人心" ，其
实已经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却依然没有从事" 收拾".李自成的为人，在本质上
和张献忠不大相同，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 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
下共甘苦".看他的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
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自然，
也是艰难玉成了他。他在初发难的十几年间，只是高迎样部下的一支别动队而已。
时胜时败，连企图自杀都有过好几次。特别在崇祯十一二年间是他最危厄的时候。
直到十三年，在他才来了一个转机，从此一帆风顺，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几
乎完成了他的大顺朝的统治。

这一个转机也是由于大灾荒所促成的。

自成在十一年大败于梓潼之后，仅偕十八骑溃围而出，潜伏于商洛山中。在
这时张献忠已投降于熊文灿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张献忠回复旧态，自成赶到谷城
（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险些儿遭了张的暗算，弄得一个人骑着骡子逃脱了。
接着自成又被官兵围困在巴西鱼腹诸山中，逼得几乎上吊。但他依然从重围中轻
骑逃出，经过郧县、均县等地方，逃入了河南。

这已经是十三年的事。在这时河南继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后，又
来一次蝗旱，闹到" 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 （《烈皇小识》）。但你要
说真的没有米谷吗？假使是那样，那就没有" 土寇" 了。" 土寇" 之所以并起，
是因为没有金钱去掉换高贵的米谷，而又不甘心饿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换而已。
——" 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 （《明史。李自成传》），就这样李自成
便又死灰复燃了。

这儿是李自成势力上的一个转机，而在作风上也来了一个划时期的改变。十
三年后的李自成与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与其他" 流寇" 首领们也大有悬异。上
引马世奇的《廷对》，是绝好的证明。势力的转变固由于多数饥民之参加，而作
风的转变在各种史籍上是认为由于一位" 杞县举人李信" 的参加。

这个人在《李自成传》和其他的文献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态度被叙述着的，
想来不必一定是因为他是读书人吧。同样的读书人跟着自成的很不少，然而却没
有受到同样的同情。我现在且把《李自成传》上所附见的李信入伙的事迹摘录在
下边。

" 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赈饥民，民德之。日：
' 李公子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
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

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

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

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
上谶记云：' 十八子主神器' ，自成大悦。

岩因说曰；' 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戮为
减。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 李公子活我'.
岩复造谣词曰：' 迎闯王，不纳粮' ，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这节
文字叙述在十三年与十四年之间，在《明史》的纂述者大约认为李、牛、宋之归
自成是同在十三年。《明亡述略》的作者也同此见解，此书或许即为《明史》所
本。

" 当是时（十三年）河南大旱，其饥民多从自成。举人李信、牛金星皆归焉。
金星荐卜者宋献策陈图谶言' 十八子当主神器'.李信因说自成曰：' 取天下以人
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大悦，为更名曰岩，甚信任之。" 然而牛、
宋的归自成其实是在十四年四月，《烈皇小识》和《明季北略》，叙述得较为详
细。《烈皇小识》是这样叙述着的：" （十四年）四月，……自成屯卢氏。卢氏
举人牛金星迎降。又荐卜者宋献策，献策长不满三尺。见自成，首陈留谶云：'
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 ⑤。

自成大喜，奉为军师。" 《明季北略》叙述得更详细，卷十七《牛宋降自成
》条下云：" 辛巳（十四年）四月，河南卢氏县贡生牛金星，向有罪，当戍边。
李岩荐其有计略，金星遂归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或云：' 金星天启
丁卯举人，与岩同年，故荐之'.金星引故知刘宗敏为将军，又荐术士宋献策。

献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数。初见自成，袖出一数进曰：' 十八孩儿当主
神器'.自成大喜，拜军师。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
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
自成信之如神。余如拔贡顾君恩等亦归自成，贼之羽翼益众矣。" 牛、宋归自成
之年月与《烈皇小识》所述同，宋出牛荐，牛出李荐，则李之入伙自当在宋之前。
惟关于李岩入伙，《北略》叙在崇祯十年，未免为时过早。

" 李岩开封府杞县人。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

弟牟，庠土。父某，进士。世称岩为' 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

时频年旱饥，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苦之。岩进白，切宋暂休征比，设法
赈给。宋令曰：' 杨阁部（按指兵部杨嗣昌）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
至于赈济饥民，本县钱粮匾乏，止有分派富户耳'.岩退，捐米二百余石。无赖于
闻之，遂纠众数十人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
示禁戢。宋方不悦岩，即发牒传谕：' 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
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饥民击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曰：'
吾辈终须饿死，不如共掠。' 宋令急邀岩议。岩曰：' 速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宝
出米，减价官粜，则犹可及止也'.宋从之。众曰：' 吾等姑去，如无米，当再至
耳。' 宋闻之而惧，谓若发粟市恩，以致众叛，倘异日复至，其奈之何？遂申报
按察司云：' 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打差辱官，不容
比较。恐滋蔓准图，祸生不测，乞申抚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 按察司据县
申文抚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监禁，毋得轻纵。宋遂拘李岩下狱。

百姓共怒曰：' 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 群赴县杀宋，劫岩出狱。重犯具
释，仓库一空。岩谓众曰：' 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
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 众从之。岩遣弟牟率家先行，随一炬而去。

城中止余衙役数十人及居民二三百而已。

岩走自成，即劝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自成深然之。岩复
荐同年牛金星，归者甚众，自成兵势益强。岩遣党伪为商贾，广布流言，称自成
仁义之帅，不杀不掠，又不纳根。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风思降矣。

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 李公子乱' ，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
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为李岩也。故详志之。" 这是卷十三《李岩归自成
》条下所述，凡第十三卷所述均崇祯十年事，在作者的计六奇自以李岩之归自成
是在这一年了。但既有" 频年旱饥" ，与十年情事不相合。宋令所称" 杨阁部飞
檄雨下" 亦当在杨嗣昌于十二年十月" 督师讨贼" 以后。至其卷二十三《李岩作
劝赈歌》条下云：" 李岩劝县令出谕停征；崇祯八年七月初四日事。又作《劝赈
歌》，各家劝勉赈济，歌曰：' 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
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
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
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
斑？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一粒恩无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
地无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长臻。助贫救乏功勋大，德厚流光裕子孙'"看这开首
一句" 年来蝗旱苦频仍" ，便已经充分地表现了作品的年代。河南蝗旱始于十年，
接着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均蝗旱并发。八年以前，河南并无蝗旱的记载。因
此所谓" 崇祯八年" 断然是错误，据我揣想，大约是" 庚辰年" 的蠢蚀坏字，由
抄者以意补成的吧。劝宋令劝赈既在庚辰年七月初四，入狱自在其后，被红娘子
和饥民的劫救，更进而与自成合伙，自当得在十月左右了。同书卷十六《李自成
败而复振》条下云：" 庚辰（十三年）……十二月自成攻永宁陷之。杀万安王朱
［钅轻］（应为朱采［钅轻］），连破四十八寨，遂陷宜阳，众至数十万。李岩
为之谋主。贼每剽掠所获，散济饥民，故所至咸附之，势益盛".在十三年底，李
岩在做自成的谋主，这倒是可能的事。

李岩无疑早就是同情于" 流寇" 的人，我们单从这《劝赈歌》里面便可以看
出他的思想倾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 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
" ，而却没有说到当时的" 寇贼" 怎样怎样。他这歌是拿去" 各家劝勉" 的。受
了骂的那些官府豪家的虎豹豺狼，一定是忍受不了。宋令要申报他" 图谋不轨" ，
一定也是曾经把这歌拿去做了供状的。

红娘子的一段插话最为动人，但可惜除《明史》以外目前尚无考见。最近得
见一种《剿闯小史》，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不久将由说文社印行⑥。那是一种演
义式的小说，共十卷，一开始便写《李公子民变聚众》，最后是写到《吴平西孤
忠受封拜》为止的。作者对于李岩也颇表同情，所叙事迹和《明季北略》相近，
有些地方据我看来还是《北略》抄袭了它。《小史》本系稗官小说，不一定全据
事实，但如红娘子的故事是极好的小说材料，而《小史》中也没有提到。《明史
》自必确有根据，可惜目前书少，无从查考出别的资料。

其次乾隆年间董恒岩所写的《芝龛记》，以秦良玉和沈云英为主人翁的院本，
其中的第四十出《私奔》也处理着李、牛奔自成的故事。这位作者却未免太忍心
了，竟把李岩作为丑角，红娘子作为彩旦，李岩的" 出粟赈饥" ，被解释为" 勉
作散财之举，聊博好义之名".正史所不敢加以诬蔑的事，由私家的曲笔，歪解得
不成名器了。且作者所据也只是《李自成传》，把牛、李入伙写在一起。又写牛
金星携女同逃，此女后为李自成妻，更是完全胡诌。牛金星归自成时，有他儿子
生员牛诠同行，倒是事实，可见作者是连《甲申传信录》都没有参考过的。

至《北略》所言自成以女妻金星，亦不可信。盖自成当时年仅三十四岁，应
该比金星还要年青，以女妻牛诠，倒有可能。

李岩本人虽然有" 好施尚义" 的性格，但他并不甘心造反，倒也是同样明了
的事实。你看，红娘子那样爱他，" 强委身焉" 了，而他终竟脱逃了，不是他在
初还不肯甘心放下他举人公子的身分的证据吗？他在指斥官吏，责骂豪家，要求
县令暂停征比，开仓赈饥，比起上述的江南武生李琎上书搜括助饷的主张要温和
得多。崇祯御宇已经十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
身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一位认真在" 公忠
体国" 的好人和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 匪贼".这还不够说明崇祯究竟是
怎样励精图治的吗？这不过是整个明末社会的一个局部的反映而已。明朝统治之
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

但李岩终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
轨。这儿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既有大批饥饿农民参加了，作风自然不能不改
变，但也有点所谓云龙风虎的作用在里面，是不能否认的。当时的" 流寇" 领袖
并不只自成一人，李岩不投奔张献忠、罗汝才之流，而却归服自成，倒不一定如
《剿闯小史》托辞于李岩所说的" 今闯王强盛，现在本省邻府" 的原故。《北略
》卷二十三叙有一段《李岩归自成》时的对话，虽然有点象旧戏中的科白，想亦
不尽子虚。

" 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

岩曰：' 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 自成曰：' 草莽无知，自惭菲德，
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 岩曰：' 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
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 自成曰：' 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
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 遂相得甚欢。" 二李相见，写得大有英雄识英
雄，惺惺惜惺惺之概。虽然在辞句间一定不免加了些粉饰，而两人都有知人之明，
在岩要算是明珠并非暗投，在自成却真乃如鱼得水，倒也并非违背事实。在李岩
入伙之后，接着便有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顾君恩等的参加，这几位都是闯
王部下的要角。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全部策划自不会
都出于李岩，但，李岩总不失为一个触媒，一个引线，一个黄金台上的郭隗吧。
《北略》卷二十三记《李岩劝自成假行仁义》，比《明史》及其他更为详细。

" 自成既定伪官，即令谷大成、祖有光等率众十万攻取河南。

李岩进日：' 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
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
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
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
' 自成悉从之。

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 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 又编口号使小
儿歌曰：'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又云：' 朝
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时比年
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其父精白尚书也，故
人呼岩为' 李公子'." 巡抚尚书李精白，其名见《明史。崔呈秀传》，乃崇祯初
年所定逆案中" 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 一百二十九人中之
一。他和客、魏" 交结" 的详细情形不明。明末门户之见甚深，而崇祯自己也就
是自立门户的好手。除去客、魏和他们的心腹爪牙固然是应该的，但政治不从根
本上去澄清，一定要罗致内外臣工数百人而尽纳诸" 逆" 中，而自己却仍然倚仗
近侍，分明是不合道理的事。而李岩在《芝龛记》中即因父属" 逆案" 乃更蒙曲
笔，这诛戮可谓罪及九族了。

李岩既与自成合伙，可注意的是；他虽然是举人，而所任的却是武职。他被
任为" 制将军".史家说他" 有文武才" ，倒似乎确是事实。他究竟立过些什么军
功，打过些什么得意的硬战，史籍上没有记载。但他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
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自十三年以后至自成入北京，三四
年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大战，如围开封、破潼关几役，但大抵都是" 所至风靡".可
知李岩的收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

不过另外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便是李岩在牛金星加入了以后似乎已不被
十分重视。牛本李岩所荐引，被拜为" 大祐阁大学士" ，官居丞相之职，金星所
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 开国大军师" ，又所荐引的刘宗敏任一品的权将军，而李
岩的制将军，只是二品。（此品秩系据《北略》，《甲申传信录》则谓" 二品为
副权将军，三品为制将军，四品为果毅将军" 云云。）看这待遇显然是有亲有疏
的。

关于刘宗敏的来历有种种说法，据上引《北略》认为是牛金星的" 故知" ，
他的加入是由牛金星的引荐，并以为山西人（见卷二十三《宋献策及众贼归自成
》条下）。《甲申传信录》则谓" 攻荆楚，得伪将刘宗敏" （见《疆场裹革李闯
纠众》条下）。而《明史。李自成传》却以为：" 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 ，其归
附在牛、李之前。

自成被围于巴西鱼腹山中时，二人曾共患难，竟至杀妻相从。

但《明史》恐怕是错误了的。《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条下引：" 一云：
自成多力善射，少与衙卒李固，铁冶刘敏政结好，暴于乡里。后随众作贼，其兵
尝云：我王原是个打铁的。" 以刘宗敏为锻工，恐怕就是由于有这位" 铁冶刘敏
政" 而致误（假如《北略》不是讹字）。因为姓既相同，名同一字，是很容易引
起误会的。

刘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员骁将，位阶既崇，兵权最重，由入京以后事迹看
来，自成对于他的依赖是不亚于牛金星的。

文臣以牛金星为首，武臣以刘宗敏为首，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
终竞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这两位巨头。

自成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
的战术。《明史》称赞他" 善攻" ，当然不会是阿谀了。他的军法也很严。例如
：" 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
绵。……

军止，即出校骑射。日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 甚至" 马腾入田苗者斩
之" （《明史。李自成传》）。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别的书上也说："
军令有犯淫劫者立时枭碟，或割掌，或割势" （《甲申传信录》），严格的程度
的确是很可观的。自成自己更很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
而且十分朴素。当他进北京的时候，是" 毡笠缥衣，乘乌驳马" （《李自成传》）
；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 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革翁］靴"
（《北略》卷二十）。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 绒帽蓝布
箭衣" （《甲申传信录》）；而在他已经称帝，退出北京的时候，" 仍穿箭衣，
但多一黄盖" （《北略》）。这虽然仅是四十天以内的事，而是天翻地覆的四十
天。客观上的变化尽管是怎样剧烈，而他的服装却丝毫也没有变化。史称他" 与
其下共甘苦" ，可见也并不是不实在的情形。最有趣的当他在崇祯九年还没有十
分得势的时候，" 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 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
遗之金，令修文庙" （《李自成传》）。十六年占领了西安，他自己还是" 每三
日亲赴教场校射" （同上）。这作风也实在非同小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民心，
得到不少的人才归附，可见也决不是偶然的了。

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之下，势力自然会日见增加，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
在十四、十五两年间把河南、湖北几乎全部收入掌中之后，自成听从了顾君恩的
划策，进窥关中，终于在十六年十月攻破潼关，使孙传庭阵亡了。转瞬之间，全
陕披靡。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夭工夫便把北京城
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从整个的运动
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才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达
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渐而溃迸，要说容
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
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
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
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
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
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
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 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
抢民财者也" （《甲申传信录》）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
桂的爱姬陈圆圆，" 不得，拷掠酷甚" （《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
；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遍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
实在是并非浅鲜。

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但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而李岩便是这其中的一个。
《剿闯小史》是比较同情李岩的，对于李岩的动静时有叙述。" 贼将二十余人皆
领兵在京，横行惨虐。

惟制将军李岩、弘将军李牟兄弟二人，不喜声色。部下兵马三千，俱屯扎城
外，只带家丁三四十名跟随，并不在外生事。百姓受他贼害者，闻其公明，往起
禀，颇为申究。凡贼兵闻李将军名，便稍收敛。岩每出私行，即访问民间情弊，
如遇冤屈必予安抚。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闯贼毫不介意。
" 这所述的大概也是事实吧。最要紧的是他曾谏自成四事，《小史》叙述到，《
北略》也有记载，内容大抵相同，兹录从《北略》。

" 制将军李岩上疏谏贼四事，其略曰：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
俟工政府修茸洒扫，礼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进）大内。决议登极大礼，选定吉
期，先命礼政府定仪制，颁示群臣演礼。

一、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人官。
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一、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
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
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吴镇（原作' 各镇' ，据《小史》改，下同）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
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
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
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

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 知道了' ，井不行。" 后两项似乎特别重要
；一是严肃军纪的问题，一是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他上书的旨趣似乎是针
对着刘宗敏的态度而说。刘非刑官，而他的追赃也有些不分青红皂白，虽然为整
顿军纪——" 杀人无虚日" ，而军纪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特别是他绑吴襄而追
求陈圆圆，拷掠酷甚的章法，实在是太不通政略了。后来失败的大漏洞也就发生
在这儿，足见李岩的见识究竟是有些过人的地方的。

《剿闯小史》还载有李岩入京后的几段逸事，具体地表现他的和牛、刘辈的
作风确实是有些不同。第一件是他保护懿安太后的事。

" 张太后，河南人。闻先帝已崩，将自缢，贼众已入。伪将军李岩亦河南人，
入宫见之，知是太后，戒众不得侵犯。

随差贼兵同老宫人以肩舆送归其母家。至是，又缢死。" 这张太后据《明史。
后传》，是河南祥符县人，他是天启帝的皇后，崇祯帝的皇嫂，所谓懿安后或懿
安皇后的便是。她具有" 严正" 的性格，与魏忠贤和客氏对立，崇祯得承大统也
是出于她的力量。此外贺宿有《懿安后事略》，又纪昀有《明懿安皇后外传》。
目前手中无书，无从引证。

第二件是派兵护卫刘理顺的事：" 中允刘理顺，贼差令箭传觅，闭门不应，
具酒题诗。

妻妾阖门殉节。少顷，贼兵持令箭至，数十人踵其门。

曰：' 此吾河南杞县绅也，居乡极善，里人无不沐其德者。

奉辛公子将令正来护卫，以报厚德。不料早已全家尽节矣。' 乃下马罗拜，
痛哭而去。" 《北略》有《刘理顺传》载其生平事迹甚详，晚年中状元（崇祯七
年），死时年六十三岁。亦载李岩派兵护卫事，《明史。刘理顺传》（《列传》
一五四）则仅言" 群盗多中州人，人唁曰：' 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
何遽死！' 罗拜号泣而去。" 李岩护卫的一节却被抹杀了。这正是所谓" 史笔" ，
假使让" 盗" 或" 贼" 附骥尾而名益显的时候，岂不糟糕！

第三是一件打抱不平的事：" 河南有恩生官周某，与同乡范孝廉儿女姻家。
孝廉以癸未下第，在京候选，日久资斧罄然。值贼兵攻城，米珠薪桂，孝廉郁郁
成疾。及城陷驾崩，闻姻家周某以宝物贿王旗鼓求选伪职，孝廉遂愤闷而死。其
子以穷不能殡殓，泣告于岳翁周某。某呵叱之，且悔其亲事。贼将制将军李岩缉
知，缚周某于营房，拷打三日而死。" 这样的事是不会上正史的，然毫无疑问决
不会是虚构。

看来李岩也是在" 拷打" 人，但他所" 拷打" 的是为富不仁的人，而且不是
以敛钱为目的。

他和军师宋献策的见解比较要接近些。《小史》有一段宋、李两人品评明政
和佛教的话极有意思，足以考见他们两人的思想。同样的话亦为《北略》所收录，
但文字多夺佚，不及《小史》完整。今从《小史》摘录：" 伪军师宋矮子同制将
军李岩私步长安门外，见先帝枢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
跨马，呵道经过。

岩谓宋曰：' 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 宋日：' 波等纱帽原是陋品，非和尚
之品能超于若辈也。' 岩曰：' 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
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 宋日：'
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
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日：" 我功名实非容易，
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 此制科之不
得人也。其旧任老臣又日：" 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
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 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
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可见如
此用人，原不显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责其报效，不亦愚哉！其间更有权势之家，
循情而进者，养成骄慢，一味贪痴，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从夤
缘而进者，既费白镪，思权子母，未习文章，焉知忠义？此迩来取士之大弊也。
当事者若能矫其弊而反其政，则朝无幸位，而野无遗贤矣。' 岩曰：' 适见僧人
敬礼旧主，足见其良心不泯，然则释教亦所当崇钦？' 宋曰：' 释氏本夷狄之裔，
异端之教，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术，乃至学土大夫亦皆尊
其教而趋习之。偶有愤激，则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难，则入空门而忘君父。
丛林宝刹之区，悉为藏奸纳叛之薮。

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异端而淆政教。惰慢之风，
莫此为甚！若说诵经有益，则兵临城下之时，何不诵经退敌？若云礼忏有功，则
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礼忏延年？此释教之荒谬无稽，而徒费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
故当人其人而火其书，驱天下之游惰以惜天下之财费，则国用自足而野无游民矣。
' 岩大以为是，遂与宋成莫逆之交。" 当牛金星和宋企郊辈正在大考举人的时候，
而宋献策、李岩两人却在反对制科。这些议论是不是稗官小说的作者所假托的，
不得而知，但即使作为假托，而作者托之于献策与李岩，至少在两人的行事和主
张上应该多少有些根据。宋献策这位策士虽然被正派的史家把他充分漫画化了，
说他象猴子，又说他象鬼。——" 宋献策面如猿猴" ，" 宋献策面狭而长，身不
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 ，俱见《北略》。
通天文，解图谶，写得颇有点神出鬼没，但其实这人是很有点道理的。《甲申传
信录》载有下列事项：" 甲申四月初一日，伪军师宋献策奏。……天象惨烈，日
色无光，亟应停刑。" 接着在初九日又载：" 是时闯就宗敏署议事，见伪署中三
院，每夹百余人，有哀号者，有不能哀号者，惨不可状。因问宗敏，凡追银若干？
宗敏以数对。闯日；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狱。此辈夹久，宜酌量放之。敏
诺。次日诸将系者不论输银多寡，尽释之。" 据这事看来，宋献策明明是看不惯
牛金星、刘宗敏诸人的行动，故而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又借天象示警，以为
进言的方便。他的作为阴阳家的姿态出现，怕也只是一种烟幕吧。

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在未入北京前，
诸王归顺者多受封。在入北京后，帝与后也得到礼殡，太子和永、定二王也并未
遭杀戮。当他入宫时，看见长会主被崇祯砍得半死，闷倒在地，还曾叹息说道：
" 上太忍，令扶还本宫调理" （《甲申传信录》）。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
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北略》卷二十载：" 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
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共谋之。" 这确是
很重要的一项史料。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
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

象吴三桂那样标准的机会主义者，在初对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只是尚在踌
躇观望而已。这差不多是为一般的史家所公认的事。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
给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 为红颜" 而
" 冲冠一怒".即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气，象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应该亲领人马
去镇守山海关，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朝的侵袭，而把追赃的事让给刑官去干也尽
可以胜任了。然而事实却恰得其反。防山海关的只有几千人，庞大的人马都在京
城里享乐。起初派去和吴三桂接触的是降将唐通，更不免有点类似儿戏。就这样
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
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
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 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
往来拜客，遍请同乡" （《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自成以四月十九日亲征，二十六日败归，二十九日离开北京，首途向西安进
发。后面却被吴三桂紧紧的追着，一败于定州，再败于真定，损兵折将，连自成
自己也带了箭伤。在这时河南州县多被南京的武力收复了，而悲剧人物李岩，也
到了他完成悲剧的时候。

" 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
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诺
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 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
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 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
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 （《明史。李自成传》）

《明亡述略》、《明季北略》及《剿闯小史》都同样叙述到这件事。唯后二
种言李岩与李牟兄弟二人同时被杀，而在二李被杀之后，还说到宋献策和刘宗敏
的反应。

" 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 彼（指牛）无
一箭功，敢擅杀两大将，须诛之。' 由是自成将相离心，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
河南。" （《北略》卷二十三）

真正是呈现出了" 解体" 的形势。李岩与李牟究竟是不是兄弟，史料上有些
出入，在此不愿涉及。献策与宗敏，据《李自成传入后为清兵所擒，遭了杀戮。
自成虽然回到了西安，但在第二年二月潼关失守，于是又恢复了从前" 流寇" 的
姿态，窜入河南湖北，为清兵所穷追，竟于九月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死时
年仅三十九岁（一六零六——一六四五）。余部归降何腾蛟，加入了南明抗清的
队伍。牛金星不知所终。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
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
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
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
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
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
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
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
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
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
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
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 德政" ，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
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
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
得没有道理。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

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
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
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

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脱稿

（附识）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
日。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尴
尬相是很可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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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炀灶"是说人君受蒙蔽。譬之如灶，一人在灶前炀火遮蔽灶门，则余人
不得炀，亦无由见火光。出处见《韩非于·难四》及《战国策·赵策》。--作者注
②手实法，唐代曾施行，限人民于岁暮自陈其田产以定租额。来神宗时吕
惠卿亦行此法，甚为豪绅地主等所反对。--作者注
③巴寡妇清以丹穴致富，始皇曾为筑女怀清台。见《史记·货殖列
传》。--作者注
④卜式以牧畜致富，汉武帝有事于匈奴，卜式输助军饷，武帝曾奖励之。
事见《史记·平准书》。--作者注
⑤"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十八孩儿"或"十八子"切
李字。"兑"在八卦方位图中是正西方的卦，其上为乾。乾是西北方的卦。李自成
崛起于陕西，陕西地处西北，当于乾位，故言"兑上坐"。又"乾为君"，故言"得天
下"。--作者注
⑥说文社于一九四四年出版此书，封面的书名为《李闯王》。按：《剿闯小
史》其书，名称不一，据今见到的说文社一九四四年初版和一九四六年再版，封
面为《李闯王》；张继《叙》却标名为《李闯贼史》；无竞氏《叙》又标名为《剿闯小
史》；各卷标名也不一致，第一卷至五卷为《剿闯小史》，第六卷至十卷为《馘闯小
史》。

据人民出版社 《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 第四卷》 1982年9月第1版

反文之一：张献忠没有屠四川

 

这是我在去年带着两个川大的硕士生做的文字，也许张嫌忠有没有屠过四川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历史。即使大文豪如鲁迅都有可能出错，那么引用了他文字的余杰之流的信誓旦旦，就更加可疑，面对历史，人云亦云，是个可怕的开始。

历史是一位多变的妖姬。她不仅不断改换头面，而且罩着层层面纱。去年是张献忠攻入成都360年纪年，在六个甲子之际，张献忠成都大屠杀一事，又重新成为人们品评的对象。有力主张献忠血腥屠杀成都，以至于成都人烟殆尽的；也有持相反观点，认为张献忠是被诬蔑栽赃的。双方各持一端，都认为自己看清楚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争论了大半年。然而揭开这位妖姬的盖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知道盖头下面或许还有面具，即使揭开了其面具，下面那娇媚多变的面孔也是不容易看清楚的。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退步，我们应该要努力去接近她的真面目。成功与否，这倒不是主要的。历史风云，千秋功过，自有评说？

张献忠屠成都如是说

在影像技术发明之前，历史故事的记录和流传，不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口头语言的流传，这也是自从人类诞生以来最原初的方式。随着文字和纸张的发明，书写记录方式出现了，由于书写文字记录的优点，书写逐渐占据了历史记录的主要地位。一代一代的历史传言也就是由后代所修的史书等文字记录，再加上民间语言的流传所构成的。张献忠屠成都的历史传言也主要就是这样形成的。

正史如是说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老臣张廷玉，主持编修了前代明朝的历史《明史》。在张廷玉主持编修的《明史》中，记载了张献中屠杀四川以及成都的事件。书中提到张献忠在公元1644年农历八月攻陷成都后，建立大西政权，改名成都为西京。在《明史·张献忠传》中，张廷玉指出张献中性情狡谲，喜好杀人，一日不杀人，就悒悒不乐。他谎称开科取士，将四川的士子集中在青羊宫，全部杀害，士子的笔墨都堆成了丘冢。不仅杀害了成都以及四川的士子，张献忠还在中园坑杀了无以计数的成都市民。

不仅如此，张献忠还杀自己的军队和手下，光是他的军队就杀了九十八万。他还派遣军队从成都从四路分别屠杀各个府县，这叫做草杀。在文武百官上朝之际，他叫来十几条狼狗，狼狗所嗅的官员，就会被拉出去杀掉，这叫着天杀。张献忠不仅是一个杀人狂，还是一个变态狂，他还自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