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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会与湘军

Sun, 14 Jan 2007 08:18:00 GMT

哥老会与湘军

罗尔纲 1989

　　一

　　军事学家蒋方震（蒋方震一九○五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一九一二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抗日战争时，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赴校途中，病死广西宜山。他著有《国防论》、《新兵制与新兵法》等书。）论湘军有一段话说：“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谚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则既成矣。虽然，书生之变相，则官僚也，民兵之变相，则土匪也，故湘军之末流，其上者变而为官僚，各督、抚是也，其下者变而为土匪，哥老会是也。”（蒋方震著《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载申报馆一九二三年编印的《最近五十年》专刊中。）

　　反革命的湘军，转变为反清革命的哥老会，果真是“历史上一奇迹”吗？

　　湘军是反革命首领曾国藩组织的军队。他们都是湖南农民，受曾国藩欺骗抗拒太平天国。后来觉悟了，转而投到哥老会来，太平天国失败后，他们就进行反清斗争。这正同乾嘉之间（1793－1802年），安徽农民被骗当乡勇去打白莲教，他们觉悟受了地主阶级的欺骗，到白莲教失败，解散回故乡后，就起来组织捻党，其后五十多年，便成为强大的反清革命的捻军，先后如同一辙。这说明了中国农民阶级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阶级，历史上即使有些农民曾经受过地主阶级的蒙蔽和欺骗，一旦幡然觉悟，就会以更仇恨的烈火去烧毁地主阶级，并不是什么“历史上一奇迹”。

　　二

　　曾国藩欺骗湖南人民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刮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曾文正公文集》卷二《讨粤匪檄》。）他号召湖南农民为保卫身家性命而战。

　　曾国藩欺骗了湖南农民把他们编为湘军。入营后，又骗欺他们说：“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曾文正公杂著》卷二《劝诫浅语十六条·劝诫营官四条》。）可是，他们年年月月卖命去打仗，自己并不曾得到什么，而做将领的靠他们卖命，升了官，发了财，却还要克扣他们的月饷，吃他们的血，受尽了剥削。

　　关于克扣，有发到军营后，统领、营官的克扣，有主管发饷的粮台克扣。清咸丰十年（1860年），胡林翼给管理粮台的阎敬铭信说：“各营放钱，……若算及兵勇便宜，若辈万事皆愚，独于切身之利，则至黠至慧，彼固为此而来也。”（《胡文忠公遗集》卷八十《抚鄂书牍》，清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复闾丹初农部》。）所谓“万事皆愚”，是诬蔑，但却说明了当初湘军士兵被骗。而所谓“至黠至慧”，正说明了湘军士兵对军饷被克扣反应的敏锐。他们从切身的利益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被欺骗。清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答曾国藩信述军中士兵反抗将领剥削的歌谣也说：“诸将擢至总兵，则位尊金多，自为之念重。军中所以有‘顶红心黑’之谣也。”（《左文襄公书牍》卷六，清同治二年（1863年）《答曾节相》。）“顶红”，就是红色的顶戴，是清朝一、二品高级官员的顶戴。“心黑”，就是坏心。“顶红心黑”，就是说将领官越高心越坏，吸士兵的血越厉害。湘军士兵在军营，比在家受地主剥削时还要惨。这个惨酷的现实，促使他们猛醒。所以，他们为了切身利益，为了反剥削，就加入了反清的哥老会来。

　　三

　　曾国藩的老家湘乡会党，在清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军还未出广西时，就与衡州会党联络，同谋起义。当时曾国藩在北京兼署刑部左侍郎。他的父亲曾麟书起乡勇与官兵共同围攻，捕获会首熊聪一、王祥二等二十七人，解送到衡州湖广总督程矞采行辕。经程矞采议定下“首犯斩枭，从犯斩决”的严刑，上奏了清廷。曾麟书赶急写信给曾国藩，命他：“尔在刑部，禀告各堂官，照制军晴峰先生所议，万不可少减一等，并要早早就日行文来制军公馆及南省巡抚、藩、臬各衙门，使熊、王各会匪早早正法。”（曾麟书清咸丰元年十一月初九日《谕国藩男》两封信，见《中国史学丛书续编·湘乡曾氏文献补》。）第二年八月，曾国藩奔母丧回家。这年十二月，奉旨“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于是曾国藩一朝权在手，利用他的职权，对会党大肆屠杀，其杀戮的凶狠，人们叫他做曾剃头。湘乡等地会党得逃出他的魔爪的，都潜伏了起来。

　　湘军制度是经常遣撤、招募的。潜伏的会党就伺机应募混了进去。他们在军中，先以患难相助，祸福同当的会党义气播下了感情，打下了思想基础。到士兵感到受欺骗、被剥削的时候，他们就暗中结合那些士兵，秘密组织了哥老会。据曾国藩的批牍所记，湘军中的哥老会，在清咸丰末同治初（1860－1862年）间，已经是“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曾文正公批牍》卷三《批统带精毅营席臬司宝田禀军营纷纷哗噪诚为世变大忧未事之防管见所及数端缕陈察核由》。案曾国藩此批是清同治四年批的，而所论湘军中组织哥老会“结盟一事”，为“近年以来”的事。所谓近年，至少是两三年，即清咸丰末至同治初。）的了。到清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二十八日，时在攻陷天京前两个多月，湘军新仁、依仁两营，就有夺取粮台的事，曾国藩接到警报，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忧灼之至，兵事不振，变症百出，曷胜愧憾”（影印《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的哀叹。他知道从前给他欺骗为他卖命的湘军，今天就要走到他的对立面了。

　　四

　　清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藩定下了立即解散的决策。但有个欠饷大问题要先解决。原来湘军士兵的月饷，一般是只发五、六成，有时竟至一连几个月无饷可发。其发满饷的月份，一年是不会有几回的。到了攻陷天京后，曾国藩直辖的湘军“尚欠发各军银四百九十八万七千五百两有奇。”（《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五《补发湘军欠饷作第四案续报之款片》。）这笔巨款，难以筹措，只得分批遣撤。于是索饷事件发生。清同治四年三月，鲍超部奉命开往四川作战，行到武昌上六十里的金口，歃血饮盟，鼓噪索欠饷，由黄矮子、欧阳辉领导，登岸起义，攻入咸宁县，经江西、湖南，入广东，在兴宁加入太平军。十二月，驻防湖北的成大吉部在麻城宋埠起义，把成大吉打伤，迎接太平军从河南商城入湖北。其他驻防安徽休宁、徽州、石埭、湖北汉阳的部队，都相继鼓噪索饷，有的闭城索饷，有的欧打官员，迫勒写发满饷的期票。曾国藩在清同治五年（1866年）写信给他的朋友陈鼐表示他的感慨说：“幸鄙人见几尚早，……两年间，湘勇遣撤将毕，幸全体面，差强人意。否则变端尚多，岂仅微防之闹，成部之叛哉！”（《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五《致陈作梅》。）事实是更大的“变端”即将到来，可笑曾国藩的庆幸是要落空了。

　　当时解散回到家乡的湘军士兵，没有职业可干，用完得回的欠饷后，无法过活了。那些得到保举而无缺可补的官员同是受欺骗，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保举，到无法为生时，拿了饬知奖札到街上去沿门兜卖，一张花翎副将衔尽先候补游击奖札饬知只卖了三十元。（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回。）于是湘军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官员，一股儿都在哥老会领导下，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夏首先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起义。曾国藩采取了与当年对待会党不同的手法。他要用软一手来欺骗哥老会群众，用硬一手屠杀哥老会的骨干。他自称他这种手法为“外宽内严”，又叫做“刚柔互用”。其目的是使哥老会的群众和骨干同归于尽，来消灭掉哥老会。但不论他多么狡猾，多么狠毒，终归挡不阻革命的形势。同治六年夏这一次起义，虽被湖南巡抚刘崑调兵平定，而此后哥老会年年在湖南起义。其中如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湘潭之役，江西、湖北都戒严，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益阳之役，占领益阳，龙阳两县，震动尤大。哥老会的势力迅速地向长江流域发展，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哥老会便把长江上下三千里联为一气，一处起义，处处响应。二十年后，辛亥革命，哥老会就与同盟会共同推翻了清皇朝。

　　当年曾经挽回过清皇朝国运的湘军，如今竟做了清皇朝的掘墓人。不知者惊为奇迹，其实，湘军的变为哥老会，其转变的原因、经过和发展，在一部湘军史中，都是了如指掌的。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辑刊》1989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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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与哥老会

吴善中

　　哥老会向湘军的渗透

　　哥老会刚产生时，不过是长江上游四川一带的地方性秘密组织，它之所以能迅速向长江中下游扩张蔓延势力，与湘军的存在有着密切关系。

　　哥老会传入湘军，主要通过两条途径：

　　（一）随湘军的招募而流入军营。

　　王ｋǎｉ＠①运《湘军志》：“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1]；左宗棠奏称：“鲍超籍隶四川，而流寓湖南最久，……所部多悍卒，川楚哥老会匪亦杂厕其间”[2]。李榕也说：“窃按蜀中尚有＠②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按：即哥老会）”[3]。本来，湘军初期选拔营官、招募勇丁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与方法。曾国藩明文规定要招募那些“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的山农，力主在偏僻的山区募勇，反对招募城里人。规定所招各勇，必须“取具保结”，而且所招一营，一般均为同一县之人，以便在组织上易于控制。所以，哥老会势力要楔入初期的湘军，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随湘军的出湖南作战特别是不断扩编和成立新军，每年都要在湖南招募数以万计的新勇，湘军的募勇成法也开始受到冲击和破坏。所募之勇不尽是那些朴实无知的“山民”了。例如，咸丰六年(1856)底，胡林翼让鲍超赴湖南募勇成立“霆营”，一再叮咛“勇丁须以山乡为上，近城市者最难用”[4]，建议他赴落后的江华、道州、新宁等湘南山区募勇，但后来鲍超却在长沙附近募勇了事。以后相沿成例，霆军多长沙一带人。到了后来，湖南的兵源更日见枯竭。有人估计，湘军自建军以来至攻占天京，阵亡病故伤残之人约八、九十万人，以湖南一省提供如此巨额青壮年，兵源当然紧张，曾国藩哀叹：“朝取夕取，网罗殆尽，刻下不特将领难得，即招募精壮勇丁，亦觉难以集事”[5]。这势必使曾国藩默认了一些湘军将领就地募勇的做法，收留了大量的散勇、降众。湘军的勇丁不仅不全是湖南人，连一些湘军将领也收用其它省籍之人。如霆军，其将领鲍超为四川奉节人，本为四川散勇，后赴广西入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霆军成立时，共五营，约3000人，以后陆续添募，如同治元年(1862)在募数千人之后，又于年底“派人至三厅续招五千”[6]，总人数达13000多人。霆营中不少为四川人。据不完全统计，在霆军中做过统领或营官的有13人，其中湖南籍6人，四川籍4人（宋国永、冯标、杨鼎勋、苏文彪），籍贯不明者3人。四川籍约占一半。其勇丁也多四川人。而“蜀勇则哥老甚多”[7]，霆军成为四川游勇、哥老会藏身匿迹、潜相纠约的渊薮。值得一提的是另一湘军将领黄鼎。同治九年(1870)左宗棠率领湘军远征陕甘，曾奏称：“西蜀当嘉庆年间，名将辈出，自顷＠②噜变成哥老会，军营传染殆遍。……臣初入关时，黄鼎以蜀人带蜀勇，正苦哥老充斥”[8]。黄鼎，字彝封，四川崇庆人。咸丰十一年(1851)骆秉章、刘蓉在四川镇压李永和、蓝朝鼎起义，以湘军成法，编练四川人，组成勇营，黄鼎即为勇营统领之一，率勇五营，约2500人。后刘蓉巡抚陕西，黄鼎率部随往。左宗棠进军陕甘镇压回民起义，归属左宗棠指挥。黄鼎所带蜀军步队达二十营，约1万人，陕甘的哥老会大约即是由黄鼎所统带的蜀军传入的。黄鼎所部哥老会员甚多，最终黄鼎也被哥老会剌死的。

　　总之，由于湘军的不间断的招募与扩编，使得曾国藩原先所定的招募成法变成一纸空文，一些哥老会员乘招募之机，加入湘军，在湘军中发展势力。

　　（二）“随营煽结”。

　　随营煽结，即是哥老会徒随营交结湘勇，发展组织，这是哥老会势力渗透到湘军的第二条途径。同治八年(1869)三月初一日闽浙总督英桂等奏：“自军兴以来，官兵驻扎处所，每有江湖会内匪徒潜随煽诱，聚党结盟”[9]；同治六年(1867)陕甘总督左宗棠也奏称：哥老会“涵濡卵育，蠢蠢欲动，……凡官军驻扎之所，潜随煽结。陕甘两省，游勇成群，此风尤炽”[10]。如其部将高连升察得湘营收留外来游勇很多，其中多有哥老会分子，便勒令部属各营、哨严肃营规，惩办哥老会分子。但哥老会反而煽动其前营亲兵，于深夜拥入高连升营帐，将高连升及两营官杀死。同治十年(1871)七月曹克忠奏：陕省“各汛军营，时有遣撤勇丁往来如织，该匪等往往伪托营名，冒称差使，攫取讯票文札以及护符，时复盘踞附近州县，串通消息，各挟盟单暗记，勾诱营勇入伙，此拿彼串，踪迹跪秘。”[11]在大都是哥老会分子的散兵游勇的勾连纠结下，哥老会在湘军中广泛传布开来。

　　然而，在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2]，哥老会在湘军中得以发展，还得力于湘军内部有着适应哥老会生存和成长的肥沃土壤。

　　首先，在湘军内部，将领日趋腐败，营私舞弊，导致官兵严重对立。

　　湘军饷章对营官以上将领薪饷的规定是相当优厚的，连曾国藩都感到“章程本过于丰厚”[13]，但这些湘军将领大都欲壑难填，贪得无厌，“带勇专为牟利，其虚籍克饷，智计百出，”以各种非法手段掳取钱财。所谓“虚籍”，就是吃空额，如左宗棠致书曾国藩，指斥朱品隆、唐义训部“人数实不足额，仅止半成有零”[14]，曾国藩回书表示无可奈何：“亦有所闻，欲求一破除情面之人前往点名，殊不可得。近日各营弊端甚多，不仅缺额一事”[15]；所谓克饷，即克扣士兵军饷。如霆军，军饷“积欠本已不少，而该营哨每于发饷之时，借划边米价为名，又复多方克扣”[16]。一方面将领掊克聚敛，“位尊金多，自为之念重”[17]，如悍将李续宾咸丰八年(1858)三河战死，据曾国藩的奏报，李已积存银两数万；另一方面，勇丁的月饷不足额，甚至几个月拿不到饷银，据统计，到攻陷天京时，湘军计欠饷500万两[18]。这势必引起勇丁的不满和仇恨，军中传有“红顶心黑”之谣[19]，并张贴匿名揭帖。在这种对立情绪下，哥老会乘机潜纠诱煽，组织闹饷，甚至哗变。从湘军军营中初期的几次哥老会案件看，反对将领压迫，尤其是闹索口粮、饷项是起事的主要原因和目的。

　　其次，在哥老会传入之前，湘军内部就有“结拜兄弟”风气。

　　湘军中人戎马倥偬、南北征战，时刻处于有性命之虞的危险境遇中，因此，有必要将人际关系内化为类似血缘家庭中同胞兄弟的方式，才能有极为牢固的纽带将湘军成员结合在一起，从而提高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中国乡土社会文化心理所致。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湘军中盛行“拜盟”风习，也有成员角色从众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加入了“拜盟”成员圈内，才能消除“趋向一致性”的心理压力，从而达到心理平衡，获得认同感、安全感。如果将湘军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角色来研究，“拜盟”的盛行，显然与湘军的组织结构，招募方式有极大关系。曾国藩苦心孤诣地厘定了“兵由将招”、“选士人领山农”的招募制度，将绿营“兵为国有”的世兵制变成了“兵为将有”的募兵制，湘军也随之变成了一支封建的私人武装。曾国藩如此组织军队，他毫不遮掩地声明是为了“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20]；士卒由私人关系转相招引，将官（一般是封建“士人”出身）也靠同事、师生、朋友等私人感情相维系，因此，标榜“患难相顾”、“忠心义气”的拟血缘、拟亲属关系的“异姓结盟”，必然在湘军内部找到了广阔的兜售市场。

　　“异姓结拜”，在清律中是明文禁止的。曾国藩等湘军将领却默认了湘军中结拜兄弟的行为。早在编练湘勇之始，曾国藩就“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寄希望于练勇“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21]，这实际上是怂恿练勇歃血盟誓，结拜兄弟了，尽管讲得有点遮遮掩掩。果然，咸丰年间，湘军营中出现了“结为兄弟”的“兄弟兵”。光绪元年(1875)，两江总督刘坤一在一篇严禁结拜哥老会的告示中说：“前此各省用兵，营中材武之士，结为兄弟，自成一队”[22]；光绪二十三年(1897)刘坤一致函张伯纯，更明确说：“尝忆咸丰年间，湘楚各军从征江粤等省，每遇悍贼恶斗，辄听各营挑选锐率，自成一队，称为兄弟兵”[23]。后来，结盟成为湘军中的普遍现象。同治十一年(1872)湘军将领何ｊǐｎｇ＠③片奏：“查各营兵勇向有结盟拜会之事，原为战阵之际互相救援，迨纠众太多，良莠不一，遂有哥老会名目”[24]；湖南布政使李榕讲得更直接了当：“楚师千万，无一人不有结盟拜兄弟之事”[25]，反映出湘军中兄弟结拜的盛况。

　　当然，湘军中的拜盟风气与后来哥老会传入、结拜哥老会是有区别的，李榕早就指出过这一点：初期湘军有拜盟之风，而“哥老会又于拜盟之外，造立山名堂名及放飘、约会劫杀诸隐语，与（湘）营中写盟单、竖盟旗、患难相顾之兄弟行径又自不同”[26]。不过，哥老会传入湘军后，这种活动形式上的区别趋于泯灭。在哥老会的“煽结”影响下，“结为弟兄”的“兄弟兵”，变成了哥老会。湘军内部出现了许多哥老会山堂组织。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重新厘定营规，严禁结拜哥老会；次年，左宗棠在长沙金盆岭编练新勇，将勇丁结拜哥老会，列为“行军五禁”[27]；咸丰末年，有人估计，湘军勇丁“入会者，亦十之三四”[28]。据目前所查见的材料，湘营中发生的较早哥老会案件是同治四年(1865)五月安徽徽州府休宁县各营相继闹饷哗变、殴伤道员。据《吴煦档案》记载，同年，杭州湘军蒋益澧部哥老会欲谋杀蒋益澧，抢劫司库，但事泄未成，蒋益澧大肆逮捕哥老会员，杀害30多人，其中包括“二、三品赏职之人”。并搜出哥老会“人名簿子”[29]。以后，哥老会案件在湘军营中频年迭发，势力盘根错节、支干互生。曾国藩说：“哥老会一事，尤为莫大之患。”表示缺乏禁止良法[30]。

　　　　　　湘军的遣散与哥老会的蔓延

　　出于湘军内部的腐败、派系斗争严重、战斗力减弱，特别是为了消弥清政府的疑忌、表白自己并没有“黄袍加身”的野心等方面原因，同治三年(1864)五月攻下天京后不久，曾国藩即递上《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决定将湘军裁撤。据统计，至同治五年(1866)，除存留少数几支军队在要地分防或派去剿捻、剿回外，湘军先后被遣撤约30万人。湘军的遣撤，为哥老会势力的壮大和蔓延，造就了新的契机。

　　首先，哥老会乘遣撤之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索饷斗争。

　　曾国藩遣散湘军，应该说是顺应大部分将士返乡思归以及厌战心理的。但湘军长期欠饷，如此大规模遣撤，曾国藩是无法筹足积年欠饷的。如攻占天京前曾国藩部属8万多人，李续宜部下2万人，“欠饷多者十五个月，少亦八、九个月”。迨攻克天京，湘军欠饷近500万两。尤其是霆军，积欠120万两。对一般弁勇来说，当兵就是为了拿饷吃粮。由于“切身之利”受到盘剥和侵吞，被遣湘军充满着不满和愤怒的情绪。在哥老会的组织领导下，湘军内部掀起了大规模的索饷斗争，这一斗争波及的地区达九省，为时较长。在江苏，刘松山部索饷，拒绝北上“剿捻”；在安徽，金国琛、唐义训、朱品隆三军索饷哗变，“殴伤官长”；在江西，韩进春军因索饷，烧营谋变。在湖北，鲍超部由于欠饷数目甚巨，同治四年(1865)三月，其部宋国永军在武昌附近的金口歃血结盟，由黄矮子、欧阳辉领导，攻入咸宁县，经江西、湖南、入广东，在兴宁投奔了太平军。霆军的另一将领娄云庆部在福建上杭也索饷哗变。这些斗争，不仅充分展示了哥老会的组织能力、斗争水平，同时也壮大了哥老会的声势，促进了哥老会势力的进一步扩张。

　　其次，随着湘军的遣散，不少湘军将士迅速沦为赤贫，无以为业，纷纷投奔哥老会，哥老会得到广泛的蔓延和扩张。

　　湘军遣散后，那些通过克扣军饷、贪污税款等手段而中饱私囊的湘军将领纷纷成为新贵，如曾国荃在湖南购田万亩；郭嵩焘有粮六千石，现银万两；陈士杰有田约三千亩，而被诱骗参加湘军的数十万农民，除极少数上升为小军功地主外，绝大部分并没有能够“升官发财”，他们或早已埋骨异乡，或最终一贫如洗。被裁汰为民的一般勇丁，虽可领到补发的欠饷，但多数被打了折扣，如同治元年(1862)浙江李元度军裁汰时，弁勇只领到一个月饷，其余被一笔勾销了。即使拿到足饷的弁勇，以区区数十金带回湖南，在大量暴富的湘军将帅哄抬地价、大肆并吞土地的情况下，购不了多少田地。加之大量将弁涌回湖南，使湖南“米粮酒肉百物昂贵”、“人人难于度日”[31]，另外，不少将弁在军营中沾染赌博、吸食鸦片等恶习，这使得他们很快坐食耗尽，囊橐空虚了。而哥老会宣扬“出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32]，自然得到了这些遣撤勇丁的青睐，纷纷趋赴不遑，相从而靡。

　　一部分积功累保官阶的勇弁，遣散后也大都流为游民散勇。为了激励士气，增加部队战斗力，迎合广大将弁的升官发财心理，曾国藩等湘军将领曾在历次战功保举中，大肆保举有功之人。由于湘军非国家经制部队，湘军的保举，仍是照绿营的官阶叙保的。最初，曾国藩定每次战功保案，百人中保3人，但咸丰六年(1856)，湘军二克武汉，官文、胡林翼在15000人中保3000余人，百人中达20人。之后，“每百人中保二十人者几成常套”[33]。据曾国藩在同治七年(1868)估计，各省军营保至武职三品以上的将士不下数万人，那么，三品以下则为数更多，因为保举先由低阶而后高阶，品阶愈低则人数愈多。而三品以上的武职官阶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额定员数总共只有646人。以数万人而候补这646人的出缺，当然是遥遥无期，难上加难。他们虽保有官阶，但大都屈居弁勇，很快陷入悲苦困顿境地。苦难的现实生活，无其它谋生“长技”，以及出于被愚弄被抛弃的愤懑，使他们很快托身于哥老会。对此，当时人就有评说：“江湖落魄，年复一年，糊口无资，栖身无地，其流而为匪者，情也，亦势也”[34]。我们发现，在有关早期哥老会案件中，其组织者、领导者及一些骨干分子，大都即系这些保举武职之人。湘军从原先的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地主武装，变成一支巨大的反抗清统治阶级的巨大社会力量。刘坤一悲叹：“前则为国剿贼，今竟自陷于贼，将来为人所剿，良可痛心”[35]。

　　　　　　曾国藩对哥老会蔓延所采取的对策

　　面对哥老会的不断扩展与蔓延，曾国藩采取了所谓“外宽内严”、“刚柔并济”的“治之之法”——即“告讦之胁从，概从宽宥，以绝株累诬扳之风；访获之头目，必置重典，以杜煽诱猖獗之渐”[36]。一句话，就是胁从者不问，为首者严惩。后来，清政府处理哥老会案件，尽管在量刑上愈趋严厉，但基本上并未逾出曾国藩所定的这一基调。

　　但在实际处理哥老会案件过程中，曾国藩并没有不折不扣地实施他所定下的“外宽内严”、“刚柔并济”的方针。湘军遣散后，哥老会首先在两湖地区蔓延崛起并不断起事，使得两湖籍的官僚、地主惴惴不安。一向处变不惊的左宗棠竟然也忧虑“湘中事变纷乘，虑归后亦无止泊处耳”；刘蓉则预言：湖南必大乱，“要不出三数年间，不待智者而言矣”[37]。曾国藩也写信给在家乡的曾国荃：“人多言湖南恐非乐土，必有劫数，湖南大乱，则星冈公（笔者按：曾国藩的祖父名玉屏、字星冈）之子孙，自须全数避乱远出”[38]，欲躲避哥老会的打击，逃离曾家世居的湘乡县了。揆诸情理，曾国藩此时应该火速实施他的“外宽内严”、“刚柔相济”的方针，镇压连续不断的哥老会起事了，但他却并不这么做，而是一再指示当时的湖南巡抚刘ｋūｎ＠④以及在家乡的二弟曾国潢：“哥老会之事，余意不必曲为搜求，……凡保至一、二、三品武职，总须以礼貌待之，以诚意感之。如有犯事到官，弟在家应常常缓颊而保全之。即明知其哥老会，唤至密室，恳切劝谕，令其自悔”[39]；并不谈什么“外宽内严”、“刚柔相济”。并且他还声称哥老会“愿充老冒雄长而敛财者，数百人中不过二三人；其愿谋反叛逆者，数千人中不过一、二人，若因拿办此一二人而株连及数万人，则事将不可收拾，而心亦有所不忍”。指示部属对待哥老会最好的处理方法即：只“问其有罪无罪，不问其是会非会”。什么才称得上有罪呢？他厘定了几条标准：大罪一条，“谋反叛逆是也”，中罪三条，一曰杀人伤人，二曰聚众抢劫，三曰造蓄军器。只有触犯了这几条才算有“罪”[40]。在曾国藩看来，一般哥老会员自然是达不上这几条标准的。他还怕部下滥用这几条标准，特致信湘乡知县刘虞九，要专主“外宽”，“不著‘内严’之说”，担心刘虞九“矫枉而先过乎正”。并解释他的“外宽”之意即是：“凡探告会匪者皆不批准，凡供扳会匪者皆不捕拿”[41]。指斥曾国潢：“哥老会之事，闻弟认真访拿，意欲搜尽根株，兄意殊不以为然，盖营勇无知，相率入会者盈千累万，搜之不胜搜，拿之不胜拿，兄意一概放松”[42]。一贯杀人如麻，主张对劳动人民“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就不能打消其推翻清朝统治的意图，声称虽“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被冠以“曾剃头”的曾国藩，为何却一反常态，百般为哥老会辨白！、开脱？我们以为，主要有这两方面原因：第一，如前述，曾国藩初建湘军时，为了与太平军“血战”，激励士气，是怂恿默认湘军中所流行的“兄弟结盟”风气的；哥老会传入湘营后，结拜哥老会又成为湘营的普遍现象，其会员又大都是湘军中勇猛善战，立下汗马功劳的骨干分子，其中不少已被曾国藩等人保举为一、二、三品大员。欲曾国藩大肆镇压哥老会，犹如令他举刀剜除自己身上长出的毒痈，下不了手；第二，曾国藩吃惊地发现湖南哥老会活动的分布恰与湘军的招募地区相应合。他在同治元年(1867)七月十五日致湖南巡抚刘ｋūｎ＠④的信中指出：哥老会以湖南为最多；而湖南哥老会又以长沙府最多，衡州、永州次之；长沙府又以湘乡、湘潭、长沙、善化、湘阴、宁乡六县为最多，特别是湘乡县，而这六县，恰恰就是湘军最初的主要招募地区和骨干人员的集结区。如果从地域方面看，湘军本来就是以湘乡人为核心，基本上由湖南人组建起来的封建地域观念十分浓烈的地主武装。随着湘军的陆续遣散、湘军将勇返归故里，哥老会也随之相应地在湘乡县等地区蔓延、扎根，并日趋频繁活动，壮大声势。曾国藩深知这一点，惟恐哥老会将攻击矛头对准曾氏家族，使刚臻“门第鼎盛”的曾家遭灭顶之灾。因之，在曾国藩的家乡湘乡，他专主一“宽”字。对湘乡的哥老会“不准擅杀一人”，“局绅不准擅断一狱”，如此，“则是湖南之福，亦寒门私家之幸也”[43]。事实上，哥老会的确曾企图给曾氏兄弟以打击，同治六年(1867)，曾国荃致函曾国藩：“侧闻此次会匪起事，专为报仇起见，且系报仲兄（笔者按：指曾国潢）办会匪之仇。”[44]

　　曾国藩对待哥老会所谓“刚柔相济”、“只问匪不匪，不问会不会”，而实际处理哥老会案件上又一味主“宽”，对哥老会的蔓延和扩张，事实上起了保护伞的作用。同治年间，哥老会在两湖等地区势力盘根错节，已形成了一套较完整、严密的组织结构，仅惩办一、二个“首要分子”，对其它哥老会成员概置不问，是不可能有效遏制哥老会迅猛发展的。曾国藩这一态度和方针，对湘军将领和其他地方督抚有直接的影响。如同治年间，云贵总督劳崇光访获哥老会数人，搜出会簿，“牵连旗绿兵丁及各衙门书役甚多，当经焚之通衢，概置不问，人情帖然”[45]；同治八年(1869)，左宗棠“驻扎河口，勇丁结哥老会，几至决裂不堪”，“亲兵一营即有数百入会者”，但左发觉后却并不介意，“帐之前后侍立者如故，守更者如故，夜间被酒酣卧若无事者，众心大安”，后拿哥老会头目两三人斩之，其它哥老会员概不追究[46]。这两件事，深得当时任江西巡抚刘坤，一的称道，并以此告诫南赣镇总兵王永胜对待营兵应“坦怀待之”，而其它“市虎之谈，无尽深信”[47]。因此，在考察哥老会在两湖等地区蔓延的因素时，湘军将领特别是曾国藩在事实上对待哥老会的暧昧不清、游移不定的态度以及镇压不力，理应加以充分注意。

　　湘军是由曾国藩为首创立的一支镇压太平天国的地主武装，它的出现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湘军与哥老会有着密切的存在与发展的关系：第一、哥老会原先僻处西南一隅，传入湘军后，由于生存环境、组织发展等方面的适应性，哥老会势力在湘军内部得以充分发展与扩张；第二、随着湘军的辗转征战和战后的遣散，哥老会在长江流域蔓延开来，迅速地扩及于全国大多数省份，并最终成为凌驾于其他教门和会党之上的最大秘密结社。一部湘军史向人们证明：一种力量在社会上出现与膨胀的时候，它也造成了遏止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对立面。湘军的对立面不仅是存在于外部的太平军，也存在于它自身所滋育、哺养出的哥老会，湘军适时地挽救了清政权的覆灭，但它在晚清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所产生的诸多“负面效应”，又无时不在动摇着清政权这座业已摇摇欲倾的大厦；而哥老会的崛起及其在辛亥革命中与新军的联手斗争，则最终将这座腐朽的封建大厦彻底摧垮。

　　注释：

　　[1]王ｋǎｉ＠①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8页。

　　[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5，第12页，同治四年八月廿三日《提督鲍超所部仍请由该员自为主持片》。

　　[3]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批牍，卷1，第18页。

　　[4]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9《致鲍春霆》；陈昌：《霆军纪略》卷一，咸丰六年八月。

　　[5]《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2，《致骆中丞》。

　　[6]《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七日《致沅弟》。

　　[7]《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9，第44页，《答曾沅甫》。

　　[8]《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32页，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惩办闹饷为匪各营弁请敕部拣补碾伯营都司片》。

　　[9]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S226;秘密结社，案卷号2724。

　　[10]宫中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S226;秘密结社，案卷号702～1。

　　[11]同治十年七月廿八日前甘肃提督曹克忠《会匪诱勇潜逃追击惩办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S226;秘密结社，案卷号2724。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13]《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致四位老弟》。

　　[14]《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6，《与曾节相》。

　　[15]《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3，《复左制军》。

　　[16]《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9，《致孙小山护抚》。

　　[17][19]《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6，同治二年《答曾节相》。

　　[18]《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5，《补发湘军欠饷作第四案续报之款片》，其中说：“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尚欠发各军银四百九十八万七千五百两有奇”。

　　[20]《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8～19页。

　　[2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35页，《与文任君》。

　　[22][23]《刘坤—遗集》第六册，第2794页；第五册，第2187～2188页。

　　[24]同治十一年七月何ｊǐｎｇ＠③等片，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S226;秘密结社，案卷号2724。

　　[25][26]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卷7，批牍一，第13页，《湘潭县梅震荣到任禀批》。

　　[27]《左宗棠未刊奏折》（湘军史料丛刊），岳麓书社版，第49页。

　　[28]天下第一伤心人：《哥老会说》。

　　[29]《吴煦档案选编》（四），第149～160页。

　　[30]《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3，第32页。

　　[31]《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10，第34页。同治五年七月初六日《与沅弟》。

　　[32]《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1，第20～21页，同治六年五月廿四日《复刘韫斋》。

　　[3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2，《复沈中丞》。

　　[34]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卷39，《论会匪》。

　　[35]光绪六年《哥老会匪及早改悔示》，《刘坤—遗集》第六册，公牍卷之二，第2794页。

　　[36]《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1，同治六年七月十五日《复刘韫斋中丞》。

　　[37]刘蓉《养晦堂文&S226;诗集》卷8，第28页，《复李筱泉制军》。

　　[38]《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同治六年六月六日《致澄弟》。

　　[39]《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同治五年八月初十日《致澄弟》。

　　[40]《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1，第20～21页，同治六年五月廿四日《复刘韫斋》。

　　[41]同上，同治六月十月三十日《复刘韫斋》。

　　[42]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35，第16页，《寄弟国潢》。

　　[43]《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版，书信九，第29册，第6475页，同治六年十一月廿日《复郭ｋūｎ＠④焘》。

　　[44]《湘乡曾氏文献》第八册，第5116页，曾国荃《致伯兄》。

　　[45]《刘坤—遗集》第四册，书牍卷之五，第1735～1736页，同治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复曾星槎》。

　　[46]《左宗棠全集》，岳麓书社版，诗文家书，第140页，《与孝威》。

　　[47]《刘坤—遗集》第四册，书牍卷之五，第1735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门内加岂

　　　　＠②原字口右加国

　　　　＠③原字王右加景

　　　　＠④原字山下加昆

（资料来源：《江海学刊》1997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编辑）

浅论所谓「文化大革命」──为纪念「文革」发动四十周年而作

Sun, 14 Jan 2007 08:08:00 GMT

浅论所谓「文化大革命」──为纪念「文革」发动四十周年而作

⊙ 周良霄

一

　 1976年春间，所谓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即将结束的末期，行将就木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一次召集他的几个亲信们谈话时，不无伤感的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然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非常明确，是把他耄年亲手发动和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作他平生可以自诩的两大业绩之一来自吹的。但是，很遗憾，这已是来不及完成了。事实上，这时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早已败象全呈。毛泽东为了应付这个败局，也显然久已捉襟见肘，焦头烂额。不过在他的人生信条里，他是认定自己永不会有错，也永不言败的。尽管如此，在谈到文化大革命这根接力棒时，他还是无可奈何的承认了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充满掩饰不住的悲凉。这种失败情愫的流露，仿佛就是他厚望所寄的四人帮即将覆没的一席忏言。

　　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从堂皇的明面上讲，是毛泽东所设想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步骤。它首先在文化学术领域中引发，进而发展为荒唐惨剧，狠整全国各级领导干部，搅成全国大乱，并大举进行夺权，完成他个人绝对的专制独裁统治，希图把国家推向他长期刻意追求的、幻想加狂想的毛式共产主义。据说：为了建成这个毛式共产主义天国，在作为过渡的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样的运动，今后每七、八年便要进行一次。这次文化大革命便是这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开端，而打击的目标，集中锁定为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是在1959年退出政权的第一线，而让党内长期排第二位的刘少奇全面主持党务和国务工作的。应该说，一个专制自为的独裁者，不容异己，剪灭功臣，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特别是臣下功高震主的情况下，诛戮就是雄猜之主解除这一矛盾的必然手段。1949年以来，毛泽东所进行的一系列整功臣、排盟友的事例，都是这一故伎的重演。其中最恶劣的便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凭借个人的专制淫威，横蛮的制造了彭德怀冤案。彭德怀对毛所推行的极左暴政所造成的全民饥饿，仗义上万言书，情理俱切，而且言词婉转。即使这样，也遭到毛的横加打击。原因也是功高的彭，敢于直谏，早已被毛认为生有反骨，在他死后必然生事（见黄克诚《自述》），所以，不择手段，必欲把他剪除而后已。刘少奇从1943年延安整风以来，就是毛的主要助手，长期来稳居毛之后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毛、刘之间相互的关系基本上是融洽的，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矛盾。譬如：建国之后中国究竟如何发展？双方已暴露出某种程度上原则性的分歧。刘主张的是巩固新民主主义；而毛则正迫不及待地要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与之相应的，两人之间在认识上也存在左、右不同的倾向。不过，总的来看，在整个五十年代以毛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大跃进中，刘虽然也偶有差歧，但基本态度是紧跟配合，矛盾还并不明显。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毛泽东疯狂推行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十五年内超英赶美，领先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和人民公社这所谓的三面红旗的粗暴折腾下，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上商品匮乏，满目萧条，城市人民，饥馑交加。在广大农村，大办人民公社和集体食堂，广大农民在共产风、浮夸风与强迫命令风的作践下，荡尽了仅存的家底，甚至于砸锅毁灶。城乡人民陷入于全国范围的大灾难，饿死的人超过四千万。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共产党当局不得不暂时从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现实中来。停办了人民公社，解散了公共食堂，让农民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休养生息。在干部中，也放松了綳得很紧的阶级斗争这根弦，让大家「白天出气（发泄怨气），晚上看戏。」公开保证三不（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扣帽子），以缓和社会气氛。在公开场合里，当局一直把这个灾祸归之于苏联的逼债所造成。但是始作俑者的毛泽东，究竟不能不觉得理亏心虚，难辞其咎，而被迫在冠冕的外衣下，实行他久已申明的退居二线的许诺，让刘少奇顶上第一线来。在刘少奇、邓小平稳重、务实的调护下，予民休息。三年困难时期总算熬过来了。老百姓心里究竟是明白的，谎言并不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人们在经历了几年切肤之痛后，自然有了客观的比较和新的认识：「毛主席也是人，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少奇同志稳健，少奇同志成熟了。」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是刘少奇政治生涯中光彩的高峰。由于力挽「三年困难」之局已显见成效，他受到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的赞许。在一片赞扬声中，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显然失态了。他明白承认造成困难的原因，七分出于人祸，三分才是天灾。大跃进是冒进了，人民公社是办早了。这无异当众掴了毛泽东一记响亮的耳光。毛当时也极不情愿地作了检查，表示要承担责任，要大家批评。在这个会上，「毛像一个热情过份的愚笨之人，被推在一旁；他在1958年打倒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现在又恢复了名誉。流传于干部当中的笑话之一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迪克&S226;威尔逊《毛泽东》）。

　　作为一个自命独家拥有马克思主义真理，一贯正确，习惯于听受颂圣谀辞的独裁者，现在却遭到了自己的副手和许多属下的埋怨和批评。毛泽东的愤慨之情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这腔怒火在以后的反攻倒算中才情不自禁的显露出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其中提到「1962年的右倾」，指的就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江青在一次讲话中更是恨恨连声地诉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出了这口气。」（廖盖隆《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生性睚必报的毛泽东，下定决心要搞掉刘少奇，大概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与绝大多数对所谓三面红旗持消极或不满的人不同，有一个人却挺身出来维护毛泽东动摇了的权威。他完全不顾事实，硬说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不是毛主席的错误，恰恰相反，是人们不遵奉毛泽东思想，脱离了毛的革命路线，没有按毛的指示办事所造成的。这个人就是已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的林彪。林彪的发言大得毛泽东的激赏。这从他后来与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流露出来。毛问罗：这样的讲话你能讲得出来吗？他还特别教训罗：「今后应该好好向林彪同志学习。」

　　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就精心策划了大举反攻，推倒刘少奇，以达到重返政权第一线的战略。这年八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申明，他原在《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所写的一段按语，说在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了，要更正。在随之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又耸人听闻的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这以后，他一步进一步地綳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像一个被激昏的癔症患者，对刘少奇、邓小平所主持的中央政府部门和一些负责干部，一再进行严厉而且带著恶谑的批评和指责。他明确警告，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这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现在共产党的天下，三分之一已沦入敌人之手；在文化教育领域，至少有一半，甚至全部不在我们手中。中国正面临改变颜色的危险。他多次煽动性的对一些地方的军政大员提问：北京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明确指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事后想起来，谁够得上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不明显指著刘少奇的鼻子在骂吗？但是，当时候，好心的中国人，包括老于阅历的刘少奇，恐怕都没有往这方面想。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毛泽东天生是一个偏激而颇具超前意识的思想家、理论家，他的想法和行事多是出人意表；言词也习惯于追求深刻、生动、幽默，流于刻薄和不著边际。在人们中流行这样一种看法，让毛主席去发挥他思想家的专长，搞理论研究去吧！具体工作让刘、邓来抓，是各得其所。

　　与毛泽东大煽阶级斗争恶风的同时，林彪心有灵犀，投毛之所好，在他所掌握的解放军系统里，大搞突出政治的宣传。所谓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早从1960年开始，林彪就在部队系统大张旗鼓地宣扬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此举大得毛的欢心，故倍加赞许。62年以后形势的发展，林彪心领神会，更加卖命地大吹特吹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神话，为恢复和张大对毛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大唱颂歌。就在毛泽东神经质的阶级斗争警告和林彪礼佛式的个人迷信双重奏的震耳声中，毛正式开始了他精心策划的倒刘斗争的第一回合。

　　突破口选择在由刘少奇的嫡系彭真所控制下的、被毛泽东指责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彭真就是1962年大会上拥刘批毛的主要人物。初战的目标锁定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吴晗实际上只是彭真权力集团的一个边缘人物，而且主要是以民主党派负责人的身份出现。他是著名的明史学家，解放前任教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他利用写明太祖朱元璋这个流氓出身，通过农民起义建成明朝的开国皇帝，以影射蒋介石，极尽讽刺、谩骂之能事，颇有影响。解放以后，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同时是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1956年加入共产党。毛泽东对吴晗曾是礼重有加。吴晗自认为解放前借朱元璋骂蒋介石，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损害了农民起义领袖。于是，一反旧调，写成了《朱元璋》一书，大唱颂歌。明眼人自然看得出他的寄意所在。对历史上的一个流氓开国皇帝，先是刺，现在是捧，指桑骂那个槐，又指桑捧这个槐，让人读起来总不免有些过份和滑稽。据说，《朱元璋》一书刚印出来，江青就索走了样本，这本书也就躺在库房里不得面世。几年之后，才作为内部发行处理。京剧《海瑞罢官》也是吴晗奉命之作。它是配合毛泽东鼓励和表扬臣下敢于向皇帝直言进谏的号召而写成的。剧本演出后，毛还曾接见过饰海瑞的著名演员马连良，称赞他演了一部好戏。但是当政治形势另有需要时，毛就出手反复、颠倒黑白，把这当作靶子来攻击。这种作法在毛的政治纵横捭阖中是习以为常的事，长期与他亲近的人都指出过这一点。

　　江青秘密组织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至少是在1963年初。她在北京想找几名枪手，均遭拒绝。于是她只好去了上海，通过柯庆施找到了姚文元、张春桥秘密炮制。文章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的。1966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文章的基调表面上是指责《海》剧是图借历史故事为1959年社会上所流行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张目，但实际上毛泽东这时仍把剧本的所谓「要害」隐而不宣。暂时不把底牌亮出来，显然是毛在火力侦察中投石问路的手法。

　　在投石问路的前后，毛泽东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上和军事上的准备。66年9月，把长期幽禁在北京西郊的彭德怀出放西南，名义是让他担任三线（在内地进行备战设施）的副总指挥。彭德怀临行前，毛还亲自接见了他，让他把两人之间的是非放在一边，说：也许你是对的，让历史去作结论吧！我一直未忘记你。彭德怀因此大为感动。毛泽东的这番表演绝不能认为是真诚的。就在毛说这番话的同时，批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已基本完成。文章的「要害」，据后来毛泽东所亲自点明的，便是「罢官」，罢彭德怀国防部长的官，是为彭德怀被罢官鸣冤翻案的。这就充分说明毛泽东的这套虚伪的做作只是为了麻痹与欺骗对手的手法。与此同时，与彭同案的黄克诚也出放山西。这都是为扫清突击前进方向上的障碍。接著，11月，罢黜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中央的机要与保卫的权力交给自己的亲信汪东兴掌管。12月，又以突然袭击的手法，罢黜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由杨成武代长，把枪杆子更牢固地控制了起来。同时又调动大批军队，加强北京的卫戍。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国内知识界普遍是惊疑和愤慨。北京的报纸，根据彭真的指示，不予转载。甚至在上海方面根据毛泽东的指令印成单行本广向全国发行时，北京方面也拒不执行。这种公然的抗拒与冷落，无疑使毛泽东十分恼怒。在后来的追究中，彭真否认他对姚文的背景有所了解，不是有意抗拒。这，老于政治的彭真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释是：当时他确信有所恃而无恐。首先：《文汇报》只是一张地方性的报纸，对地方报纸上所发表的文章，中央和北京市的报纸完全有权选择转载与否。第二：对吴晗这样高层民主党派领导人，又是北京市副市长，没有中央正式的决定并对北京市委通知，擅自进行公开批判，是党的组织纪律所不容的。第三：在中央一线的领导中，一开始根本没有人把吴晗一个剧本的问题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件。邓小平对此就曾不无谑意的说：「等教授（指吴晗）罢官了，咱们好打桥牌。」他们当时仍不过是把这类批判当成毛习以为常的偏执过左的挑剔而已。彭真在批吴这个问题上是硬顶、死保。即使在毛泽东一再亲自亮明底牌，明指吴晗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时，彭真仍是坚称吴晗政治上没有问题，与彭德怀也没有私人交往。他近乎固执的坚持，对吴的批判只应该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进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种作法明显的构成对毛泽东权威的公然挑战，充分证实了毛所痛忌的在他退居二线后，大权旁落，自己已成为被人们当作泥塑木雕的傀儡的心病。因此更坚定了他一举摧毁彭真所把持的「独立王国」，从而直指刘少奇的「修正主义中央」的决心。

　　早在1965年7月时，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以彭真为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展学术批判。五人小组面对批判吴晗问题，拟成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文件，由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讨论通过，呈交在南方的毛泽东，并得到了他的批准。而就在这时，毛却派自己的老婆江青找林彪，让林彪以自己的名义邀请，由江青主持，组织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写成一个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军委的名义签发。江青的《纪要》与五人小组的《提纲》（《二月提纲》）无论在基本观点、对形势的估计与作法上，都是截然对立的。《提纲》是经过在京的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代表了党的决策；而《纪要》则是由毛泽东唆使林彪以委托的名义，由江青炮制，毛泽东修改，再以军委名义出笼。这就在全国人民面前首次暴露了中央一线与毛泽东个人的对立和矛盾。同时也惹人注目的把江青这个原本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分量的女人推上了中国政治的前台。在这之前，大家只知道江青即蓝苹，不过是三十年代上海滩上的三流演员。因为作了毛泽东的妻子，才受到中国人习俗相沿的尊敬。实则官阶不过是十一级，除了挂名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之外，在外廷的官职也只是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的副处长。当然，实际上她还有一个令人怵目的职务，就是一直充当毛泽东的私人耳目，用江青的话说，就是作主席的哨兵。在退居第二线后的毛泽东，身感孤立和冷落，为了策划阴谋倒刘，便只有利用这个私人的哨兵直接上阵，充当打手，最先便是在江青这个末流演员可以沾边的文艺界张旗擂鼓。但由于她本身缺乏必要的资本，毛泽东就让她求助于自己的战友林彪。有了《纪要》作资本，江青便俨然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代表毛泽东在政坛冲杀的先锋。

　　在经过一阵报章上迷团式的牵强、罗织之后，批判的矛头很快从吴晗及于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而上及于彭真所控制的北京市「独立王国」和陆定一所掌握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阎王殿」。1967年5月4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倒台。毛泽东在南方遥控会议，会上，张春桥报告了姚文元文章发表前后彭真为包庇吴晗所进行的对抗活动；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有关批判彭真的指示。会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撤销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通过了恶名昭著的《五&S226;一六通知》。《通知》号召：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的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S226;一六通知》是一纸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檄文，它和稍后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从荒唐和极左的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要发动全国人民打击和清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领域的「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和各种学术领域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席宣、金春明两先生所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就曾正确的指出：「走资派是一个混淆敌我的非科学概念」，是一个在内涵上「任意性很大」，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谁也没有能够具体讲清楚」的黑帽子。「因此，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以至企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曾经被打成了『走资派』，或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第363页）任何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所有不满意的言行，都可以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利用大字报揭露攻击，召开大小会议批判，而且一旦被揪斗，立刻就靠边站。是是非非，都不容分辩。因为，据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他们只有等到运动后期再甄别定案。其结果是凡是领导干部，即所谓当权派，都是打倒了再说。美其名是接受群众运动的考验和锻炼。不少干部就是在挨受揪斗的残酷折磨下，等不到甄别定案，早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沦为不明不白的冤鬼。在运动的大批大揭、深挖深肃中，除当权派之外，又有数不尽的「黑帮」、「黑线」、「集团」、「爪牙」等匪夷所思的株连、罗织，受到牵连的人更是无法统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真正以所谓走资派定性的人，几乎找不出多少来。而且既然所有的当权派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法不责众，这个在运动初期大得可怕的帽子，到此时，也已构不成什么了不起的罪名了。

　　至于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更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提法。学术是一个科学问题，在科学领域里，只有真理和谬误之分。而且它们又都是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与认识水平相关连的。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谬误往往是真理的先导。而真理也不可避免的总是具有相对的性质。把一些有成就的学者们斥为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明显的是对学术的玷污和亵渎，正好表明了毛式文化革命是一种用政治来灭绝科学的文化专制主义暴政。其实，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度里，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国人，对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学术权威？谁当得起学术权威？恐怕都并不清楚。我认识一个青年中学教师，教英语，就教在一个县城的中学里。文化大革命中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学生们揪斗，连头发、眉毛都被剃光。理由很简单：桌头有一本厚厚的英汉字典。能读这么厚书的人，还不是学术权威？再说，英语是英帝国主义的洋文，怎么能不反动？

　　彭真倒台、北京市委改组，中宣部受到颠覆性的冲击，顿时激起了北京市机关、各文化团体，特别是大、中学校学生，蜂起对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和中宣部阎王殿揭发、批判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各个单位都出现了一批勇于率先起来向本单位领导造反的造反派。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职员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质责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的大字报。这张原是康生导演的大字报立即由他送给了在南方的毛泽东。毛大为称赏，责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当晚便向全国广播。于是，火乘风势，风助火威。在全国也就轰然爆发了揭批和揪斗本单位领导的高潮。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煽动下，造反成了燃遍神州大陆的野火。恶名昭著的红卫兵组织也首先在北京的中学生中出现。

　　迅速蔓延的造反派队伍中，主要是年轻、单纯、轻信而容易冲动乃至于盲动的学生。其中自认为出身优越、即所谓红五类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弟。特别是一批高级干部的子弟，他们自恃根正苗红，认为天生的最富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感情，最听毛主席的话。他们是一批被毛泽东阶级斗争仇恨煽动起的造反派先锋。在机关干部中，情况就比较复杂。有生性冲动的勇敢分子，有存投机心理，希图因利乘便谋取好处的冒险分子。也有过去受到打击和压制的受害者，起来图谋报复。对于这些受过打压的人，无论如何还是值得同情的。还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他们代表的是那些始终存在于共产党专制统治下，代表反独裁、争民主的这股伏流的佼佼者。这股伏流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是始终存在的。在1957年的反右中，这股伏流遭到致命的打击。但是，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在文革中，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造反有理」，他们起而争斗，也是情理中的事。但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始终是由毛泽东一手操纵和利用的工具，因此，所有这些人都毫无例外最终成为运动的牺牲品。造反派，包括年轻的红卫兵在内，都不过是毛泽东在政争中按照毛的节拍，肆行恶作剧的小卒子。他们都是以闹剧登场而以悲剧下场的。

　　有人造反，自然也就有人保皇。当时被造反派斥为老保的保守群众，基本上是那些在原单位领导下受过惠的人，包括下属的大小部门负责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业务骨干、劳动模范之类。一般习惯于循规蹈矩、胆小怕事的群众，也都宁愿追随保守派之后；或者犹豫观望，暂时徘徊在中间偏右的立场。保守派以维护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自居，指责谁造反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右派翻天。在他们的心目中，反击造反派就将是57年反右派斗争的重演，都想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得更左、更积极，以图邀厚赏。因此，造反和保皇两派一开始就处在尖锐的对立中。从大字报互骂、口舌相争到拳脚并用，时有发生。相比之下，保守派不但在人数上占压倒多数，而且把持著单位的物资财用大权。造反派则处于被压制被围剿的地位。

　　为了控制这些造反派滋事，领导被揪而陷于瘫痪和混乱的单位，在京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急忙作出决定，派出工作组，以图掌握和稳定局势。省、部的领导，也都奉命或者闻风，秉照这种精神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的任务就是代行原单位党政大权，组织群众，清剿造反者。在北京的中学中，还把教员集中起来，进行审查、整肃。对学生，则以反干扰、「抓游鱼」为名，清查右派分子和小反革命，并声言顺藤摸瓜，揪出支使的黑后台。刘、邓的作为正就是要重复57年反右派斗争的旧套。他们以为现在是造反派乘机构乱，是对文化革命的干扰，必须先扫除干扰，以保证运动的正常开展。一时间反干扰、抓右派的风头大盛。这时的毛泽东，却一直拒绝刘、邓要他回京主持工作的请求，逗留在南方隔岸观火，伺隙出击。对刘、邓派工作组的决定，不作任何明确正式的表态。直到7月17日夜，正当工作组反干扰斗争火热的当儿，突然回到北京。

　　对一些因问题严重而失去控制的单位，由上级派出工作组，接管领导权，进行整治，这是共产党惯用而且久已证明有效的传统工作方式。在4月份间，任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就是一桩近例。因此，从刘、邓到各级领导干部，对这种作法，都认为事所当然，奉行惟谨。毛一回到北京，托故不听刘少奇登门汇报，却派江青、陈伯达、康生频频去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对那里的造反派表示慰问和支持。接著就明确表态：工作组压制了群众的革命运动，甚至指责工作组干尽坏事，必须统统驱逐之。7月26日，在由毛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干纲独断，宣布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各机关、各学校的形势陡然一变。受压制和打击的造反者有了毛泽东的支持，群起驱赶工作组。从整群众这一点上讲，工作组确是遵从共产党的传统手法，重复57年反右派的老套，作践起来闹事的小民的。据统计：在北京的二十四所高等学校里，有10211名学生被打成右派，2591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中学和机关的情况也大略相同。工作组还整了一大批人的黑材料，准备将来进一步算帐。从这方面讲，工作组确是没干好事。在它被造反派驱走，被迫离开那些单位时，他们又一手撮成那里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领导小组，把持运动的领导权，继续对造反派群众进行压制与打击。

　　有所恃的造反派群众现在更是无所恐惧了。他们已经明确的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他们组成了自己的战斗组织，包括所谓红卫兵。保守派也依样组织起来，两相对抗。一时间，每一个单位内大小战斗组织勃起，大的千百人、甚至万数，小的仅一、二人。各拥旗号，与观点相近的组织结成同盟，社会上开始出现了有组织的对抗。为了追究派工作组前来的领导机关的责任，同时追缴被工作组所带走的「黑材料」，造反派攻击的矛头，已不再限于原单位的所谓走资派，而是逐级上追，集中到省、部的大当权派。同系统内的造反派也因此联合了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兵团」、「纵队」，向所在的省委、部领导冲击。保守派也通过串连，组成了自己的联合大军。到处都是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这样，派仗就成了弥漫全国的无尽闹剧。被造反派追索的省部领导大员，成天东躲西藏，已无法正常工作，甚至被劫持、绑架、扣压。有的省领导，只好仓皇前往军区机关躲避。但造反派仍是穷追不舍，开始围困和冲击军区，往往酿成造反派与军队间的冲突。开枪杀人的事，遂有发生。

　　屈于毛泽东的专制淫威，刘少奇、邓小平，还包括那些同意或支持派出工作组的中央领导人员，都被迫接受毛泽东的决定，无可奈何的作出检讨。他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错，只好承认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几乎所有全国各级领导干部，都是派工作组的积极支持者和奉行者。在他们的后面，还有被派的人数可观的工作组成员以及支持他们的庞大保守派群众。他们不服、不满、懊丧，乃至消极对抗，这是很自然的。

　　针对这一情况，8月1日至16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召开。会上，毛泽东只是使出全身解数，逐个拉拢说服，才勉强凑足了过半票数，批准了撤除工作组的决定。会上，他还亲自写成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的对刘少奇进行指责，硬把派工作组说成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并把它与1962年的右倾相联系起来。善良的中国人民，从姚文元文章发表起，随之是彭真、陆定一倒台，造反的风浪迭起，大家都感到山雨欲来，而怀著极大的疑惧与不安。他们都在问：毛主席到底又要干什么了？现在，总算图穷匕首见，原来真正的目标是党内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这个会上把刘少奇的党内排名，从老二降到了第八。名义上虽然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除了闭门思过之外，已完全从权力中心排除。邓小平也同样被剥夺了全部权力。另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林彪则代之兴起，以唯一的副主席排名在毛泽东之后。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作为指导整个运动的方针。

　　这时，在全国范围内，红卫兵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红色恐怖笼罩全国。毛泽东犹以为未足，异想天开地提倡大串连和亲自接见和检阅来煽风助长。造反派，其中尤其是学校的红卫兵践踏人权、草菅人命，达到闻所未闻的野蛮程度。北京师范大学的国学专家、老教授刘盘燧就是被活活打死。著名的杰出作家老舍便是不堪凌辱愤而投湖自溺。这一类的冤魂究竟有多少？简直无法统计。因肆意抄家而给无辜的人们所带来的破坏和损失，超过明火执仗的强盗的洗劫。民族文化、历史遗存受到惊人的毁坏，甚至殃及到明十三陵发掘出来的明万历皇帝的朽骨；连马戏团训练的狗、马都不得幸免。这时期，北京中学的红卫兵们也开始分化，一些高干家庭出身的人，因运动已冲及他们的父兄而开始转入于不满和反对，发展为「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分子。有的研究者吹捧他们是最早起来反对中央文革极左路线的先锋。其实，他们这样做作，完全是因为运动触及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的劣迹、他们在对待所谓阶级敌人和黑五类子弟中一贯的法西斯暴行是永远也无法洗刷的。

　　 10月初，毛泽东正式把派工作组问题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罪名。毛泽东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要夺回失去的中央一线的权力，打倒刘少奇，这是决定无疑的。预先准备好的帽子便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运动刚开始，就横生了一个新的枝节，即派工作组的问题。抓住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轻率地以此为寻衅的由头，扣上一个镇压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理由是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种民粹主义的理论当然站不住脚，且既不符合共产党一贯的传统，也违反后来毛本人在文革中大派军、工宣队的事实。可见它（派工作组罪名）的强辞夺理是彰明昭著、路人皆识的。用这样一个荒唐的罪名来打击别人，当然会引起除少数造反派群众之外的广大人民，上自刘、邓和执行过这一政策的领导干部，下至为数众多的保守派群众的不服和不满。为了使他们胁服，毛泽东悍然给这大群人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帽子。然而帽子越大，就越使被戴这顶帽子的人不服和愤慨。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是犯了鲁莽灭裂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大错误，把浩浩荡荡的各级执行者与保守派群众赶到了刘、邓这一边。这就同时也给毛泽东本人造成了一个可怕的映像，即：愿意跟刘少奇的人远比跟自己的人多得多，并证明了他近年来担心的修正主义在中国已经发展，这个江山改变颜色的危险已迫在眉睫的估计是真实和正确的。因而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刘少奇之流，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及时的。这就更促使毛泽东决心把这场运动，突破它原只在文化领域进行的框子，肆意在全国各个领域中广泛无所限制地开展起来。10月5日，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按地方的办法进行；同时撤销了早先由总政发布的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开始了一个在全国「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共产党全国各级党委全部瘫痪。12月15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即《工业十条》正式向全国下达。从此运动更广泛推及于全国所有工矿企业、农村生产大队，以及除野战部队外解放军各机关院校。全国上下都卷到无休止的揪斗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和难辩是非的派仗，以及在农村变本加厉的阶级仇杀的疯潮中来。

　　与此同时，批刘也明显升级。12月18日，张春桥神秘的在中南海西门单独约见了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子蒯大富，告诉他：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王力《反思录》证实：「大约在二十七日以前，毛主席讲了话，说现在看来，对刘少奇问题不能像过去那样内外有别了，现在不公开批判不行了。要公开批判。」一个名为「王光美项目组」，实际就是刘少奇项目组也悄悄的成立。从此，打倒刘少奇的鼓噪声响彻北京街头。从早先劝阻和制止公开贴出刘少奇的大字报到唆使和鼓励公开申明打倒刘少奇，说明运动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3岁生日。在一个小型宴会上，他向中央文革成员举杯祝酒，说：「祝开展全国全面内战。」接著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充分肯定了上海的造反派对《解放日报》、《文汇报》的夺权行动，说：「这个方向是好的。」要展开「全面内战」、要「夺权」，表明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要彻底打倒刘少奇，除发动造反派，公开的、大规模的把刘少奇批倒、批臭之外，还必须通过内战的形式，夺取各个部门和地方的领导权。认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斗争」，「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毛还指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转引自《红旗》1967年第2期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在「一月革命」、即上海市夺权的影响下，全国上下，各级机关中的夺权闹剧就紧锣密鼓地表演开来。继上海之后，山西、贵州、黑龙江相继比较顺利的完成了夺权，但这些都是有内线由中央文革牵制完成的；这几个地区夺权虽然完成了，但是保守一派的反对势力仍然十分强大，派斗从来没有停息。至于四省市之外的省、部和地区，夺权则在两派、甚至几派中轮番上演，为所属部门的大印、物资和办公室房间，大打出手，没完没了。弄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夺权这一举措完全又是毛泽东鲁莽灭裂、主观轻率，任意荒唐的自杀性决定。后来，毛也不能不承认：「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文化大革命所犯的两个错误。它把全国的党政机关负责干部当成自己的敌人，加以打击。他不当一回事的估计，全国的夺权在约两个月内完成。至于这种夺权内容是什么？是夺机关的党、政、财、文全部大权？还只是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对业务是监督，还是也要一并夺过？谁都不清楚。所有的政权单位一律大夺特夺，不管是否是走资派或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分子，也都采取先夺过来再说。至于夺权以后如何管理？也没有预案，先说是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后来才确定由造反派头子、驻军部队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的三结合。可见老耄的毛泽东，对此原毫无成算，但他仍然用先有事实，然后才有理论；革命是群众的创造，他是最相信、最尊重群众创造来安慰自己，自欺欺人。

　　过去所有担负过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几乎百分之百都不是被这一派，就是被那一派在揪打，统统靠边站了。现在要成立革委会，讲三结合。但是造反派头子，不过是政坛的暴发户；而军代表充其量也只会空喊政治口号而已。真正要把工作抓起来，还得依仗有水平、有经验的旧有领导干部。就是因为没有可供选择，又能为两派群众都接受的「革命领导干部」，毛计划二三个月内夺权应见眉目的估计，只好无限拖延。这时又发生一批元老拍案而起，「大闹怀仁堂」，怒斥中央文革的大事。这些元老们对自己的老战友、老部下纷纷被揪；对被称为「联动」的干部子弟（其中也包括他们的亲属）被打击、遭收禁，已久怀愤怨。2月中，在有中央文革成员参加的会议上终于爆发了所谓「二月逆流」。他们虽然在毛泽东的专制淫威下，都被责令检讨。但毛对于他们，终究仍不敢于过为己甚，最后还是借口以团结为重，曲意对他们进行安抚。所有这一切才逐渐让毛泽东察觉到对领导干部打击过宽、过大，实际上只能孤立自己，而壮大保守派的队伍，有利于自己的敌人刘少奇。因此，在67年2月初开始放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子」这一提法。3月号的《红旗》社论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只要不顽固坚持，作出检讨，就可以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结合到革命委员会里来，名之曰挽救大多数干部。即使如此，由于两派的僵持，结合谁都无法实现。在智穷力拙的情况下，对于这些两派混争互斗的地区和单位，毛泽东只好诉诸军事管制。2月中，全国实行军管者已高达6900多处，已经动用团的兵力。当时统计「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参加的军人人数高达280万之众。可悲的是军队支左，支的绝大多数又竟是保守派，而不是毛所希望的造反派。当时，派别纷起，多如牛毛。甚至一个人也可以独树一帜，组成战斗组织，发声明、出海报，但大体上都以对本省市的某一个领导干部的揪和保分成两个阵营。而这些领导干部的基本面貌又不清。因此，究竟反谁算革命，保谁就是保皇，谁都弄不清楚，最终都要等中央文革表态，才能确定，而事实上这一时又根本不可能作到。一般来讲，造反派成员比较复杂，他们为了追索工作组整他们的黑材料，追究派出工作组的责任，曾经穷追省、市委领导，甚至围攻窝藏他们的军区机关。他们与军队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相对而言，保守派成份好，其中很多就是复、转军人或军人家属。甚至老婆就是当权派，孩子是保守派。这样，支左的军人一下来就选择了支持保守派，这是很自然的。军队的介入，使派斗更进一步升级。军队和造反派直接对抗的事件屡屡发生。

　　这时，曾经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只要在形式上作个检讨，就可以成为结合对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如过河之鲫，这两顶帽子都算不上什么新鲜的大罪名了。要打倒刘少奇，就得锻炼新的罪状。于是，毛泽东就把叛徒、特务这类罪名，当成杀手鐧，来置刘少奇于死命。早在文革前夕，毛泽东就认为党内有叛徒，「始终未解决。」因此，他对戚本禹指太平天国的李秀成被俘后所写的《李秀成自述》为叛徒的供词的文章十分欣赏。他曾通过江青，向戚本禹表示支持；并让他请教康生，再写第二篇文章。老奸巨猾的康生，在文革开始不久，就已看出来，「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不得翻身。」因此，在1966年8月18日毛接见红卫兵时，康生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支使红卫兵去搜寻档案数据，挖查叛徒。红卫兵在旧报章上找到了1934年被国民党拘禁在北平草篮子监狱的薄一波等61人，在奉中央指示，履行具写悔过书后得到释放的材料。必欲置刘少奇于死地的毛泽东，这时便拣起这个在中共七大时已审查定案的问题，当作新的武器，来对付刘少奇。1967年3月16日，中央正式批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指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干的。」21日毛又批准立案审查刘少奇历史上两次被捕和叛变问题。5月1日，毛公开宣言：刘少奇1925年被捕过，后来叛变，住在北京，刘少奇一条路线，一个理论，一个班子。把刘的问题往叛徒上拉。6月3日刘少奇项目组成立，由康生出任组长，成员包括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及中央文革的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关锋参加，由江青直接负责抓，戚本禹任秘书。具体工作则由谢富治、汪东兴担任。项目组派出了数千人员，翻阅历史档案，对有关人员孟用潜、杨一辰、丁觉群、王世英等进行野蛮残酷的刑讯，以逼取需要的证据。张重一当时已是癌症晚期，生命垂危。为了逼取证据，仍对他进行拘留，在二十七天里进行了二十一次审讯，「穷追紧逼，终于逼使他断断续续地交待了有关王光美特务的问题。」直至死去。江青在项目组的一次会议上还恶狠狠地说：「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像，摔了一跤也没死。你们右倾。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这样的话让人听起来真是毛骨悚然。所有有关刘少奇叛徒的材料便是在这种情况下逼讯出来的。

　　为了让造反派群众放手揪斗刘少奇，毛泽东在7&S226;20武汉事件前离开中南海，去往南方。到这个时候为止，刘少奇仍居住在中南海内，除中南海造反派在戚本禹支持下，有过批斗之外，外界的造反派不能直接触及他的人身。毛泽东一走，造反派就包围了中南海。参加和声援的单位达二千多个，人数逾数十万。他们在中南海墙外呼噪叫战，要求把刘少奇赶出墙来，交群众批斗，这场闹剧持续达一个月之久。与之紧密配合的，在戚本禹的策划和指挥下，中南海内的干部揪斗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妻子。8月5日，二百多万人集会天安门，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声讨刘少奇的声浪一个高过一个。此后，随著社会每出现又一次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揪刘和批斗刘少奇黑帮分子的集会与呼啸便一阵紧似一阵地展开，但实际的对刘斗争已集中在项目组的罗织定案。而社会上的实际情况则是派战大行，无法收拾。

　　从一月风暴（67年1月）到九大召开（69年4月）的二年多时间里，整个中国，包括城乡所有的上下机关、学校、工厂、农村，无一例外的陷于以武斗为特征的派仗。各地方、各单位的派仗都围绕支持某一个与本派密切的革命领导干部和反对另一个与对立面有瓜葛的「走资派」，进行夺权斗争展开。群众组织中革和保的色彩事实上都已泯失，成为一派与另一派人在权力抢占上的拼死争斗。支左的军队往往是各支一派，军队不但亲自出阵，而且暗送枪支弹药来支持互斗，酿成震惊全国的武汉7&S226;20事件，以及四川、广西等地区的武斗暴力冲突。机关枪、大炮一齐上阵。有的地方整条街道、整个地区夷为平地，尸横遍野。而毛在7&S226;20武汉事件之后，还明令向造反派发枪。且指示对造反派夺枪不加制止。江青甚至恶狠狠的提出所谓「文攻武卫」。这些火上加油的作法，无疑更使派仗猛烈升级。1967年夏秋之间，全国武斗大行。极左浪潮越烧越猛。

　　无尽的派仗使各地的革委会迟迟无法建立起来，北京的混乱到67年8月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达到了极点。毛泽东不能不考虑对无法控制的局面加以制止。这就不能不对这个毒瘤的中心中央文革少加抑制。中央文革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被迫舍卒保车，抛出了两个小爬虫王力和关锋。随后又舍弃了戚本禹。还连续公开批驳了造反派中流行的「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前夕」、「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进行第三次串连」等等呼号，阻止混乱的进一步发生。毛发布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最高指示，要求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禁止抢劫枪支和国家仓库。毛还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结束，或者稍迟一点。接著开九大，不能再搞了。」表示要进行收束。11月初，毛提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68年1月，又开始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把造反派的斗争狂热重新转移到清查本单位群众中有问题的人们中来。这时期，又号召批判派性与无政府主义。所有这些作法无疑对造反派们是一种约束。

　　 68年3月末的揪出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事件，极左派又从中嗅出了「阶级敌人的新动向」。认为「右倾翻案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是要为『二月逆流』翻案。」由于当时的斗争已经开始以隐蔽的方式在高层内进行，一般群众已难明真象，但它的指向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些元老们，仍然可以从一些迹象中看得出来。从批斗杨余傅的大会上周恩来公开领头为江青谀颂的场景，人们明显地察觉出周处境的尴尬。反右倾战斗又一次激发了群众队伍中的派仗高潮。这时，随著各省革委会的逐个建成，总的大局已相对平静，只有四川、广西、陕西等地仍然是两军对峙，枪炮轰鸣。而特别抢眼的又是北京高校中清华、北大以及天派、地派的两派互斗。毛泽东已经感到是对这些曾出于倒刘的需要而被他纵容、肆无拘检的红卫兵小将们进行整治的时候了。「造反有理」，是用来对付刘少奇的；目的达到了，再造反就是无理了。然而幼稚单纯、自命为唯我独革、骄纵成性的小魔鬼，既然放出了潘多拉瓶子，要再收禁也难了。毛泽东不能不使出最后杀手鐧。7月27日，组成浩浩荡荡数千人的军工宣队，在暴力开道中进驻清华大学。同时，他又亲自出马，召见北京高校的所谓五大领袖，当面警告：现在是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必须立即停止武斗，否则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到8月29日止，北京所有高校都进驻了军工宣队。从赶走刘邓工作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一晃两年之后，兜了一个小小的圈子，又来了毛的军工宣队，这对于毛的所谓「群众路线」，真是绝妙的讽刺。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佛祖真言的封盖下，全国的大小知识分子，从此被打到了五行山下，再也不能翻身。毛还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命令知识分子必须到农村中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年12月，全国掀起了让中学生上山下乡的高潮。

　　红卫兵小魔鬼又装进了瓶子，大陆的各省市革委会也总算草草地拼凑了出来。9月5日，戏剧性的召开大会，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时，在广大一般干部中，对无聊、无尽而又见不到任何得益的派仗本已十分厌恶。革委会成立以后，他们已成为被抛弃而无所事事的人群，无论是革派，还是保派，开始都沦为逍遥派，「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毛对付他们的法宝，便是发配往所谓「五七干校」。他说：「五七干校」是一个干部「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作。」于是全国成千上万的干部，抛下了在城市里的妻儿，下到了最贫困的农区，自己动手，托土坯，盖茅房，辟草莱，种庄稼，养猪放羊，在最不堪的农业劳作中锻炼。这样，学生、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广大干部被投入「五七干校」。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农作之余，昔时那种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揪斗走资派、批判修正主义的豪情壮志，便再也不见踪影了。有头脑的人，开始了深深的反思。

　　 68年10月，由毛一手拼凑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这个会以通过由江青、康生等所罗织诬陷、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调查材料》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极不严肃的丑恶记录。当表决通过时，会上除了一个陈绍敏大姐毅然投反对票外，其它代表竟更无一人敢于挺直脊骨，对这样明知是虚伪捏作的东西投自己的反对票。真是「数十万军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刘少奇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耻辱的帽子，永远开除出党。正如康生所说的，这才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刘的问题已告一段落。但权力角逐的奕盘上却并没有出现让毛泽东称心如意的格局。首先是惯于和稀泥的周恩来，由于他巧妙应付，假打真保，赢得了许多干部的感激；同时又任劳任怨，艰难操持，支撑著混乱破碎的政府，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毛、周之间本存在长期、深厚的历史矛盾。毛泽东对他是既不放心，又不得不依靠他的助力。毛记嫌于周的心态，可以从江青从不失时机地对周的调和态度的敲打中明显地流露出来。把所谓「伍豪事件」抓住不放，更是隐藏著凶狠杀机，使周恩来临死前还心怀惴惴。只是因为周行事圆滑谨慎，对毛一心奴伏，甚至曲意阿从江青，使毛和江青确实找不出下手的借口。但对于他怀恨在心，杀机隐伏，是路人皆知的。

　　另一个权力集团是以林彪副统帅为首的武人帮，这一帮人都是原林彪四野的旧部。他们把原在军队各系统间的山头主义矛盾带到了新时期的权力分配斗争中来。杨、余、傅事件以后，黄永胜取代杨成武成为总参谋长。原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为副，成员有叶群、丘会作、李作鹏等，决定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办事组完全取代了军委常委。这样，几乎所有军权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九大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上了党章；这个集团的成员都被选进党中央政治局。他们都是（除叶群外）战功赫赫的开国功臣，惯于骄纵。他们忍受不了江青的颐指奴使，恣肆张狂。对以舞文弄墨而燥进的张春桥、姚文元辈，根本不放在眼里。相形之下，九大以后江青一伙虽然也进了政治局，但在政府中都无实职。中央文革小组已取消，他们开始产生一种失落感。在九大报告的起草中，张、姚和陈伯达之间，争风吃醋。张、姚指责陈伯达有唯生产力论错误，从而得以把陈的初稿推翻，由他们来另起炉灶。陈伯达因此大为丢脸而痛心疾首，忿而投靠到林副主席集团一边来。这时毛对林彪已心怀不满，无行的陈伯达转向林靠拢，激起毛泽东的猜疑与厌恶。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又一次充分表演了他无尚的家长专制主义淫威，挫败了林彪集团的挑战，把那个曾长期担任过他的政治秘书，被誉为中国最好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揪了出来，一加就是六顶帽子：叛徒、特务、托派分子、假马克思主义者、国民党反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丘会作也被责令检查。会后，毛又积极采取措施，一方面是在全国公开批判陈「骗子」，另一方面进行所谓「抛石头、掺砂子、挖墙角」，对这批手握兵权的危险分子加强防范与打击。最后，已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林彪只好乘机外逃。

　　 9&S226;13林彪在蒙古坠空而死，毛、林险恶、虚伪的政治交易以很不光彩的悲剧结束了。摔死的不仅是林彪，毛泽东的政治信誉也同时从九空坠地，跌得粉碎，留下来的是他们间现世报应的笑料。据说，从此毛的健康一落千丈。

　　林彪摔死了，最使毛泽东操心和不安的问题，便是一个培养和选择接班人的问题。有没有一个称心合意的接班人，是保证毛式革命路线继续推进，政权「永不改变颜色」，同时也避免毛自己身后被焚尸扬灰的关键的关键。毛知道自己年岁不多了，这个事才是急中之急。于是他不顾实际，完全从毛主义的主观模式出发，选取了农家出身，当过兵，在工厂呆过，没有多少文化，造反起家的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火箭似的超拔，调到中央来，作为接班人培养。无如造反出身的王洪文，原只是一个耽于吃喝玩乐的恶少，根本不具备管理国家事务必要的品德与文化素养。丛脞的国务，仍需仰仗周恩来艰苦撑持。当毛泽东已明显的感到必须及时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正常的政治统治时，他就更必须倚重周恩来的声望和能力，这就更使在权力上存在失落感的江青忿恨难平，频频向周发动攻击。周恩来原想借林彪集团覆灭的机会，让极左之风稍加遏制。但立即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不但不想顺坡下驴，反而在极左道路上滑得更远。他硬指林彪集团不是极左而是极右，而且是右得不能再右。他又借口周恩来在外交上的表现，把极左绞肉机的螺门拧得更紧，大搞所谓「批林整风」、「批儒评法」，要抓当代的大儒，对周恩来进行敲击，以示警戒。当重病缠身的周恩来实已不堪重负，而又无人可用的情况下，毛泽东让宣誓永不翻案的邓小平戴罪复出，以应付目前。但是当邓小平的整顿牵涉到动摇与否定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一场新的反右倾复辟的运动又发动起来，最后借周恩来逝世引发的四五事件而把邓重新放逐出权力圈。在著实无人可用的窘况下，毛泽东超拔了一个素无背景、被叶剑英评论为「不蠢」的华国锋，登上了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宝座。这让自认为此位必得的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毛泽东选中华国锋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的。他当然把身后的希望寄托在江青一伙身上。但他还是对江青的分量有所了解的，而且知道她积怨太多，无以服众。王洪文经观察试用，表现实不成材。姚文元不过是善于舞文弄墨的文胆；张春桥充其量也不过是能摇羽毛扇的狗头军师，而且也有历史问题。靠这班人甚至连撑持门面都难于胜任。至于说继续他伟大的事业则就更为渺茫。因此，他在76年初的讲话中，充满了无望的悲凉。起用「不蠢」的华国锋，正是因为他素无背景，而成为左、右两派暂时都可以接受的中间人物。毛指示华，有事可找江青商量。毛泽东选中这样的人物自然只是一个过渡，安定目前，以便让他的极左派亲信们在将来有利的时机，平稳地完成权力棒的交接。

二

　　制度的改革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剪除前进通道的障碍后所要进行的寄意深远的「伟大」梦想。在权力争夺中一贯奉行实用主义，在权术运用上登峰造极的毛泽东，是向来最喜欢以一个思想家、理论家、古今中外、博及群书、无所不通的学问家出现的。他自吹《资治通鉴》读过十七遍，但《资本论》却没有看过一遍，但他仍然大言不惭的自命为马克思的正传宗主，并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新的极峰。他倒刘也绝不愿让人看出来是权力的争斗和私怨的报复，而是深奥莫测的理论斗争、路线斗争，尽管什么是修正主义，他至死也并不清楚。因此，在倒刘的同时，他又把他一心向往的理想主义改革抬了出来，唬弄无知的人们。在运动初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十六条》）里，就确立了运动的斗、批、改三阶段。「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一句话，他毅然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要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新世界。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就林彪在军委后勤总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呈报中写了一通充满哲学遐想的著名批示，即所谓《5&S226;7指示》，其中说到：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这个冗长的批语，与稍后的5&S226;16通知，堪称双璧，充分的暴露了毛泽东思想的真实性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曾就这个批示写了题为《全国都应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文章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真是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实际的情况又是什么呢？

　　王禄林先生在《5&S226;7指示初探》中指出：「五七指示实际上是毛泽东的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宣言书，它寄托著毛泽东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正在于通过『砸烂旧世界』，达到『建设新世界』。《指示》就是这个新世界的纲领。《指示》与《五&S226;一六通知》是互相映照的姊妹篇，一个主旨在「破」，一个主旨在立；一个是砸烂旧世界的纲领，一个是建设新世界的蓝图。」王先生同时也指出：毛泽东新世界的理想蓝图是一个「以自然经济和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晚年的一系列错误，都可以用他的『左』倾社会主义模式来说明。」。

　　这是正确的。细绎《指示》全文，我们不仅可以知道，这一纲领是解放战争时期毛式军事共产主义的延续，同时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身影。它是构成毛泽东思想的固有真髓，是构成毛泽东思想两大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思想两大组成部分，一就是空想的毛式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就是他暴烈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毛的这个新社会不是通过社会生产高度发展来完成，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完成。因此，它必然是，也只能是一场穷过渡、一个暴力的过渡。这是典型的封建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而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根据这个理论， 1949年建国以后，毛泽东便马不停蹄的在这个又穷又落后的国度里急不可耐的藉暴力向社会主义过渡。于是，运动一个接一个，斗争一阵紧似一阵。由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而反右倾机会主义，实行的就是这个穷过渡、武过渡。结果，迎来了三年困难时期，碰得头破血流。但他仍然豪气十足，犹自以为「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仍然拒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而把失败归结为别人没有遵照他的指示办事，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道路。几年以后，他卷土重来，打倒了为他擦屁股有功的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下，变本加厉的在他一贯坚持的穷过渡、武过渡道路上，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把人民驱到了灾难的深渊。不仅如此，他还声明，这样的运动今后每七、八年都要进行一次，直到把中国带进他设计的天堂。

　　事实表明，解放以后的许多重大时刻，毛泽东在瞻望前程，抒发理想时总是魂牵梦萦的忘不了他的理想梦。他大不满地表示，在进城以后，官做大了，条件好了，干部染上了官僚主义，脱离了群众，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根源。他不懂装懂地从马克思著作中捡来了「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把现实社会中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军队的军衔、干部的薪给，都视为资本主义这个恶魔的罪恶，大加挞伐，总是盘算著赶快把它废除。这种想法，浸透了毛全套社会主义的构想，贯穿了从解放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关于文革以前，我已有专文讨论，现在就单论文革中的表现吧！

　　 1966年12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当译为「资产阶级权利」），取消实行薪给制的问题。

　　他说：

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也忘了。是不是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

　　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从几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上是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革命精神鼓舞。

　　12月6日，周恩来大概是针对毛的这一段话，曾经委婉的表示：「现在实行供给制，一定要把思想基础打好，才能实行。不然，大家都实行供给制也不行嘛！」12月18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还提到：「最近我们想把级别搞掉。」表明这个问题又一次出现在毛的考虑之中。

　　 1967年4月29日，毛泽东在他的《一个指示》中说：

（三结合）要有群众参加。十几年了，我们脱离了群众，49、50、51、52年群众欢迎我们，那个时候干部吃住很简单，吃小米，住帐篷。进城后搞薪金制，群众就不欢迎我们了。」在当时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的会上，他又说：「我们党在49年、50年、51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52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要把它改变过来。

　　在5&S226;1节会见干部时，他还特别指示：「为避免脱离群众，以后实行供给制，取消薪金制。」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丹麦首相保罗&S226;哈特林时也说到：「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同年12月，毛在长沙对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又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他指令张、姚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姚文元随即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写了《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反复申述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张、姚还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供国人学习。特别指示「各级党委一定要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抓紧、抓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1975年5月，有人提议对农村中不同自然条件和生产效率高低的生产队进行粮食征购时，将好的定价低些，差的高些，以消除「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毛立即批示，进行试验。8月，毛又亲自对陈永贵的《对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作出批示，要求政治局讨论所提出的在短期内将人民公社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的问题，并在九、十月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又一次企图再搞穷过渡。

　　上述材料表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毛所孜孜以求的都是在为限制与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而奋斗。他所追求的正是在本质上是乌托邦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在彻底打倒旧文化，树立新文化的嚣嚷中，沉渣泛起，一些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中国都浮上了历史的前台。

　　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一书中，分析了在文革期间流行在中国的三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一是非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观念。即否定商品经济，把它当成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权利），必须限制。这一点，从人民公社到五&S226;七指示，都贯彻这一精神，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二是营房式的社会主义观念。所谓「营房式」，是马克思用来形容那种以小生产为基础组织起来，带有军事集体化和平均主义特征的社会主义，他们也把它称之为「粗陋的」或「禁欲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革命战争期间，以军事共产主义为名，为毛泽东所特别称赞，而且在解放以后，极力在新中国环境下继续推行。它的核心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平均主义。三是以贫穷、愚昧为核心的伪社会主义观念。穷则革命，富则变修。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所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都是毛泽东小农社会主义思想的写照。（第54─60页）

　　应该指出「资产阶级法权」，确切的译法应该是「资产阶级权利」，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提出来的，是对拉萨尔的批判。毛泽东有没有读过《哥达纲领批判》一书，自难肯定。但他对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权利」完全是误解，把自己站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拉萨尔的立场，这是肯定的。1983年出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也明白指出了这一点。对马克思的重大原则误解、曲解，而大加挞伐，这发生在一个自命为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真是只有让人啼笑皆非，不知该怎么讲才好。按照这样的路子再胡搞下去，中国真不知会沦落到什么地步。值得庆幸的是在他这个伟业还来不及大力推行时，他就去见马克思了。人一死，四人帮也就迅速彻底垮台。然而，这一通不世之业虽成为泡影，但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毛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一系列所谓社会主义改革，确是干出了许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业绩」来。

　　在政权建设方面，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无疑是毛最得意，但也许是最荒诞的杰作。「夺权」，实际上是两派、甚至几派为抢一颗公章而轮番恶斗。它形成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旷世奇观。在全国夺权完全是一个冲动而轻率的决策。毛泽东把聂元梓的大字报胡吹为什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他是要把巴黎公社的旧剧百年之后在中国重演。因此，上海一月夺权后就立即打出「上海人民公社」的招牌。但最后权衡得失，还是放弃这个心向往之的革命名称，决定「还是革命委员会好。」关于革命委员的组成，几经改易，最后确定为「三结合」，即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1968年3月30日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其实这纯粹是欺世盗名之谈。这种作法不仅加剧了党政不分、军政不分的旧存恶习，其它的所谓优越性不是徒具形式，就是反使旧有的劣质更有了变本加厉的恶性发展。至于说到精简，事实上完全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毛指示张春桥，上海搞二十个吧！李雪峰在河北，就曾扬言，省革委会要精简为120人，都不过是一句空话。毛泽东「勇敢地」把国家机关、包括行政组织到公检法都冲垮了，但是军队却视为命根子，并靠它来接管政权。在原有的干部认为都不可靠，仍然软禁在五&S226;七干校劳动时，于是把一大批转业军人安置到革委会来。这批军人文化水平低，根本不具备必要的业务知识与技能，这个政府的效能就可想而知。要想办事，最终还得把那些在五&S226;七干校的业务人员召回来。因此，文革后期，成员非但没精简，反而又增加一倍。至于领导干部，运动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人被冲击靠边站，后来又查无实据而官复原职，一个机关往往出现官多兵少的奇怪现象。所谓「巴黎公社原则」，更是骗人的鬼话。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现象往往惊人的相似，但如果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作为悲剧出现，那么，第二次在毛主义的表演中，却成了一个讽刺性的笑剧，尽管招牌是打得一样的。

　　所谓「改」在教育领域中造成更为巨大的毁灭性效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受到致命冲击的就是教育界、文化界。红卫兵一起来造反，教师就首当其冲。无知冲动的中学乃至小学生，任意给他们的老师加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罪名，把对教师的人格污辱，恶作剧的虐待和任意打骂当成为革命表现，肆行凌辱。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还以批判「师道尊严」而继续作践他们，连一个剧本《园丁之歌》都当成资产阶级右倾复辟潮流而大张挞伐。整整十年，学校先是被造反派整成一个底朝天，继而虽说要复课闹革命，但仍然派仗纷纭。学生完全没有任何拘束，上课可有可无，考试就交白卷。因此国家在教育上出现十年以上的可怕断层。这真是一个古今中外都不曾有的文化灾难。后来大学入学的试卷中，考生竟有1/2+1/2=2/4；「孙中山」、「阎锡山」这座「山」究竟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的天大笑话。毛泽东把学校污蔑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染缸。甚而至于把整个包括解放后十七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所有学校，都毫无例外的全盘否定。1971年4月至7月中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所谓「两个估计」，宣称建国以来的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几乎是旧的一套。」「大多数的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两个估计」彻底否定了中国的教育，所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背上了一个旧学校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恶名，为了赎罪，他们必须发配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毛泽东拟定的教育改革，在农村，小学由贫、下中农组成的管委会来领导；城市则走工厂办学的道路。彻底贯彻他一贯的仇视文化，仇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让外行领导内行，甚至荒唐到选派工、农、兵学员进大学，让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为「上、管、改。」真是斯文扫地！千古所无。其结果是造成人材雕零，学术倒退，文化破碎，愚昧大行。在世界的文化竞赛大潮中，我们白白地耽误了宝贵的时光，在许多学科中，成了一名可悲的落伍者。

　　文化界的状况也是惨不忍睹。像老舍、傅雷这样的优秀人材，都在不堪凌辱下走上自杀的道路。有的则在揪斗中惨遭残害。罹这种浩劫而死去的人太多了、太多了。他们很多都是国家瑰宝、民族精英，就都这样冤屈无告的被摧残。这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德政」。毛泽东在文化战线上执行的两手，其一就是「破」，也就是批判，几乎是没有不被批判的专家学者，没有不受批判的文化学术行业。上及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广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在大批大破之列，诬栽、污辱、谩骂、威胁，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宣称，大破就是大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他自认这是辩证法，其实，这完全是诡辩。文化的发展，只有革新，而不能有什么革命。革新是在批判继承中的发展，破只不过是批判，不能简单归结为便是立。两手的另一手就是「禁」。报纸就保留几家党报，刊物就存下一个《红旗》，出版物就只有毛泽东著作。图书馆遭封存，娱乐性的场所被封禁。文化成了一片荒滩，学术只留下一片空白。革命的惟一「创造」就是由「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挂名牵头所炮制的「样板戏」。它们被钦定为毛泽东思想教材，用纪律强迫人们学习。说来应是惭愧，毛泽东以标榜文化革命为名，像一头水牛进了瓷器铺，糟蹋了全部文化领域，但他以社会主义名义作出的改，或者说「立」，却只有几个因与文革直接联系而至今令人看而反胃的「样板戏」，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和讽刺。

　　综上所述，毛泽东是怀著向他所设想的毛式社会主义无所顾忌的推进而发动文化大革命，推倒刘少奇，重新夺取第一线的权力的。他还希望通过取消资产阶级法权，不断革命，达到他的理想目的。然而，年寿有尽，而遗憾无穷。「万岁」声中的毛泽东还是死了。地球毕竟还照样在转，历史总是无可阻挡的向前进。任何人，无论他活著时权势如何强大，谁都逃不过历史的审判。在这个审判台前，一切权谋，一切谀颂，一切谎言，一切伪饰，都会得到公正的裁判。我深信这一天总会到来！

2006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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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十七期　2006年12月30日

论梁交谊与交恶

Sun, 14 Jan 2007 07:55:00 GMT

论张(之洞)梁(启超)交谊与交恶

黎仁凯

张之洞和梁启超均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名人。他们都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取得过科举功名，也都不同程度地主张学习西方。但二人资历和在晚清政坛中的地位悬殊，梁启超比张之洞小36岁，当他尚在科举之路苦苦攀登时，张之洞已享誉官场，成为著名的洋务大吏和教育家了。他们二人发迹的道路也有所不同，张之洞以翰苑清流起家，继而历任封疆，又以大办洋务、教育而蜚声中外。梁启超则以助乃师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和以其妙笔文章而崭露头角。早在甲午战争前，梁启超就十分仰慕张之洞，维新运动兴起的历史机遇，使他们由相知到相交，既结下师生交谊，又展开了学术论争。戊戌政变后双方反目交恶。张、梁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了维新运动的进程，以往有关论著虽有涉及其中一二事，但语焉未详，所论也未必妥切，迄今尚无专题论文面世。(注：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均述及梁启超1897年初到武昌拜谒张之洞的事；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论述了张之洞与维新运动的微妙关系；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对张之洞干涉《时务报》也有所论述。黎仁凯《论张之洞与维新派之关系》(文史哲1991年第4期)也论及了张梁武昌会晤及张之洞荐举梁启超诸事。笔者爬梳张、梁的集子及《汪康年师友书札》等资料，发现一些能反映二人关系的资料，于是撰成此文。)本文拟以维新运动前后为中心，就张梁交谊、交恶及其原因作一较系统的考察。

一

梁启超知晓张之洞是在1884至1885年之间。1884年初冬，梁启超赴广州应考，中秀才，次年入广东最高学府——广州学海堂读书。此时，梁启超阅读了张之洞撰写的《书目答问》一书，该书是指导士子学习经史、词章、考据诸学的入门书。梁启超说：“启超乡曲陋学，十三(指虚龄)以后，得读吾师(指之洞)训士之书，乃知天地间有学问之一事。”[1](文集之一《上南皮张尚书书》P104)梁说的“训士之书”，便是《书目答问》，对梁启超起了启蒙作用。恰巧1884年夏，张之洞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来到广州。梁对近在咫尺的前辈学者与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自然不会置若罔闻。中法战争后，张在广东大力兴办洋务与教育事业，先后设立广雅书局、洋务处、枪弹厂、水陆师学堂、广雅书院，并筹建织布局、倡修芦汉铁路等，成绩斐然。这些不能不使学子梁启超钦羡和仰慕。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更以缔造江汉自任，宏图大展，赢得了许多官僚士大夫的景仰，成为与李鸿章相颉颃的洋务大吏。时人评论说：“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鸿章)与张(之洞)耳。”[2](P82)1893年2月16日，梁启超致书汪康年：“张芗帅，今世之大贤也，其于铁路之利，久己洞烛，而于兴铁路之事，久己蓄意，而其权力，又可以昌言于朝廷、力争于当路，则非我辈纸上空谭之比例”；他还拿张之洞同古代的王安石、张居正相比，认为“芗帅权位虽不逮二人，而才力实过之”，因此劝汪康年“力赞芗帅”修造铁路[3](第2册P1828-1829)[4](P686-687 )。汪康年系张之洞的幕僚，梁启超与其常有书信来往，并从中了解张之洞及其幕府的情况，如他致函汪氏说：“闻香帅幕中，有一梁姓者，……弟度其人之无能为也。君所见之人，所闻之事，望时相告。”[5](P34)这些都表明，早在甲午战争前，梁启超就十分仰慕张之洞的才识和功业，而且关注他的幕府。

张之洞知有梁启超其人，应是1889至1894年间。1889年广州学海堂专科生季课大考，梁启超四季均名列第一，9月应广东乡试，16岁的他中举人第8名，主考官李端棻钦羡其才学，便托副考官王仁堪做媒，将小妹李蕙仙许配给他。时任两广总督、向来注重兴学育才的张之洞，对这位学海堂的高才生、少年举人的双喜临门和李端棻考场选妹婿佳事或许会有所闻。同年冬，张之洞奉调离粤赴鄂任湖广总督，二人失去了相互结识的机会。1890年春，梁启超首次赴京会试落第，同年秋，经陈千秋介绍入广州万木草堂，做了康有为的弟子。1891年夏，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书刊行，此书惊世骇俗，在学术界和官僚士大夫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康有为由此名声鹊起。作为康氏高足、“从事校勘”并协助出版该书的梁启超，名字也渐为世人所知。1894年，给事中余晋珊上书弹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其时客居京师的梁启超马上为之奔走，运动沈曾植、黄绍箕、张謇等人疏通重臣大吏营救乃师。[6](第4册《康南海自编年谱》P128)其时梁启超所结交的人员，大多都与张之洞有交谊或是张的门生、幕僚。因此，身兼封疆大吏与学者的张之洞不会不知晓梁启超这位学界新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梁启超联络在京应试的举人1300多人，发动了“公车上书”，请求废约拒和、迁都、变法，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康梁也因之登上政治舞台而名扬中外。官僚士大夫对梁启超刮目相看了。此时的张之洞正如日中天，在甲午战争中以其主战言行和积极筹划抗战和保台活动而博得了时论的普遍赞誉；战后又上呈《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了变法救亡的主张，赢得了有识之士的景仰。唐才常盛赞张之洞的“直言敢谏、不避权奸，一时无两”，认为“凡有人心者无不敬之慕之哀之痛之”[7](P270)。严复也认为张之洞“极足有为”，曾希望陈宝琛引荐他加入张之洞幕府。可见张之洞是当时众望所归的人物。

变法救亡的共同愿望和维新运动兴起的历史机遇，促成了梁张交谊。1895年8月，康、梁在京开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汪大燮担任主笔，刊出的论说，多出梁启超之手。接着，康梁等人开始筹设强学会，在帝党官僚和地方大吏中筹集资金和寻找奥援。张之洞捐5千金充会用，维新派对他尤为见重，推其为会长。[6]( 第4册《康南海自编年谱》P257)这为张之洞与康梁的交谊作了铺垫，也揭开了张之洞与康梁维新派合作的序幕。11月初，康有为南下江宁(南京)，居20余日，与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共商开办上海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夜深”[6](第4册《康南海自编年谱》P135)。他又捐资1500两，命幕友梁鼎芬、黄绍箕偕康有为赴沪筹办会事。不久，在张之洞和康有为的策划下，上海强学会成立，维新人士黄遵宪、汪康年、黄体芳、张謇、沈瑜庆、章太炎等纷纷入会，并出版了《强学报》。于是《上海强学会序》署张之洞之名(实康有为代撰)在《申报》刊出，而《上海强学会后序》则直署康有为之名。这种配合默契的安排，无异向世人宣布，张之洞与康梁维新派己携手走上维新之路，张之洞也成了维新派的同路人。[8](P88-89)

但天有不测风云。1896年1月，御史杨崇伊参劾强学会“植党营私”，导致慈禧太后封禁京师强学会和《中外纪闻》。“善趋风势”的张之洞害怕受到牵连，便以不同意用孔子纪年为由，不得不关闭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以免触犯慈禧太后。然而，维新思潮蓬勃兴起之势已不可遏止，张之洞也未改变与维新派合作的初衷。他变换方式退居幕后，积极支持汪康年、黄遵宪用上海强学会之余款筹办《时务报》。为避免再生瓜葛，“南皮不愿出名”，这笔余款也未明言是上海强学会所余，只作为汪康年“捐集”之款[9]。张之洞还通过汪康年聘梁启超担任该报主笔。

梁启超于1896年4月抵达上海，与汪康年等人筹办《时务报》，张、梁开始了实质上的合作，张在自己统辖的地盘内为梁开展维新活动提供了良好的舞台。8月9日，《时务报》正式发行，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梁启超以其新颖见解和生辉妙笔，宣传维新变法，提倡新文化和改革旧习俗，抨击封建专制制度，著名的《变法通议》就首先在该报连载。《时务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出版仅一个多月后，张之洞便饬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他说“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令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各局、各书院、各学堂订阅此报，共288份，由善后局拨付报款[10]。在他的倡导影响下，山西、湖南、安徽、浙江、江苏、贵州、江西等省也纷纷效法官销《时务报》，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影响。时人评论说：“时务报蔓延最广，论者比之明夷待访录。张之洞提倡尤力，札行湖北全省州、县官，各备资购阅。”[6]( 第1册P366)又云：“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1](第4册P47)这两篇评论，一表之洞提倡之功，二赞启超文笔之妙。随着《时务报》风行海内，张、梁携手合作赢得了饮誉神州、相得益彰的社会效果。

梁启超名满天下成为社会新宠，张之洞想进一步拉近二人关系。1896年冬，张邀请梁赴鄂见面并打算拉他入幕。其时梁启超致函夏曾佑说：“超被伍(廷芳)使苦邀出游，又被南皮(之洞)欲夺入鄂，悉未应之。将留海上、开堂讲学。”[5](P55)梁启超对伍廷芳之邀不屑一顾，他认为“伍使为人庸劣乖谬，待其僚属无人理，且绝非欲办事者”[5]( P55)。而对张之洞的邀请，梁则不会置之不理，不久，梁、张即在武昌会晤。

二

1897年是梁启超与张之洞关系中具关键性的一年，是二人从相知、倾慕合作转入相见和建立师生交谊的一年。是年1月1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梁启超至武昌湖广总督衙门谒拜张之洞。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有一段叙述：“当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过武昌投谒，张令开中门及暖阁迎之，且问巡捕官曰，可呜炮否?巡捕以恐骇听闻对，乃已。定制钦差及敌体官往见督抚者，始呜炮开中门相迎，若卿贰来见，但开门而不鸣炮，余自两司以下，皆由角门出入。梁启超一举入耳，何以有是礼节。盖是时己有康梁柄国之消息，香翁特预为媚之耳。启超惶恐不安，因著籍称弟子。”[6](第4册P 301-302)此出自顽固派之手，把老于官场世故的张之洞描写成不懂礼仪且颇含揣测成分，是否合符史实，有待查考。但张之洞相邀之厚意和梁启超执弟子礼是无疑的。这可从会晤后第二天晚上，梁启超给汪康年、麦孟华的信中得到证实：“十六日适南皮娶侄妇，贺客盈门。乃属节庵(梁鼎芬)入与之言，其午乃入见。南皮撇下诸客延见，是夕即招饮，座中惟节庵、念劬(钱恂)两人相陪，谈至二更乃散。渠相招之意，欲为两湖时务院长，并在署中办事，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勤，又其辨过于伍(廷芳)。超大窘，无以拒之。然沪上实不能离，鄂事实无可办，故决不能就。哀求节、念二人善为说辞，彼皆南皮之党，不肯援手，实在无法，唯求穰兄(汪康年)相救，写信与南皮，言报馆必须超，或可耳。”[3](第2册P1841)可以看出：张之洞以优厚待遇劝梁入其幕府，梁虽婉言辞谢其美意，无奈张及其幕僚苦苦相邀，所以梁才请汪康年为之说情。梁启超为什么不受聘?主要原因是他倾心办报，舍不得离开正蒸蒸日上的《时务报》，也想在上海“ 开堂讲学”，而在武昌则没有具体事可做。此外，双方的“论学不合”也是原因之一。但这次历史性的会晤结下了张、梁的师生交谊。梁启超既诚惶诚恐，又喜不自禁，开始对张执弟子礼。他回到上海后写信给张之洞，追忆武昌晤面之情形：“赐以燕见，许以尽言，商榷古今，坐论中外，激言大义，不吝指授，刍荛涓流，靡不容采，授攴愧赆，殷勤逾恒，宁惟知己之感，实怀得师之幸”；信中即尊称张之洞为“吾师”，盛赞张之洞兴学育才之成效，并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故为今之计，莫若用政治学院之意提倡天下”，并向张之洞提出了学堂课程改革的建议[1](文集之一《上南皮张尚书书》P105-106)。可见，武昌会晤建立的师生交谊，把二人关系推向了高峰。

以往有些论著谈张之洞参与维新运动，以“投机”或“假”立论，这有失偏颇。梁启超对张执弟子礼，也非一时心血来潮。他与张之洞合作，首先是出自变法救亡的共同愿望，其次在推动社会改革与文明进步问题上确实存有许多共识。

其一，在兴修铁路问题上，张之洞倡修芦汉铁路，梁启超赞赏有加，曾致函汪康年，劝其“力赞香帅”修铁路。他说：“今诚能于南北冲途成一大路，而令商民于各直省接筑，则十年之间，如身使臂，臂使指，与今日电线相应，转弱为强之机，可计日而待也。”[3](第2册P1829)梁又上书湘抚陈宝箴：“今日救中国，下手工夫在通湘粤为一气，欲通湘粤为一气，在以湘之才用粤之财，铁路其第一义也。”[6](第2册P592)张之洞知悉梁热衷修铁路后，1897年夏，曾荐举梁启超参与筹划修铁路。梁氏《三十自述》称：“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怀连衔保奏，有旨交铁路大臣差遣，余不之知也。既而以札来，粘奏折上谕焉，以不愿被人差遣辞之。张之洞屡招邀，欲致之幕府，固辞。”[12](上P366)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也有张之洞荐举广东举人梁启超的记载。梁启超虽然没有加入张之洞幕府，也没有接受修铁路的差遣，但已表明了双方对修铁路的共识和愿望。

其次，在戒缠足、兴农学、兴女学等社会改革问题上，梁启超大力宣传和组织各种学会；张之洞则积极支持、参与这些改革社会的活动，并力邀梁启超赴鄂商谈。1897年夏秋间，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成立戒缠足会和农学会，张之洞不仅为之作序，请求列名参加，并捐款支持。他致函说：“戒缠足叙，呈教。农学会请附贱名，谨捐银五百元，已交汇号。甚盼卓老(指启超)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欲得磐桓月余。”[1 3](第12册P10347)这封信中所说的“戒缠足叙”，即《戒缠足会章程叙》。梁启超议定了该章程后，不仅自撰了《戒缠足会叙》，还邀张之洞为之作序。汪诒年说：“梁君( 启超)所拟章程既定稿后，南皮张孝达尚书时为两湖总督，特为作序以重其事。”[5](P 70)仔细检读梁、张各自所写的序文，便会发现二人所见略同。譬如，梁启超指出缠足的危害“是率中国四万万人之半，而纳诸罪人贱役之林，安所往而不为人弱也。……而吾中国满蒙旧俗，幸未染此，后妃崇贵，同屦依然”[1](文集之一《戒缠足会叙》P121 )。张之洞也列举了缠足之危害，认为缠足使“此四万万人者，己二分去一，仅为二万万人。……吾华民之禀赋日薄，躯干不伟，志气颓靡，寿命多夭，远逊欧美各洲之人，病实坐此。试观八旗满蒙不缠足，广东沿海不缠足，其人气体之强，即胜各省，信而有征”[13](第12册P10060-10061)。两相对照，文字表述虽异，其实寓意相同。张之洞还特意在文中赞扬了梁启超：“梁君卓如合南北之贤者数十辈，倡为此会，并为之说，其意美矣。”[13](第12册P10061)时务报社收到了张之洞的序文后，梁启超急催汪康年刻板印刷：“张香帅序定何时刻?此期似不能不刻。……今得香帅序尤当大振军声，不可更示人以失望。”[3](第2册P1867)他在《医学善会叙》一文中，也对“南皮先生叙不缠足会”加以赞扬。可见二人相互推重，张为梁的活动加油助威，梁则希望借助总督大人的支持以扩大改革的社会影响。此外，二人均重视农业改革，梁设立农学会，张请附名参加；梁撰有《农会报序》，主张讲求农学，区分门类“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远摭欧墨(美)，以得其立法之所自”，主张学习西国农学新法[1](文集之一《农会报序》P131)。张之洞也认为“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要讲求修农政，兴农学，在武昌设立农务局和农务学堂，分设农桑、畜牧、森林等专业，聘请美国农学专家当教习，购买美国新式农具和棉花、谷物、果品良种进行试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梁启超还对张之洞所办的洋务事业多有赞扬，1897年，他撰《记自强军》一文，称赞张之洞署理两江时编练的自强军，“所闻自强军者，全军操练仅八阅月，马军乃一月有余耳，而其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练，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能令壁上西士西官西妇观者百数，咸拍手咋舌、点首赞叹。……惜夫中国之大，而可观之兵，只有此数也”[1](文集之二《记自强军》P32-33)。其赞赏、钦羡之情溢于言表。可见此时二人是相互支持、相互借重的。

再次，在改科举、废八股问题上，梁启超认为：“惟科举一变，则海内洗心，三年之内，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实维新之第一义也。”[6](第2册P546)1898年4月，梁启超联合举人百余人，上书请废八股取士制度，都察院和总理衙门均不肯代奏。为此，他设计了由维新同志拟稿十折，筹集三千金，分馈台官，请求他们一个月内上陈改科举、废八股奏稿十折的方案。[6](第2册P546-547)作为教育家，张之洞对科举八股取士之弊也十分清楚，他主张书院、学堂开设西学课程和奏请清廷对新式学堂毕业生给予奖叙，就是对科举制的挑战。他说：“救时必自求人才始，求才必自变科举始。”[13](第12册P10 688)1901年6月，曾请求清廷宣谕议改科举，讲求实学。但他深知科举事关重大，直到1 905年才正式奏请废科举。梁启超说：“即如八股取士锢塞人才之弊，李鸿章、张之洞何尝不知之，何尝不痛心疾首而恶之。张之洞且尝与余言，言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其上折请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已也。”[1](专集之一《戊戌政变记》P84)可见，他们二人曾商讨过改科举、废八股的问题，并早已取得了共识。

总之，此时的梁启超与张之洞，出自对变革社会的共同认知和志趣，已建立起相互倚重、支持的合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三

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开展，张之洞与梁启超的矛盾论争也日益凸显。究其二人之矛盾，主要源于学术与政见的歧异，诱因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抨击汉学家、倡民权等文章，遭到了张的抵制干涉。梁启超说：“文襄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年少气盛，冲突愈积愈甚。”[6](第4册P 254)当时，《时务报》刊出了梁启超的《论科举》、《论学会》等文，猛烈抨击了汉学家纪昀和倭仁，引起了张之洞及一些幕僚的不满。其幕僚顾印愚致书汪康年说，报中“ 有诋纪昀语，河间大怒，广雅亦不平，此无益而有损之文，以后请加检对也”(注：河间指张之洞幕僚纪钜维，直隶河间人，纪昀同乡；广雅指张之洞。《汪康年师友书札》 (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284页。)。另一幕僚梁鼎芬则撰文辨驳，并嘱汪康年要多加小心：“卓如诋纪甚，诋倭尤甚，仆有文辨之，本要刻板，再思中止，他日存集可也。以后文字真要小心。”[3](第2册P1900)鼎芬为避免关系弄僵，并未刊刻该文。但启超并未收敛，尔后又发表了《知耻学会叙》，揭示了官、士、商、兵、民等“无耻 ”的种种迹象：“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1](文集之二《知耻学会叙》P67)张之洞读后更为不满，即致电陈宝箴、黄遵宪说：“梁卓如所作《知耻学会叙》，内有放巢流彘一语，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并嘱他们“此册千万勿送”[13](第9册P7404)。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中也说：“梁启超已到，其报中有一段文字，诋中国人太过，香帅嘱毁之。”[5](P86)可见，梁启超与张之洞在报刊宣传舆论导向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由此导致了双方的笔墨之争。

其实，张、梁的分歧论争很大程度上源于学术流派和文化观的不同。张之洞崇尚古文经，为学兼师汉宋，“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13](第12册P 10631)。康梁学派则崇奉今文经，演绎公羊学，讲孔子的“微言大义”。张对康梁学派的主张早有不同看法，他不同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曾多次劝说康有为“勿言此学” ；他也称民权说为“奇怪议论”，曾表示“学术不敢苟同”。康梁则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梁启超曾致书汪康年兄弟说：“弟之学派，不为人言所动者，已将十年”，而且“ 自信吾学必行。”[5](P59)梁启超排斥古文经，不赞成考据学，认为“此考据家旧习，吾党正排斥不遗余力，必不宜复蹈之”[5](P81)。他曾讥讽张之洞的幕僚缪荃孙“抱此敝帚(指考据学)以自炫”。1897年春，崇奉古文经学的章炳麟一度在《时务报》任编撰，因学术上与梁启超、麦孟华门庭各异、常相抵忤。章说：“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5](P81-82 )正因为如此，次年春，张之洞特邀古文经学家章炳麟入幕，到武昌主持《正学报》，原因是“之洞以其尚左氏而抑公羊，故聘主笔政”[2](P126)，来同康梁的今文经学相抗衡。可见，双方早已互存学术门户之见。

就文化观而言，张之洞与梁启超都在探索如何规范中西文化之路，但观点各不相同。张之洞合汉宋中西，以求体用兼备之学，认为“六经皆圣人经世之书，西国富强之术，不能出其范围”，坚守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文化观，且这一观点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梁启超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梁启超则试图突破“中体西用”论的束缚，去构建一种融通中西的新文化模式，于是他“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1](专集之三十四《清代学术概论》P71)。梁还说：“张香涛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和我们争辩，学术上的新旧之斗，不久便牵连到政局。”[14](P29)梁启超的这些叙述表明，维新运动时期确实存在着张之洞等人“中体西用”文化观与康梁维新派融通中西文化观之间的论争，这种论争虽然还属于学术论争的范畴，但已悄悄地向政治斗争转化。

由于学术流派与文化观的不同，就注定了张、梁之间的交谊与合作必然是短暂的昙花一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梁交谊日益疏淡。《时务报》发生的梁启超与汪康年之争，张之洞站在汪康年一边；梁鼎芬对《时务报》的频频干涉，也一直得到张之洞的支持。继而梁启超离沪赴湘主讲时务学堂，政治上除宣传民权外，“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学术上“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1 ](专集之三十四《清代学术概论》P62)。湖南一些守旧士绅对此大为不满，一面上书总督张之洞，一面大肆攻击维新派，宣称“梁卓如来湘，苟务申其师说，则将祸我湘人， ……公羊之学，以之治经，尚多流弊，以之比附时事，更启人悖逆之萌”[15](卷6《叶吏部与石醉六书》)。他们甚至请求清政府诛杀康、梁。梁启超说：“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群起掎之。新旧之讧，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5](P84)他说的“一二老宿 ”是指王先谦、叶德辉。荻葆贤说：“于时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请于南皮。赖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5](P88)梁启超虽因巡抚陈宝箴的暗助而未被祸，张也未加深究，但其“别康梁”之念头已经萌生。因此，当维新运动继续发展，帝、后党争逐渐走向激化之时，张之洞撰写了《劝学篇》，以示同康梁划清界线。张之洞的幕僚刘禺生说：“张之洞本新派，惧事不成有累于已，乃故创学说，以别于康、梁。”[2](P126)辜鸿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16](上P419)其实，早在梁、张见面交谈时，梁、张之间的“论学不合”已初露端倪。张之洞的幕僚罗振玉说：“及梁氏(启超)赴湘，文襄邀与谈竟日夜，始知其所主张必滋弊，乃为劝学篇以挽之，然己无及矣。”[6](第4册P249)可见，张之洞作《劝学篇》是与康梁断交的先兆。

四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第二天慈禧太后谕令查拿康有为。张之洞获悉后为洗刷自己与康梁的关系，立即致电孙家鼐：“康己得罪，上海官报万不可令梁启超接办。梁乃康死党，为害尤烈。”[13](第9册P7657)这是张、梁断绝交谊、反目交恶的开始，二者的学术论争也随之转变为政治斗争，感情虽断，笔墨之仗并未停息。

张、梁交恶，除了上述学术上的原因外，其社会角色和政治地位的差异也是重要原因。张久任封疆大吏，官高权重，是既得利益者，重守成务实，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无不受其社会角色和政治地位的制约。梁启超仅一举人，起初无职无权，但年少气盛，自称“思想浪漫得可惊”；又说“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1](专集之一《与严幼陵先生书》P107)。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渴望效法陈胜、吴广来改造社会和提高社会地位，这与张之洞忠君守节差若天渊，政治上不“门当户对”，其交谊必然是脆弱而短暂的。

康、梁等逃亡日本后不久，康转赴美国，梁则仍留在日本办《清议报》。张之洞致电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梁启超、王照尚在贵国，《清议报》馆尚开，此事是一大患，有碍中东大局。梁启超乃康党渠魁，尤为悖悍，其居心必欲中国大乱而后快。务望阁下设法婉达政府设法令其速行远去，断不宜在日本境内。”[13](第9册P7755)张之洞把梁启超视为叛逆，要求日方驱逐他，实属落井下石。此时，张、梁已反目成仇，梁撰写的《戊戌政变记》等论著，对张之洞的称呼大多由原先的“吾师”或“南皮先生”改为 “张之洞之流”或直呼其名了。他说：“如李鸿章、张之洞之流，亦谓西法之当讲者，仅在兵而已，仅在外交而已。”[1](专集之一《戊戌政变记》P143)又说：“荣禄、张之洞所言兵，民贼之兵也，……民贼之兵足以亡国。”[1](专集之二《自由书》P39)其论著中讽刺挖苦张之洞之词屡有所见，兹举《戊戌政变记》中一例：“德人据胶州，欧洲列国分割支那之议纷起，有湖南某君谒张之洞诘之曰，列国果实行分割之事，则公将何以自处乎?张默然良久曰，虽分割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小朝廷之大臣也。某君拂衣而去。”[1](专集之一《戊戌政变记》P69)尔后，梁又写了《呵旁观者文》，认为张之洞是旁观者中的“为我派”，是“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是“朝梁夕晋，犹以五朝元老自夸”之人，他说：“张之洞自言瓜分之后，尚不失为小朝廷大臣，皆此类也。”[1](文集之五《呵旁观者文》P71)上述话常被一些论者作为张之洞卖国和卑鄙的论据。然深思之，此话不可轻信。翻检梁之文集，早在1897年9月德人强占胶州湾之前，梁启超在《知耻学会叙》一文中，就曾不指名地斥责无耻的“老氏之徒”安于城下之辱，“求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1](文集之二《知耻学会叙》P67)，其时不可能是指张之洞。为何在德人占胶州湾之后梁又描述了“湖南某君”的故事扣在张之洞的头上呢?其实，张是封建的卫道士，绝非卖国者和旁观者。梁是借“湖南某君”之口来贬斥张之洞，因为此话与张之洞戊戌至庚子年间的言行及其为官处世之道大相径庭。张之洞其时反对两湖“独立”，他策划“东南互保”和参与庚子议和都是站在清廷一边同外国列强讨价还价。[17]不过，此话倒可以作为张、梁间已反目成仇的证据。此时的梁启超，新历政变亡命日本；张之洞为洗涮自己，不惜攻击康梁。梁在恩怨交加的情况下写的《戊戌政变记》，往往受感情驱使或为政治宣传而言过其实，不是严肃的史学著作。有研究者曾说，《戊戌政变记》“实为康梁应急的政治宣传品，而非纪实的信史”[18] 。笔者颇有同感。

梁启超对张之洞撰写的《劝学篇》也加以抨击，说它“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虽然，其于今者二三年中，则俨然金科玉律，与四书六经争运矣”[1](专集之二《自由书》P7)。从而喧泄了自己的不满。

平心而论，在戊戌政变的政治风云中，张、梁的心态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1900年，为慈禧议废立一事，梁启超忿怨交加再次上书张之洞说：“从前之交谊，既已尽绝，非惟阁下绝启超，抑启超亦绝阁下也”，但是，二人同居中国，同戴一皇上，因此“私情虽绝，而公义未绝”。接着，梁就张之洞不谏阻已亥建储一事，对张兴师问罪并加以嘲讽，说“吾不知阁下曾有何面目以见天下人，更有何颜以自读光绪五年之奏议也。…… 即以阁下之无耻，但使清夜扪心自问，亦未必无天良发现之时”，由是他怀着对张之洞 “天良发现”的一丝希冀，用激将法劝张“亡羊补牢”，“率三楚子弟，堂堂正正清君侧之恶，奉太后颐养耄年，辅皇上复行新政”。但他又料定张之洞为保自己的地位和身家性命，不会接受他的建策。该文紧后分析了张之洞所处的地位，认为张必将落得“欲归新党，而新党不屑有此败类；欲附贼党，而贼党亦不愿有此赘瘤，卒至进退失据，身败名裂”的下场[1](文集之五《上鄂督张制军书》P63-66)。这篇洋洋二千余言痛快淋漓戳中要害的上书，与其说是向张之洞建策，倒不如说是发泄对张的怨恨以及对张的挞伐。张之洞终于无言以对。同年，梁启超还写了上粤督李鸿章书，虽然对李鸿章也有批评，但仍尊称李为“大人”或“公”，并一再叙及对李的感激之情。梁启超对张、李的态度，可谓泾渭分明。1901年，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将李鸿章同张之洞作比较，认为 “张不足以望李之肩背”，他说：“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并说张之洞“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1](专集之三《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P81)。这一明显褒李贬张的评论，自不免有失偏颇。但若洞悉梁对李、张二人的恩怨，其作上述评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张之洞和梁启超都是近代史上的过渡型人物，他们都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求变，梁启超的“流质多变”和张之洞的“善趋风势”，都是这种求变的反映。对时代的感悟和求变心理，促成了张、梁的相知与交谊；但他们二人变法纲领不同，社会角色不同，学术门庭、文化观各异，而政治风云的变幻，又促使他们反目交恶。他们的交谊、交恶是当时社会上两种势力既求同存异合作，又有矛盾斗争的缩影，它对维新运动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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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J].近代史研究，2001，(6).

（资料来源：《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

郑庄公--春秋五霸第一霸

Sun, 29 Oct 2006 07:02:00 GMT

五尺墨丁

又看到讨论春秋五霸的文章，就想再多说几句，特别是关于郑庄公究竟应该算不算是一霸。
关于春秋五霸的说法比较多，通行的据我所知，比较通行的有这么二种：
一说“五霸”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泰穆公和楚庄王；
二说“五霸”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今天讨论这个题目，当然要说郑庄公，我觉得郑庄公当为春秋五霸之一，且为五霸第一霸。
把郑庄公并列为春秋五霸的提法比较少，我知道的有这么一说：
“郑庄、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说。如近人朱起凤《辞通》卷十九祃韵“五霸”条。
（可参看孙景坛之 “五霸”在历史上的确切所指新说 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5bzlssdqqszxs.htm）
郑庄公其人其事（以下所述源出史记）：
生于郑武公十四年（公元前757年，此时为周平王14年，周平王和郑武公同年称王侯，曾与晋文侯和秦襄公共保平王东迁，东周始）。
其母为武姜，因其生时难产，故曰寐生（东周列国志中，说是梦中所生，故曰寐生，是有传奇色彩，但不太符合实际，不然的话，那可不是难产了，是极易产了）。
郑武公二十八年（公元前743年，此时为周平王28年，周平王在位共52年，也就是在其15岁时）继位，是为郑庄公。
郑庄公元年（公元前743年，周平王28年）封弟段于京，号太叔。
郑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722年，周平王49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发兵伐段，克段于鄢。迁其母武姜于城颍。
郑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720年，周平王51年），宋缪公卒，公子冯奔郑。郑侵周地，取禾。
郑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717年，周桓王3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礼也。
郑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715年，周桓王5年），庄公怒周弗礼，与鲁易祊、许田。
郑庄公三十七年（公元前707年，周桓王13年），庄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陈、蔡、虢、韂伐郑。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王师大败。祝聸射中王臂。
郑庄公三十八年（公元前706年，周桓王14年），北戎伐齐，齐使求救，郑遣太子忽将兵救齐。
郑庄公四十三年（公元前701年，周桓王19年），郑庄公卒。
除以上所述各主要事件外，还有一件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周郑交质”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721年(周平王五十年)【此年，似有问题，未进一步佐证】
除此，尚有以下几件事，还值得一提。
庄公26年，攻卫，败燕于北制。
庄公31年，合齐鲁伐宋。
庄公32年，合齐鲁攻许，破都。
说到这里，就要进入正题，说起郑庄公的霸处：
1.克段与鄢
这个故事，想大家都知道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想说的是，这件事情，事实上开了一个先河－－骨肉相残，仁义名存实亡。
正是因为这样，太史公把这件事写的惟妙惟肖，煞费笔墨。
读过古文观止的人也都知道，这是第一篇。
为什么选郑庄公的这件事？
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庄公的老奸巨猾。
庄公知道自己的母亲不喜欢自己，偏爱共叔段，而偏偏又给段以京地。
此时，寐生已知段之将反，而又偏偏把最好的地给了段，让他去”发展“，事实上，是置段于不义之路，而自己却在暗暗经营。
待段屯兵时，寐生亦不止，是让段在断头路上愈走愈远。
在知道这些的前提下，庄公一直是张网以待。
寐生一直对谋臣祭足说：其恶未彰，伐之不义。
呜呼，寐生一直在等自己的兄弟恶彰！
在自己的兄弟走向穷路时，他没有伸出手来挽救，而是将其推了出去，何义之有哉！
残杀手足，霸也！
2.黄泉见母
武姜之不喜欢寐生是很明显的了。
武姜曾劝武公废寐生而立段，寐生之与武姜尤武姜之与寐生也。
待武姜送信于段，寐生早已知之，却不止，任凭其母护段。
在史记中，这一段，太史公用了”果“字（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真是神来之笔。
什么叫果，什么叫内应，寥寥数字，将此事表述尽清，也将庄公之为人刻画殆尽。
段与武姜之行尽在我寐生手中矣！
何等居心！
及克段，囚其母于颖，并誓言不及黄泉，永不相见。后颖考叔出策，掘地见母。
囚亲母，谁人敢？从寐生始，孝亦废矣！
囚母于颖，霸也！
3.侵周取禾
郑庄公对周平王很是蔑视，由此可见一般。
周天子的东西，我想取就取，谁人可奈我何！
至此，忠亦废矣！
取王之物，霸也！
4.周郑易质
与周天子交质，于礼何？
诸侯与天子相提并论，平起平坐，自我寐生始！
及周郑交质，周之威风早已扫地，郑之霸气谁人可比！
至此，礼亦废也，信不存焉。
交质与周，霸也！
5.射中王臂
呵呵，天子我也敢射啊！
还要说什么，谁有这么霸道！
6.救齐伐戎
这有些后来齐桓公的味道了。
后来的霸主，救啊，伐啊的，吾寐生做过！
吾寐生未曾发话，尔等伐何？看吾来救！
7.伐宋攻许
这次也和往日不同，吾可是借助了齐国和鲁国的力量了。
齐鲁这时都是大国啊，吾寐生一句话，他们都来了。
结果宋丢了城池，许也被破都！
看着不顺眼，吾必伐之！
纵观庄公这为政43年，
杀弟囚母，交质射王，都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救齐伐戎，攻宋克许，俱为后来霸主的先例！
此等侯伯，不为霸主，谁可为霸主？
此等霸主，奏东周衰败之序曲，开诸侯争霸之局面，若不为第一霸主，谁人敢居之！

中国被迫出兵朝鲜：决策过程及其原因

Sun, 29 Oct 2006 07:00:00 GMT

中国被迫出兵朝鲜：决策过程及其原因

沈志华

　1950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布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从而使中国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名义下参与了朝鲜战争。从客观后果看，由于中国的参战，朝鲜战争实质上成为中美之间的一场大战，朝鲜半岛变成了世界两大阵营对抗和冲突的战场，而且最终确定了中美苏三角关系及远东国际局势的格局和走向。因此，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及其原因，是战后国际关系史和冷战史中最令各国学者感兴趣的题目之一。西方研究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早在朝鲜战争之前，中国领导人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和准备，甚至中国出兵朝鲜也是事先与斯大林和金日成达成协议的。〖ZW(〗日本学者中岛岭雄把这类观点归纳为“北京-莫斯科-平壤共谋理论”，并综述了有关的各种看法。参见中岛岭雄：“中苏冲突的起源与朝鲜战争的国际背景”（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载澳大利亚《中国季刊》，1979年第1期。〖ZW)〗

　　前苏联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材料公布后，韩国更出现了“东亚共产主义三角同盟理论”，认为朝鲜战争及中国出兵是毛泽东、斯大林和金日成早有预谋的。〖ZW(〗1994年7月韩国政府在报纸上公布了金泳三总统从俄国带回来的一些前苏联档案，《中央日报》的编辑手法充分表明了这一观点。另参见韩国高丽大学朴明林1994年的博士论文《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感谢郑仁甲先生向我推荐了这篇论文，并将论文译成中文）。〖ZW)〗

　　然而，对于有关苏联档案材料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与此并不相同。尽管人们期待着中国方面更多的有关档案公布于世，但根据中国近几年已经出版的大量文献和回忆录，还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中国当时在朝鲜问题上的举措属被动行为，毛泽东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是被迫的，派兵入朝作战更是出于迫不得已。

　　一、中国无意介入朝鲜冲突

　　朝鲜半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便成为美苏两国在远东争夺势力范围的主要场所之一，其结果是以三八线将朝鲜一分为二。美苏军队撤出朝鲜半岛后，朝鲜冲突便表现为南北两个独立政府之间的朝鲜民族的内部斗争，而美苏两国则退居幕后进行操纵。朝鲜南北双方都有意通过武力方式解决朝鲜民族的重新统一问题，〖ZW(〗笔者在最近出版的《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三章中对此做了详细说明。〖ZW)〗

　　而在两大阵营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金日成作为苏联占领军扶植和培养出来的北朝鲜领袖，自然会求助于苏联，以及在抗日斗争中与朝鲜结成紧密关系的中国共产党。但是说到战争策划，中国与苏联、朝鲜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

　　很多著作提到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把大量的朝鲜籍士兵送回国，从而说明中国参与或至少是支持了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大体是：早在1949年1月，李立三、周保中与崔庸健等人就在苏联顾问的参与下，在哈尔滨举行过一次会议，讨论中共军队中的朝鲜籍士兵回国的问题。会议决定到1949年底以前把中共第四野战军中的28000名朝鲜籍士兵送回国。1949年7～8月，四野中以朝鲜籍战士为主的164、166师回到北朝鲜。这些战士回国后组成了朝鲜人民军第7师。〖ZW(〗陈兼：《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中美冲突的形成》（Chian'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纽约1994年版，第109～110页；陈兼：“中苏同盟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The Sino-Soviet Alliniance and China's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作者1991年11月提交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的工作报告，第22页。也有文章说这些战士组成了人民军第5师和第6师。见朴明林前引文。〖ZW)〗

　　1950年1月，金日成又派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来，要求把中国军队中的14000名朝鲜籍士兵接回国。经过谈判商定，中国方面同意将这些朝鲜籍战士全部移交朝鲜人民军。接着，金光侠又要求让这批部队携带武器返回。经聂荣臻请示中央，1月22日批复同意。这些朝鲜籍战士集结在河南省的郑州后便乘火车回国，并于4月18日到达元山。ZW(〗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第744页；朴明林前引文。如此计算，回到朝鲜的士兵共有四万多人。据陈兼访问中国军事史研究者了解的情况，并经查阅档案，至1950年春回国的朝鲜籍战士总数为23000人。见《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第109-110页。（编注：笔者后来又在俄国和中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些关于朝鲜籍战士回国的新材料，与上述说法略有差别。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13～216页。）〖ZW)〗从客观上讲，这批朝鲜籍战士加入人民军，增强了北朝鲜发动军事进攻的实力，金日成提出此项要求也完全有可能是出于这一目的。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意图却与此没有关系，因为在1949年底和1950年初他根本不同意金日成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解决朝鲜统一问题。1949年3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便提出了以武力解决统一问题的可能性。但斯大林说“没有必要”进攻南朝鲜，只有在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时才可以越过三八线。〖ZW(〗凯瑟琳·威瑟斯比：“进攻还是不进攻：斯大林、金日成与战争序幕”（To Attack, or Not to Attack? Stalin, Kim Il Sung, and the Prelude to War），载《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第5期，1995年春季号，第2页；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薛理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斯坦福1993年版，第135、328页。（编注：后来笔者查阅了有关的俄国档案原文，在1949年3月5日斯大林与金日成的正式会谈中，没有提到“进攻南朝鲜”的问题。因此，上述谈话可能是秘密进行的。）〖ZW)〗遭到斯大林拒绝之后，金日成曾一度寄希望于得到中国的支持。4月下旬，金日成派遣内务副相兼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部长金一秘密访问了北平。金一向中共领导人解释了关于南北朝鲜不能并存的观点，强调以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的迫切性。毛泽东同意金日成关于南北冲突在所难免的看法，并认为即使美国不干涉，也会唆使日本参加对北朝鲜的作战。毛泽东表示对此不必担心，因为苏联和中国都站在北朝鲜一边，一旦情况需要，中国会派兵援助。但是，毛泽东并不支持金日成立即实行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他告诉金一，在最近的将来进攻南朝鲜是不现实的。因为第一，总的局势不利；第二，中共还在与蒋介石作战，还不能很有效地和大规模地支援北朝鲜。毛泽东说问题要等到中共完全统一中国之后再解决，还说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同莫斯科协商后才能解决。ZW(〗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载《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第85页；朴明林前引文。按青石的说法，这次访问中国的人不是金一，而是金日成，但笔者采访师哲得知，来访者确是金一。据师哲回忆，毛泽东与金一谈话很简单，说了几句就把他打发走了。（编注：后来笔者查阅了有关的俄国档案原文，关于金一访问北平的情况，什特科夫根据金日成的通报向维辛斯基报告的内容，与柯瓦廖夫根据毛泽东的通报向斯大林报告的内容明显不同：金日成的通报强调中国表示将在未来的军事斗争中支持和援助朝鲜，而毛泽东的通报则强调中国劝告朝鲜不要立即实行武装统一的计划。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第210～213页。）〖ZW)〗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派兵援朝有两个条件，一是北朝鲜受到攻击而不是主动出击，二是中国完成统一大业之后。这就说明中国同意让朝鲜籍战士回国与金日成的出发点根本不同。有些研究著作认为，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曾与斯大林商议了朝鲜战争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当时的会谈已达成协议，由苏联出武器而中国出军队，帮助金日成发动进攻。还有人认为，关于发动战争的问题，是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在莫斯科共同商定的。近几年，有关档案和回忆录披露了一些情况，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是否在1950年初参与朝鲜战争策划的问题做出判断。

　　根据现有材料看，毛泽东在苏联期间确曾与斯大林谈到过朝鲜问题。据冈察洛夫等人的著作说，1989年苏共中央曾命令在外交部档案中查找有关战争的档案，并发现一份1956年4月毛泽东同米高扬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回忆起在访苏期间与斯大林谈到过朝鲜问题。ZW(〗《不确定的伙伴》，第326页。〖ZW)〗

　　但根据苏联档案材料看，毛泽东在访苏期间并没有与斯大林讨论过金日成的计划。根据青石的说法：毛泽东不同意也不重视金日成的进攻计划，他担心的是出现相反的情况。会谈中，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朝鲜的问题，现在不是北边进攻南边的问题，而是南边进攻北边的问题。南边的力量要比北边大得多嘛，还有美国军队在那里嘛。现在的问题是北边要保持主动，时刻有所准备。〖ZW(〗青石前引文，第86页。〖ZW)〗
但是彼得洛夫说，俄国档案中根本就没有关于金日成计划的记录。他认为，即使斯大林在与毛泽东会谈时提到了解放朝鲜问题，也很可能是最一般地说说。因为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本身还没有决定给金日成开绿灯，而当时毛泽东的兴趣集中在解放新疆、西藏，首先是台湾的问题上，对他来说，朝鲜无疑是斯大林的责任。ZW(〗V.彼得洛夫：“毛、斯大林和金日成：新的诠释”（Mao, Stalin, and Kim Il Sung: An Interpretative Essay），载《东北亚研究》，1994年第13卷第2期，第21页。〖ZW)〗

　　另外，斯大林是1月30日回电同意金日成访苏的，而毛泽东是2月17日离开苏联的。这时，金日成可能还未到达莫斯科。即使他刚刚抵达，也没有证据说明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曾举行过三方会晤。关于这一点，冈察洛夫等人1992年访问了陈兼，据陈兼说，他曾看过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回忆录的手稿。手稿中说，斯大林告诉毛泽东：“金日成来了。他想对南方采取行动。金年轻而勇敢，然而，他过高估计了有利因素。”斯大林问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说：“我们仍然应该帮助小金。”但接着又说：“朝鲜现在面临着复杂的局面。”ZW(〗《不确定的伙伴》，第130、325页。〖ZW)〗

　　笔者1995年10月采访师哲时，证实了陈兼的说法。师哲还肯定地告诉笔者：毛泽东在莫斯科未见过金日成，对朝鲜问题也不感兴趣。〖ZW（〗不过，师哲的记忆中有一点可能有误，因为根据后来事态的发展看，直到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访华之前，毛泽东对金日成想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情毫无所知。〖ZW）〗如果师哲的这个回忆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即使毛泽东在莫斯科时已经知道金日成带着“对南方采取行动”的要求来见斯大林，从毛泽东的口气看，他仍然对采取这种行动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ZW（〗编注：关于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是否讨论过朝鲜军事计划的问题，笔者后来又做了进一步考察，特别是与对此问题在俄国进行过专门调查的挪威学者韦斯塔讨论了此事，其结论仍然是否定的，尽管增加了一些细节。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第217～218页。〖ZW）〗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根据俄国档案文献，1950年1月19日，什特科夫大使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说，金日成再次提出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问题，并坚持要与斯大林面谈。沃尔科格诺夫的文章在引证了这封电报后说，斯大林“一个多星期拿不定主意”，随后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措词谨慎的密电，“如果有取得胜利的充分把握，那么这个问题可以讨论”。文章还提到，再次与北京商议后，斯大林2月9日同意在朝鲜半岛准备搞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ZW(〗德·沃尔科格诺夫：“我们应该惧怕吗？”，载《星火》杂志，1993年第26期，第28～29页。〖ZW)〗

　　这似乎也表明中国在1950年初便参与了战争的谋划，但这种说法有一些令人不解之处。第一，斯大林通过什特科夫的电报已经知道毛泽东对此持反对意见，照理他不可能未经商议便冒然发电通知毛泽东同意就此问题进行讨论。第二，当时毛泽东就在莫斯科(毛泽东1月14日出访列宁格勒，17日已回到莫斯科)，斯大林怎么会通过电报与毛泽东联系呢?第三，2月9日金日成很可能尚在来访途中，斯大林未经商议怎么就会同意在朝鲜半岛“搞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呢”?看来，沃尔科格诺夫引用的这个材料显然有误。ZW（〗笔者后来看到的俄国档案文献表明，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是在1950年4月8日至25日之间。〖ZW）〗

　　最近，很多文章引证俄国公布的档案材料，说明1950年5月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并且取得毛泽东对北朝鲜发动进攻的完全支持。但这一事实同样不能证明中国参与了朝鲜战争的谋划。

　　在与金日成会谈时，斯大林虽然对武力解决朝鲜统一的计划表示认可和支持，但他决不愿对此承担责任。斯大林在表示同意金日成的计划后接着说，朝鲜朋友应更多地和毛泽东商量，因为毛泽东对东方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ZW(〗参见金澈凡编：《朝鲜战争真相：40年后的证据》（The Truth about the Kore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汉城1991版，第106页。〖ZW)〗什特科夫也曾两次提醒金日成，关于武力统一朝鲜问题，他需要听听毛泽东的意见。于是，金日成通过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告诉毛泽东，表示他希望就统一朝鲜问题访问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但对细节问题只字未提。毛泽东告诉朝鲜大使：他欢迎金日成来访，如果金日成对朝鲜统一已经有了具体计划，这种访问可以是秘密的；如果还没有具体计划，最好进行一次正式访问。毛泽东还提醒说，朝鲜目前应当首先做好一切军事上的准备工作，加强自身的力量，以应付可能的战争。〖ZW(〗青石前引文，第87～88页。文中将朝鲜大使说成是李相朝，显然有误。（编注：关于这段情节，笔者后来看到了苏联大使向莫斯科报告的档案原件，现将该文献附于文后，以供参考。）〖ZW)〗

　　这时毛泽东可能了解到金日成的大体意图，但显然还不知道金日成的具体计划，也不知道金日成与斯大林会谈取得的进展。〖ZW（〗编注：笔者后来看到俄国档案中1950年5月3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的一封电报，在该电报中斯大林只是顺便提到“朝鲜同志来会谈过”。〖ZW）〗

　　于是，就有了金日成1950年5月对北京的秘密访问。关于金日成秘密访华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金日成在访苏后没有再访问北京，〖ZW(〗前苏联外交官员贾丕才和前人民军作战部副部长俞成哲都认为当时金日成与中国关系不好，不可能访问北京。见《不确定的伙伴》，第330页。〖ZW)〗也有人说访问的时间是在4月金日成访苏回国途中，或者说是在4月7日至26日之间。〖ZW(〗郝雨凡和翟志海：“关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决策的历史再考察”（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载《中国季刊》，第121期，1990年3月，第100页；《不确定的伙伴》，第330页。〖ZW)〗

　　根据师哲的回忆以及最近披露的俄国档案材料，我们知道，金日成在访苏后确实来北京进行过秘密访问，具体的时间是在1950年5月13日至16日。〖ZW(〗参见师哲：“抗美援朝时期的秘密外交”，载《法制文萃报》1995年1月5日第6版；凯瑟琳·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载《美国与东北亚关系》杂志，1993年第2卷第4期，第442页；《不确定的伙伴》，第330页。青石前引文，第88～89页。也有材料说金日成5月12日到达北京。清源：“韩战秘密档案的公开”，载《明报月刊》1994年9月号，第68页。〖ZW)〗

　　在金日成和朴宪永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便与毛泽东举行会谈。朝鲜领导人首先通报了与斯大林会谈的结果，说明斯大林已经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现在统一朝鲜是可能的，但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决定，必须取得中国的同意。毛泽东很客气地提出意见说，你们的李相朝已经同我谈过几次这个问题，我都告诉他现在还不可以。金日成一再解释说，苏联已经帮助我们做了许多准备，斯大林也同意了，只要中国同意，我们不要任何帮助。对此，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需要请苏联大使立即向斯大林核实一下。毛泽东随后终止了会谈，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要求立即给斯大林发电证实金日成的说法。〖ZW(〗青石前引文，第88页；清源前引文，第68页。冈察洛夫引证一位了解档案材料的前苏联高级外交官的说法证实了这一点，即当金日成告诉毛泽东，斯大林已经重新估价了北朝鲜对南方发动一次成功袭击的可能性时，毛最初还是表现出极大的怀疑态度。（《不确定的伙伴》，第146页。）但此处李相朝似应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ZW)〗

　　5月14日晚，苏联大使拿着斯大林的电报来见毛泽东。在电报中，斯大林明确肯定了金日成所说的内容是确实的。沃尔科格诺夫的文章发表了这个电报：“在同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表示了这样的观点，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们同意朝鲜同志实现祖国统一的建议。关于这一点，已经确定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做最后的决定。如果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问题的解决必须推迟到进行重新讨论之后。朝鲜同志会向您转达会谈的详细内容。”〖ZW(〗沃尔科格诺夫前引文，第29页。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ZW)〗

　　这封电报的口气软中带硬，看似征求中国意见，实际上是把责任推到了中国方面，逼迫毛泽东表态。如果中国不同意，就将推迟朝鲜的统一，如果中国同意，则“最后的决定”就是中国与朝鲜做出的。看来毛泽东是不能不同意了。毛泽东对苏联大使说，他已注意到朝鲜半岛的情况，他完全同意朝鲜同志的估计，即由于美国势力逐渐退出南朝鲜，朝鲜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他认为，仍然有必要像中苏条约那样，在中国和朝鲜之间迅速签订一个友好同盟互助条约。〖ZW(〗青石前引文，第88页。〖ZW)〗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需要中国直接对北朝鲜提供援助，那么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先做好一定准备是必要的。然而，信心实足的金日成只需毛泽东点头同意他的计划，而并不需要中国提供援助。

　　5月15日，毛泽东再度与金日成等会谈。毛泽东明确告诉金日成，原来他考虑的是应当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但既然统一朝鲜的问题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不过，毛泽东再次提出了日本军队参与的可能性问题，甚至，他还提到美国军队可能的干预问题。毛泽东说，一旦有二三万日本军队投入战争，整个战争的过程就可能延长。当然，如果美国军队参加战争，中国将会派出军队支援北朝鲜。金日成对于毛泽东所说的危险毫不在意。他相信几乎没有可能出现日本军队参战的情况，即使美国人派个两三万日本军队来，也不能改变战局。至于美国参战的可能性，金日成断言“那几乎不可能”，斯大林已经告诉过他们，帝国主义不会干涉，因而根本不加以考虑。但毛泽东还是提出：帝国主义的事，我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对此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则婉言谢绝。5月16日，即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的最后一天，莫斯科发来电报，同意中朝缔结一个友好同盟条约，但不是战争发动之前，而是在朝鲜已经成功地统一之后。〖ZW(〗青石前引文，第81页；清源前引文，第68页。苏联外交部1966年9月“关于朝鲜战争背景的报告”在谈到这次秘密会晤时声称，毛泽东否认美国干预的可能性。(见凯瑟琳·威瑟斯比前引文，第442页。)这显然有误。从档案材料看，毛泽东当时不同意金日成发动进攻，其理由之一就是担心美国的干涉。因此，这种说法至少在逻辑上讲不通。〖ZW)〗

　　这就是金日成在战争爆发前秘密访华以及毛泽东了解和同意金日成进攻计划的大体过程。我们可以做出的结论是：

　　第一，金日成访问北京只是奉斯大林之命来要求中国同意他以武力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计划，他并不需要中国的援助，〖ZW(〗冈察洛夫引证的师哲和雷英夫的回忆也指出，当毛泽东问金日成，如果美国介入，朝鲜是否愿意让中国派部队到中朝边界时，金日成回答说，他将在一个月内取得胜利，美国人在此之前无法部署军队。他拒绝中国派军队到边界，他确信，目前已有的和正在供应的苏联援助已经足够了。见《不确定的伙伴》，第146页。〖ZW)〗因此没有向中国透露他的进攻计划。在此之后，中国也不了解金日成和苏联军事顾问制定的具体计划。据师哲回忆，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了一名校官来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ZW(〗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85页。〖ZW)〗

　　第二，对于金日成的具体进攻计划，毛泽东既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他没有真正把朝鲜半岛即将发生的事情放在心上。虽然中国与北朝鲜政府在1949年10月6日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直到战争爆发时，中国在平壤还没有正式设大使馆，任命不久的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因病还在武汉休养。在平壤仅有的中国机构是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的商业代表处，而且其主要负责人温士祯也在沈阳休假。ZW(〗直到7月初，中国外交部才开始调配驻朝大使馆人员。7月8日，派驻平壤的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等一行才启程赴朝。参见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6～40页。〖ZW)〗毛泽东提出援助北朝鲜，是以其领土受到侵犯为条件的，而这一点当时又根本不在金日成的考虑范围之内。

　　第三，从中国当时的国内状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看，毛泽东是不情愿看到在这个时候(中国正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ZW(〗1950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将苏联提供的3亿美元的一半拨给海军购买装备。4月，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提出急需一批舰艇、飞机和岸炮，并要求苏联在1950年夏，至迟1951年春以前予以提供。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两天，中央军委根据三野的报告，决定再次修改战役计划，增加攻台兵力达十六个军以上。见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载《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67～70页。〖ZW)〗、在这个地区(中国在东北几乎没有正规部队)〖ZW(〗当时整个东北三省只有已经确定集体转业的第42军在黑龙江开荒生产，另外还有五个独立师、一个公安师担负地方警备任务，全部兵力不足20万人，只占当时中国正规军总兵力的1/27。见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ZW)〗爆发一场可能威胁到中国安全和稳定的战争的。中国同意金日成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勉强的和被动的。所以说，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参与金日成的战争准备和策划。其中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1949年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殊死搏斗的决战时刻，毛泽东显然无暇顾及朝鲜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又面临着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以及稳定全国政治局势的繁重任务。就全国范围内的工作来说，大规模战争已经不在中国领导人议事日程之中了。1950年6月6日，毛泽东说：“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宣布“战争一关，已经基本过去了”。〖ZW(〗《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1、416页。〖ZW)〗

　　中国对朝鲜爆发的战争没有政治准备、军事准备和心理准备的事实说明，在战争爆发前，中国确实无意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和参与。

　　二、战争初期的军事防御战略

　　朝鲜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特别重视。全国范围内的工作重心也没有因此而转移。土地改革是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国中心工作之一，6月30日，即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解放台湾的计划也没有因为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立即放弃。据肖劲光回忆，6月30日周恩来向他转达中央对形势的分析时说：“形势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ZW(〗周军前引文，第72页。〖ZW)〗

　　显然，推迟进攻台湾只是因为在军事上遇到困难，而不是有意要参与朝鲜战争。全军规模的复员工作也没有因战争而停止。6月初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了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存主力的基础上，要进行大规模复员。拟将540万军队分两期复员，力争把全军的定额压缩到280万到300万人”。〖ZW(〗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第76页。〖ZW)〗

　　有的著作提出：在杜鲁门宣布全力支持李承晚后，中共领导人就认识到形势很严重，并于6月30日撤销了复员100万部队的命令。〖ZW(〗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第61页。〖ZW)〗

　　然而，据当时协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搞军队复员整编工作的雷英夫回忆，6月29日晚他把印好的有关复员工作的文件呈请周恩来最后审阅时，曾大胆地提出，鉴于朝鲜战争爆发，是否要改变计划，停止复员，转入战备。但周恩来指示，“复员工作仍按原计划进行”，对“朝鲜战场的情况，总参谋部、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视”。6月30日，按照预定计划，中央复员委员会下达了由军委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军委、政务院关于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正式开始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员工作。〖ZW(〗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76页。〖ZW)〗

　　这些情况说明，战争之初，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尚未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美国全面卷入朝鲜战争以后，特别是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援助韩国的决议以后，中国开始重视朝鲜战局问题。这时，毛泽东一方面指示中央军委讨论调整战略部署，加强东北边防，一方面开始考虑中国如何对待朝鲜战争的问题。不过，直到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以前，中国军事部署的基本方针属于战略防御，即使在万不得已时出兵朝鲜作战的想法，也是出于战术角度的考虑。

　　7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讨论保卫国防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会议做出决议：限7月底将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全部调往安东、辑安、本溪等地集结；组成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肖华为副政委的指挥机构；进行后勤、兵员补充准备及政治动员工作。毛泽东当天夜里批准，立即执行。〖ZW(〗《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28页。〖ZW)〗后因粟裕有病不能到职，7月中旬由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率所辖第38、39、40、42军在东北布防。东北边防军总兵力约26万人。〖ZW(〗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86页；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第77～78页。后因情况变化，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未成立，所辖部队直接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ZW)〗

　　从参加会议的人员、会议决议的内容看，这时中国考虑的重点只是加强东北边防，防止敌人打进来。

　　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也在加深。8月4日，即朝鲜人民军进攻受阻，美韩釜山防御战线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ZW(〗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ZW)〗

　　8月5日毛泽东即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8日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ZW(〗《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54、469页。〖ZW)〗

　　与此同时，总参谋部的作战参谋们对朝鲜战局进行反复研究后认为，美国“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很大”。8月23日夜，雷英夫把这一结论向周恩来汇报后，立即得到毛泽东召见。毛泽东详细听取汇报和询问情况后指出：美军在仁川登陆确实是个值得密切注意的大战略问题，并立即决定采取三项措施：(1)检查督%

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

Sun, 29 Oct 2006 06:55:00 GMT

李雪峰　　　　（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７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当时我在下面搞“四清”。７日，我从河北永年县赶回北京，８日由北京飞到上海，行前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１２月９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

　　批判罗瑞卿的起因，是１１月林彪让叶群从苏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罗的状。林让叶到杭州，告诉她要躲开什么人，直接找到毛主席。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毛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让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毛主席。

　　据说讲了５个小时，主席听了５个小时。主席问得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最后，毛主席相信了叶群的话。

　　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１２月１０日，中央要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到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上是软禁。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经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参加会议。李井泉不知道，还给罗瑞卿送桔子。

　　我参加的那个组是总理主持，有贺龙，还有叶群等知情人。

　　叶群在会上介绍了她与主席的谈话过程。她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刘已于１９６５年５月病故，生前为空军司令。）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

　　⒈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退出也要退出，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

　　⒉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

　　⒊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⒋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

　　还说罗骂林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

　　雷英夫和我在一个小组，表现十分活跃，大讲罗对毛、林的不满，等等。

　　在会上，邓小平比较和缓，传达了毛主席在１２月２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的批示，内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现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总理也很谨慎，态度很不明朗。贺龙讲了几句。

　　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消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我当时想，罗是听毛主席话的，和毛、林的关系从来都是可以的，怎么现在一下子成了现在这样？！

　　会上规定不准记录，也没有讲怎么传达。会议开得十分秘密。１３日会议结束。

　　１６日我飞回北京。要向下传达，因为没有记录，只能是口头传达。我当时兼北京军区政委，在军队本来应该由在军队的廖汉生同志传达，但他说军队地方一块传达，非要我传达。我是第一政委，没有办法，只好传达了。我也没多说，写了一个很短的提纲，后来又在华北局传达，要点就是毛主席决定开会，大家都赞成。会后，军队就开始批判罗瑞卿了。

　　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毛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他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别人的事情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的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林将自己的病看得过重，迷信中医。抗美援朝这么大的一件事，高级干部应该为之拼命的，然而主席提出林彪指挥时，他竟推了，还认为不应出兵，自己跑到苏联养病去了。这件事与斯大林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走高岗这条线。斯大林和高岗有直接的来往，而高岗进行反刘少奇活动首先找的就是林彪。联系到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就反过主席，主席碰到困难的时候，林会怎么样？主席一定会反复考察的。

　　１９６４年９月２８日至１０月１２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齐奥塞斯库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劝中国同苏联和好。主席顶了，意思是不行，要和好，苏联总要有个表示，先讲话（自我批评），９０％的责任应该是他们的；林彪在一旁说９９％。“文革”初期，主席讲不宜搞急刹车；林彪赶快讲：如果急刹车可能摔下来。林总是这样，总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见完全相同，而且讲的比主席讲的还厉害。主席一讲完，他马上讲两句话，第一句是毛主席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拥护。他的这些作法也可以使主席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你一直捧我做啥？实际上，林彪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觉。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牢牢掌握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有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

　　　　　　　　　　　　　（二）一九六六年三月

　　１９６６年上半年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酝酿时期。

　　上海会议后，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１日，江青由上海赶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艺革命”的问题。林向总政下达指示，２月２日至２０日，江青根据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说：“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３月２２日林彪将座谈会纪要报中央军委。纪要经毛主席修改三次，再由林彪报中央，４月１０日以中共中央的文件下发。

　　３月８日凌晨，邢台发生地震。我们正在天津召开华北局书记处生活会。８日晚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行救护、救灾工作。我当时表示要去邢台。总理说：你先不动，我先去。

　　总理赴邢台视察后，１２日到１６日在天津参加华北局的会议。１６日总理作报告，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北京。

　　会议还未结束时，我就接到通知，让我到杭州开会。

　　１７日我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而后乘火车到杭州，我们住在新落成的西泠宾馆。忙中偷闲，住下后游了苏堤。

　　当天下午５时，我们到主席那里开会，主席住在刘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六大区书记，总理，彭真都在。小平同志没有来，他为了躲开处理罗的事，到三线视察去了。

　　这次会议我有记录，会开得很自由，没有正式报告。主要是毛主席讲。他先是扯些闲话，很随便的，然后讲到文化革命，点了乔木的名（他未到会），批评了吴冷西。毛主席讲吴冷西，乔木，“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者，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大家也听出来，不只是这几个人的事，而是批评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主席也没有讲得那么透。

　　大家听着，哑口无声，谁也不能表态，陶铸是勇敢的，敢讲话，这次也很谨慎。参加会议的人相互之间也不敢多说话，又都想试探一下，了解情况，但是谁也不主动，也不敢主动。

　　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还是中央秘书长的角色，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３月１８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听起来意思是官司刚开始打，就跳楼，官司还在后头呢。我想主席还在观察，从以后事态的发展也可以看出。主席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中央还未做任何结论么。主席还在考虑还可能牵扯到什么人。

　　３月会议主要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愤，光听会上揭发的事，那么罗的问题就大了。

　　　２０日上午会议结束。

　　　２１日，陶铸领头，大区书记参观了花坞、玉泉。我们离开杭州到上海。２３日从上海飞回北京，当天召开书记处会议。

　　　　　　　　　　　　　（三）一九六六年四月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４月９日－１２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

　　会后马上召开第二次杭州会议，又叫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我于１４日从邯郸返京，１５日飞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当时来的人比较少，就安排在西泠饭店（八层楼）。

　　彭真来得晚，我们还换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层。

　　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的？３月不是刚开了会？”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我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以后，要求和毛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话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２０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知道事情大了。

　　会议还没有正式开，１８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４月１６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发表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并加“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有所检查，并提到“前线”发刊词。康生讲这是个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又说“前线”也发了一篇文章，文章我始终没有看到。我知道“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４月１８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是按照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记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１９日开始开会。

　　２０日，２２日，２４日，２５日在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主席谈得很活跃、和缓，但讲话中插那几句话就重了。主席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意在那里住，他愿意到上海来。那时柯庆施和江青联系较多。１９６５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来密谋策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

　　我们都在西泠饭店。吃过饭，出去散步，六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和彭真并行，并且都不和他说话。我还和他讲话，因为彭真１９３８年就是我的上级，关系可以。但是我们也只讲点废话，“天热了……”等等。谁也不敢讲正题。

　　４月２１日少奇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回到杭州，主持了类似政治局的会议。刘少奇主持，总理讲话，因为少奇从３月１６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

　　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毛主席的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到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王任重记录的特点是谁的话都记，但只记要点。我的记录是毛主席的原话，但是别人的插话就记不下来了。我一看他的记录同我的不尽相同，就没有往外拿我的记录稿。王任重起草文件，后来改动很大，康生说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种比如刘志坚回忆：４月１４日总理把他叫到钓鱼台８号楼说，中央决定刘和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和修改，这就是“五一六通知”。１６日他俩飞上海，当天康生，陈伯达，江青召开会议让大家讨论，５月１日刘回到北京。这就是说，第二次杭州会议还没有开，中央已经在组织人起草“五一六通知”了）。

　　４月２４日，会议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会议结束，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穷两人和彭真一道乘飞机回京，明是陪送，实是押送。在２６日晚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上，２７日上海到北京的飞机上，都没有话讲。开始三人在一起，面对面干坐着，后来宋任穷离开前舱，到工作人员那边，只剩下我和彭真。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俩的任务是“护送”他回来。

　　到机场后，我们各自坐车走了。后来有人说我把彭真交给了安子文了，这是不对的。

　　上海会议搞罗，三月会议点杨尚昆，陆定一，四月会议批北京市委，批彭。这时谁都知道，问题刚刚开了个头，远没有完。谁也搞不清下一步如何发展。这时北京大家都很紧张，到处打听消息。

　　　　　　　　　　　　　（四）一九六六年五月

　　５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般说法是３日开始，先召开了几个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我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北京市、华北局，准备开汇报工作会议。工作十分紧张。

　　５月７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的工作。

　　５月１１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副主席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

　　我坐在第一排，面对主席台的左手。我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我走进去，坐下看见桌子上放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来看是林彪的手书，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说他证明：

　　（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与王实味、ＸＸＸ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

　　他刚开始讲，有人在后面，手里拿着什么资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在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

　　此时，当我拿起来看林彪的手书，还未看明白，就听聂帅拿着林彪手书，生气地冲着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这等于给主席台上提意见。

　　这事与政治局又没关系，这种事还发文件，丢人！可笑！这个文件是针对陆定一和他的夫人严慰冰的。这么严肃的会议，发这种文件，真让人啼笑皆非！很快文件就收回了。

　　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会议。

　　从会上看，刘少奇是同情彭真的，认为他有错误，但不同意这么搞。看得出少奇有气，压力很大，表情不自然。他主持会议，等于反对他自己。总理也很慎重，不讲话。康生挺得意。

　　５月１６日上午９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

　　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５月１６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点批判“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严重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通知”一通过。形势就严重了。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会议休息了两天，到１８日继续开，仍是刘少奇主持。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即有名的“五一八讲话”。

　　林彪在正式讲话前问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

　　陆定一说：“很好。”

　　林说：“我对知识分子历来是很尊重的（言外之意，我知道你是大学生），你怎么那么整我？”

　　因为林彪点了名，会后，政治局常委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散会了，我们知道常委在那里开会没有走，陆定一在旁边屋里等着。

　　邓小平喊我进屋，让我和李富春去和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

　　富春非要我领头。我让他：“你是政治局的。”

　　我们俩站起来，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的门口只有几步路，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门口，他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一进门，我就靠边坐下。坐下后，应由他先说，他又推说让我先说。陆都看到了。我只好先说。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这是邓小平找我谈的，谁找富春说的我不知道底细，只能讲这一句。既不能批评，也不能同情。

　　陆定一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

　　我劝慰：“会议定了，休息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富春也说：“是啊，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中央决定……”

　　林彪讲话事先做了准备，他有个简单提纲，字有桃核大，他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主席召集政治局扩大会，集中解决了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杀气腾腾，大谈“政变”，从古到今，包括世界各国政变，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有。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话。

　　林对杨问题的讲法也同邓小平对我讲的不同。小平说：杨尚昆是单干户，他是有事。但是什么事，他没有说。

　　５月２３日，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调查。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调叶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我任北京第一书记。讨论时我说：“我一个人不行，调一个人做副书记。”候选人提了两个人，吴德和华北局什么人。１９３６年我和吴德搭过班子。他在枣园工作过，康生了解他。最后决定吴德任第二书记，郭影秋，高扬文，马力为书记。

　　２４日又发了“关于陆定一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这两个文件都下发到县团级。

　　　　　　　　　　　（五）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５月２５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２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学生食堂的东墙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佩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校党委，也就是指向北京市委。后来才知道这是康生搞的，他早就派他老婆曹轶欧等人在北京大学串联了。

　　大字报一出来就将党内矛盾公开了，而且这是１９５７年以来第一次在北大出现大字报，一下子引起轰动。学校内部，学生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拥护大字报的。两派各说各有理，互不相让，形成对立。在辩论中青年人火气大，有个别人动手，发生推推搡搡。而且北大有许多留学生，消息马上传到国外。北大校门历来是开放的，外面的人闻讯后纷纷进去看大字报。

　　这天晚上我接到陈伯达的电话，他要我去北大，说：“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联。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怕人们上街游行。”看来他们放了火，还不知道毛主席的态度，怕火烧到自己，急于稳住阵地。

　　我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这时吴德已到北京，但我和吴德还未正式到北京市委上班，以华北局的名义去也不行。

　　陈讲：“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作工作，不要上街。”我想，非中央讲话不可，我也不能给主席打电话，现在半夜三更，也不能和少奇联系，因而没有答应。又拖了一下。

　　陈伯达急了，第三次给我打电话，话讲到这种程度：“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我还是不答应，他又说：“我们一块去。”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已内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负责运动的。我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

　　这时外事办副主任张彦也来电话说：我刚从康老那里回来，康老要你和蒋南翔一起去。康生的意见是：大字报可以出，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总理也指示了几条：正面讲毛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做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要负责人亲自去做工作。张彦说：先和你打个招呼，康生还要找你。

　　过了一会，康生就来电话了。我先讲了张彦转告的话，他说：蒋南翔已经来过了，你不来也可以。我说：陈伯达来过电话，要我讲话。康生听了没有多的话，表示可以。

　　这时陈伯达又来电话催我。我说：“我等你。”我考虑，我一个人上台让群众一包围，我连个报信的人也没有。我抓解学恭、池必卿来开会商量。我说我在台上，你们散在台下，聂元梓是太行干部，池必卿能做她的工作，和外面的人通信。这一切安排好了，已是１２点多。我与陈伯达联系。陈这时却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陈伯达要我去北大后开个紧急会议。（这暴露了康陈两个人的互相勾结。）

　　我赶到北大临湖轩时，陆平正在主持校党委会。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也在。他们在礼堂召开八百人的党团员干部会议，而且已经开过了。我先听了一段汇报，就说：“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就再开一次。”

　　陪我上主席台的是刘仰峤和张彦。又要开会我讲什么？我就叫张彦提供一些情况，传达周、康、陈的指示。我一边听，一边想，心里生气，为什么把我推到台上？算啥！我请张彦先讲讲，我主持会。他不讲，我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

　　等于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在党团干部会上我讲了２５分钟。后来群众概括为几条：１，不提倡写大字报；２，大字报要内外有别；３，要有领导；４，要有步骤；５，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等。

　　会后我回到家里，睡不着，心里考虑，中央还未吭气，我这样做合适不合适？天还没有亮，就给少奇打了个电话，不想碰了钉子。我刚说我在会上代表中央、包括总理讲了一个话，他马上顶了一句：“你不能代表！”

　　我赶快就说：“那怎么办？我马上写一个检讨，需要公布就公布。”

　　少奇说：“那也不要。”说完了，他就把电话挂上了。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在我这儿。这句话把我解脱了。

　　通过这一天的事，觉得康、陈是对我来了个突然袭击。本来我对康、陈有些看法，但当时也不敢太怀疑，因为他们都是老资格的同志。

　　　　　　　　　　　　　（六）一九六六年六月

　　５月３１日，陈伯达亲自到“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社，撤了吴冷西的社长职务，宣布中央确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这是中央派的第一个工作组，而且由陈伯达宣布，并由他领导。

　　改组后第二天，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无论有着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这篇社论实际将林彪“五一八”讲话精神公布与众。社论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６月１日，我们正在开华北局会议，由我传达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下面递了一个条子，说是由康老那里送过来的文件。我打开一看是康生写的条子。内容是毛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因为时间仓促，看得匆忙，我已经记不清了。因为事关重大，我在会上念了康生的条子。

　　６月１日晚八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一下子火就点起来了。

　　康生欣喜若狂，他有一次在大会上说：“大字报广播后，我感到解放了。”而大字报广播后我就十分被动，因为我在北大的讲话与主席的评价显然不同。

　　当天晚上，张承先率少数工作队员进了北京大学。

　　６月２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说“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施残酷无情的打击”。各高等院校纷纷仿效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不可收。

明朝海禁以及倭患、汪直和海商

Mon, 31 Jul 2006 08:10:00 GMT

《明朝海禁以及倭患、汪直和海商》一
碧血汗青

明朝中叶，东南沿海倭寇为祸，生灵涂炭，是为当时九边之外的又一大边患。
幸得当时武有戚继光、俞大猷这两大不世名将，而文臣如谭纶和胡宗宪等督抚大吏也都大力支持剿除倭寇，因此“俞家军”和“戚家军”两支精锐，杀敌灭寇，歼灭倭寇无算，东南沿海方得一时安定。时有漳人为民谣道：“戚虎俞龙，杀贼如土”（《防海辑要》），倭寇畏称戚继光为“戚老虎”，有明一朝则把谭纶和戚继光这一文一武合称为“谭戚”，以彰其功绩之彪炳。
而在谈论明朝倭患时，时常会提到一个明朝人叫汪直的，也称王直，大多称他为汉奸，指其为倭寇做向导为祸内地，所以寇害尤深。
但汪直此人的身份，实际上长期以来都是有争论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此人到底是海盗还是汉奸这个问题上。其实说他是海盗也是不太准确的，严格地说，汪直所部是一个势力庞大的武装走私集团，也就是明代历史研究中经常提到的“海商”。海盗一般主要指在海上或沿海地区以抢劫船货、财物为生的武装集团，而汪直势力显然不是靠掳掠为生，缺乏海盗的普遍特征，因此更符合走私集团的定义，所以准确地说，汪直是个武装走私集团的头目。
至于他是不是投靠了倭寇成了汉奸并给他们做向导入侵内地，这需要仔细分析，我们不妨就他到底是海商还是汉奸的问题来讨论一番。

一，中日邦交和明朝的海禁

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起自于元朝，在明朝实行海禁后，其祸害程度逐渐达到顶峰。
在元朝以前的中日两国关系，自正式邦交以来，主体上基本是友好的。
中日两国之间的正式邦交，应该起始于三国时期。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倭女王卑弥呼遣使来华，魏文帝曹丕很是高兴，于是互赠礼物，并诏封其为“亲魏倭王”，对两位使者也都有封赏。日本其时颇依赖于中国，甚至国内有宗室纷争，亦要来华找曹丕分辨曲直，求为仲裁：“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三国志》）。而日本近年更出土了曹丕所赠之五尺宝刀及铜镜，器物上所铭年代与与《三国志》无异，由此可知记载不虚。
到蒙古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听信高丽人赵彝之言，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至元十八年两次远征日本，结束了两国自三国到唐、宋以来相对友好关系，开始了敌对状态，进而东南沿海开始出现倭寇。
为了对付倭寇，元朝先于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取消了市舶机构，并“禁商下海”，在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又重新恢复，至大四年再度取消。而日本政府也因为恐惧元军的再度入侵，因此加强海防，终元一朝不曾与中国来往。
到了元末明初，由于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人所部多有水师，而他们在被朱元璋消灭后，部下颇有逃至海上在两国间以走私和海外贸易为生的，甚至后来的明建文帝，也有说是去了南洋，而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就有人认为是去寻找建文帝，并试图将其消灭以绝后患的。
于是朱元璋在消灭南方敌对势力准备北上灭元前，很担心南方敌对残余势力勾结倭人入侵沿海，因此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二年、三年、五年数次遣使去日本交好，但日本这时正好处于南北朝交战时期，道路为南朝所断，朱明交好的意图未成，因此开始实施海禁政策。到后来日本南朝为北朝所并吞，有相当部分武士成为了为浪人，部分浪人则沦为了海盗，前来骚扰中国沿海。但因为此刻明军战斗力强盛，水师也堪称一流，外加日本也是战后百废待兴，所以倭寇属于零散现象，没有形成气候，为祸不算太大。
只是倭寇的出现，却使得明政府采取了一项重大的错误政策，也就是开始全面地绝对禁止民间海上贸易的海禁政策。
根据《明史》记载，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令关闭了“太仓黄渡市舶司”；七年，撤销自唐朝起就担负着海外贸易功能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官方海外贸易市场彻底关闭；十四年，“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此刻连素与明朝交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及文化交流了；十九年，废昌国县；二十年，强行将舟山岛及其他四十六岛（山）的居民全部迁入内地；二十三年，再颁“禁外藩交通令”；二十七年，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海外产品；三十年，再次颁布法令，禁国人下海通商。
为了加强海禁，彻底断绝沿海地区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朱明政府又在《大明律》中规定道：“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同时，对持有和使用、买卖海外产品的百姓和商人，也实行了严酷的制裁。如前所说于洪武二十七年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番香、番货等物一条，就有对应的制裁政策：“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发边卫充军。”
而在日本，当南北朝混战结束整个社会恢复到一定程度后，便开始感受到了明朝海禁带来的影响，尤其是高、中档消费品和奢侈品的严重缺乏，让幕府和各大名以及上层社会深感不适，而丝绵、棉布、铁器、茶叶、药材等大量的生活用品及物资的的缺乏，也给百姓生活带了极大的不便。因此在应永九年（公元1401年），后小松天皇遣使入明朝上表，这是明朝开国后日本第一次递交的正式表文。
在明成祖朱棣，也就是永历大帝即位后，日本又再次派遣派使者来华，成祖也派出了左通政赵居任出使日本，并发给日本政府“本”字勘合一百道，“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明史》），同时令日本禁止倭寇骚扰我沿海地区，这就是所谓“勘合贸易”。
事实上勘合贸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贸易，而是一种朝贡性质的交换行为。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明朝，在收到日本等国送来朝贡品后，多以几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以及物品回报，“诏日本十年一贡”，也表明了这一贸易的性质。由于勘合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资短缺的局面，所以在永乐初期两国关系的发展还是比较良好的，日本政府不但几次进贡，甚至还将抓获的倭寇送交明朝来处理：“明年十一月来贺册立皇太子。时对马、台岐诸岛贼掠滨海居民，因谕其王捕之。王发兵尽歼其众，絷其魁二十人，以三年十一月献于朝，且修贡。帝益嘉之，……而还其所献之人，令其国自治之。使者至宁波，尽置其人于甑，烝杀之。……五年、六年频入贡，且献所获海寇。……八年四月，义持遣使谢恩，寻献所获海寇，帝嘉之”（《明史》）。
只是这么小的勘合贸易数量，并不能完全解决两国贸易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为了争夺和明朝的贸易权，两个日本使团还在中国爆发了一场“争贡之役”，并因此在沿海地区引发了一场小骚乱。
而有贸易需要的也并不只是日本一方，当时中国南方地区对出口贸易的需求也相当迫切，所以虽然两国政府都严加镇压，但两国走私集团以及倭寇的活动还是加剧了。明朝政府曾因此向日本政府问罪，而日本的日向、大隅、萨摩三州刺使岛津腾存忠，也派遣使者奉表来明告罪，但指出倭寇并非是日本政府支持的，属于民间犯罪行为。
此后，由于日本本土开始进入战国时期，将军和天皇已经不能对各地大名甚至土豪有实质上的控制，因此，部分大名和土豪乃至寺院，都开始悄悄在两国间进行走私活动。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故其船队多有带武器以防备官军抓捕，因此这其实是武装走私。但是，其中也有部分失去了藩主的日本浪人，甚至一些比较贫困及势力弱小的大名、土豪、寺院派出的船队成员，见明朝海防松懈也开始乘机掠夺财物船货，成为了海盗，也就是倭寇，不过这是一种主体是贸易，间杂抢掠行为的倭寇，因此规模不大，也没有形成职业集团，。
说到明朝海防松懈倭寇乘机掠夺沿海这个问题，如果从根本上来看，这还得说明朝政府的不是，至少是因处理不当而导致。
在明洪武十九年时，朱元璋下令废昌国县，二十年又强行把舟山群岛等四十六岛（山）的居民全部迁入内地，但据明范表的《玩鹿亭稿》道，当时浙东沿海向无海盗，渔民们也遵纪守法以出洋打鱼樵柴为生，还没有进行海外贸易。
而明政府这一强行迁徙计划，虽然先不过四十六岛（山），但由于这些大岛屿承担着交通枢纽和市场、补给等作用，在失去了这些重要生活补给场所后，导致舟山群岛大小数百岛屿相继被弃，可这些岛上房屋、道路、水利等生活甚至军事设施却都一应俱全，放弃这些岛屿客观上给走私集团以及海盗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极好的温床，所以即使没有倭寇，也迟早会有安南寇、满剌加寇、佛郎机寇等等海盗出现。事实也证明，最后倭寇之乱的顶峰时期倭寇们在东南沿海落脚的据点，正是这些被明政府强行废弃的岛屿。如果这些岛屿当初不被废弃，居住着大量百姓并部队驻扎，倭寇们要想在沿海地区找个隐蔽而可靠的落脚点，可以说是很困难的。而现在随便找个岛屿就可以马上入住，连建设都不需要，又由于完全没有明军和百姓存在，所以相对很隐蔽，几乎没有情报外泄的担忧，这又怎么不叫他们欣喜若狂呢。
事实上后来明军在剿灭倭寇时，一直对倭寇的动向掌握困难，在沿海地区疲于奔命，是与此有着直接关系的。
为了“海禁”这个“片板不许入海”愚蠢的闭关锁国政策，朱明皇帝和政府以及那些所谓的国家精英、清流大臣们，强行毁掉了本国数以十万计的百姓家园，花费莫大的费用，百姓们被迫背井离乡损失惨重迁入内地，可结果却是给海盗和倭寇造就了便利条件，这可真是狠狠地自己抽了自己一个脆响的大嘴巴。
众所周知，在明嘉靖、万历年间的中国南方，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当时主要的工商业，是丝织业、棉纺织业、陶瓷业、冶金工业，另外则是茶叶和药材等行业，可类似丝织业这样的高、中档消费品国内市场并不是非常大。在一定的生产力下，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市场，生产方式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江南之所以早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当时民间海外贸易的大规模兴起有着极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正是十五世纪后欧洲各国新航路的开辟，才导致了它们的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譬如当白银通过国际贸易渠道流动时，它所经过的地方必然发生下述现象：物价迅速上涨，货币贬值，投机活跃。传统的经济关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而这却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的国家阶级关系的变化，因为在价格革命中，受损害较大的有两部分人：一是按传统方式收取定额货币地租的封建地主，他们的实际收入因货币贬值而减少，陷于贫困破产；二是城乡雇佣工人，由于他们处于被雇用的地位，而国家为保护雇主的利益，则一再颁布限制提高工资的法令，致使工资的增长幅度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幅度。
因此，在价格革命中获利最大的是商品生产的经营者，如手工工场主、资本主义农场主、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牧场的新贵族，还有缴纳定额货币地租的富裕佃农。
对英法等国家来说，价格革命还替他们初步理顺了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时期的价格体系。因此，在英法等国内经济体系能够较顺利地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国家里，价格革命有力地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所以，恩格斯才在《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中这样说道：“航海事业根本是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的”，而当时的朱明王朝，虽然拥有郑和下西洋那样强大的航海能力，却在此后反其道而行之，严厉打击中国本土海洋经济的发展，固执地继续着“重陆轻海”、“重农抑商”的祖训，就此扼杀了中国走向海洋、发现新世界的可能。
在一个崭新的“大航海时代”面前，面对海洋经济，中国历史在朱明王朝手上被强行扭转船头转了个U字弯。

二，“巨寇”汪直

汪直（又作王直），正是那时亚洲最大的民间航海贸易集团首领，同时与其并称的还有许栋、徐海等人。
汪直是徽州歙县柘林人，又称王直、汪五峰，号五峰船主。《明史》称汪直，黄宗羲则称其母为汪妪：“直，歙人，母汪妪”，而汪直之侄与义子也均姓汪，因此汪直似应该姓汪不姓王。
汪直出身应该比较穷苦，《筹海图编》说他“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则道其成年后，先与徐惟学等人做盐贩，但后来以为“国中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于是和叶宗满等人南下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海商生涯。
这是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的事情（《三朝平攘录》）。
嘉靖二十一年，汪直首航日本成功。然而，在明朝海禁政策下，汪直等人“往来互市”的海外贸易，显然是违法的。而汪直这个时候势力还不大，因此当他在得到了当时的最大的海商，他的同乡歙人许栋之帮助后，于嘉靖二十三年率领千人之众加盟许栋集团。在此期间，许栋集团以浙江宁波的双屿为基地，不断发展其海外贸易，汪直开始担任其“管库”，后来又转“管哨”，内外兼理，成为许栋集团的重要人物。其时，汪直“止载货往日本，未尝引其人来也。”（《筹海图编》）
一直以来包括史书上，大多也把许栋归为倭寇，但却往往只说其“诱倭”等等，并不见具体情形。事实上根据《闽书•岛夷志》的记载，一直到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4年)，许栋“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三人来市双屿”，仅以这三个日本人，而且很明显是到双屿来和中国互市的日本商人，来指其为倭寇，这显然是不足取的。
这是我们在看待明朝倭寇时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有明一代，基本上都把海盗及沿海地区与明政府对抗的武装集团概称为“倭寇”，事实上这是相当不严谨和含糊不清的，许栋集团就是个最明显的例子。许栋兄弟早年入赘马来，可以说算是半个马来人，而他的主要贸易伙伴则是葡萄牙和南洋一带商人，如马来、越南商人，日本和他的贸易以及合作时间都相当短，而来往人数也很少，根据记载，他在被击败以后想远遁的正是马来而不是日本，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满剌加”，因为他是入赘那里并从那里起家的。
事实上当时在这一地区最大的海外势力，乃是葡萄牙人而不是日本人。据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的《远游记》记载，自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葡萄牙人就在双屿和浯屿两处建立了较固定的“临时居留地”，在那里搭棚交易、存栈、过冬，并建有堡垒房屋，当时在双屿驻扎有1200多葡萄牙人，浯屿则有500多人，而《林次崖先生文集》中对也当时的贸易状况有着这样的记载：“佛朗机（即葡萄牙）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东、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甚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可见当时那一带最大的海上外国势力是葡萄牙人，而不是倭人。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以“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又因为许氏集团与当地政府发生了武装冲突，开始对双屿发起攻击。明军“破其巢穴，焚其舟舰，擒杀殆半”，许氏集团部分头目以及和他们进行贸易的坐商“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筹海图编》），后来又在海上“俘日本国人稽天，许栋亦就擒”（《明史》），自此许氏集团被消灭，而汪直集团则开始兴起。
不过，实际上朱纨攻破的确实不是海盗窝，而是个商港和贸易集市，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双屿港被破后，自四月七日被破到五月十日这一个月时间内，先后到达的各国商船竟达到了一千二百九十余艘之多，最后以双屿港被朱纨下令用泥土彻底填塞使其不能启用而告终。
幸好，来的都是是商船，如果双屿港真是海盗和倭寇基地的话，那么这一千二百九十多艘装备了各式新式火炮和武器的“海盗倭寇”船，恐怕只要一次就足以把江苏、浙江、福建一带全部荡平。
据《明史》载，次年朱纨在福建又捕获了和葡萄牙人交易的九十六名违反海禁政策者，据他说罪名是抢劫，所以不予申辩就将他们全部斩首：“其年三月，佛郎机国人行劫至诏安。纨击擒其渠李光头等九十六人，复以便宜戮之”。
先是朱纨严格实施海禁时，民间以及部分士人就反弹极大，“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因此当朱纨斩杀九十六人后，随即就被御史陈九德“劾纨擅杀。落纨职，命兵科都给事杜汝祯按问。朱纨闻之，慷慨流涕曰：‘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制圹志，作绝命词，仰药死。二十九年，给事汝祯、巡按御史陈宗夔还，称奸民鬻贩拒捕，无僭号流劫事，坐纨擅杀。诏逮纨，纨已前死。柯乔、卢镗等并论重辟。”
因此，关于这一事件明政府最后的官方结论，是“奸民鬻贩拒捕，无僭号流劫事，坐纨擅杀”，也就是说官方调查也认为是百姓违反海禁政策私下进行海外贸易，而和明军的冲突则是因为“拒捕”，不存在所谓的葡萄牙人、闽人“僭号流劫”事情。
其实这个事件的真相是，在嘉靖二十六年，被葡萄牙人逼债的许栋、旺直，联合福建海寇林剪一伙，抢劫了一直赖帐不还并威胁要告发他们的余姚县谢氏家产以抵债，而颇具势力的谢氏则勾结官府向上报称倭寇来袭，因此震动朝廷，最后酿成双屿被破，福建九十六人被朱纨抓捕斩杀的海禁大案。
平心而论，朱纨是个很称职的好官，站在他的立场上，他的行为无可指责，他尽忠职守最后甚至慨然以死明志，一心就是要为朝廷靖海，颇具气节和人格魅力，实可称是一个大忠臣。但悲剧在于，明政府的海禁政策，却是个错误的逆潮流政策，朱纨的死，绝不是他一个个人悲剧，而是那个时代和那个政府的悲剧，所以此后还继续发生着这样的悲剧，譬如胡宗宪、俞大猷、卢镗等人，甚至于汪直也是，无非形式不一样，但根源却是一样的。
汪直在接手了许栋残余势力后，将贸易基地转移到了定海的烈港，也就是烈表山。
此前汪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首领，即使他自己做航海贸易的时候，也是和人合伙的，一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成为了一个首领。而从他成为一个首领的时候起，他就开始显示了与其他海商不同的特性。
他和一般的海商不一样，虽然他也有一样拥有武装力量，但是他却一直在与明政府接触谈判乃至合作，试图说服明政府开放海禁，从而取得合法进行海外贸易的身份，而不是一味地和明政府进行敌对行动。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一股海盗卢七集团抢劫战船，攻击杭州江头西兴坝堰，劫掠妇女、财货。浙江的海道副使丁湛以“拿贼投献始容互市”为条件，要汪直前去剿灭卢七集团。结果双方一战下来，汪直缴获船只十三艘，消灭千余人，俘虏七人，并将他们解送至定海卫交由明军处理，还解救出被掳去的妇女两名。
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另一大海商陈思盼，将带船二十艘前来加盟他的海商王丹杀死，吞并了其船队。其时陈思盼集团势力相当大，当地明军不能与其相抗，而且连汪直这样比较大势力的海商也一样经常被其抢劫，更不用说其他小海商了。由是海道副使李文进命宁波府通判唐时雍、把总张四维前去和汪直商议，希望能合力消灭陈思盼这一实际已经是海盗的海商集团。汪直遂与原来属于王丹的陈部取得联系，以海道官兵、宁波慈溪县柴美德家丁数百人为外援，里应外合发动攻击，烧毁大船七艘，小船二十艘，俘虏一百六十四人，解救被掳妇女十二名，全部押解至海道副使丁湛处。而陈思盼部下外出船队在回来后，则全部投靠了汪直。
同年，汪直再应宁波府通判之请，消灭了盗贼陈四集团。
至此，从规模上讲，汪直已经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从事航海贸易的海商集团，“凡五六年间，致富不赀，夷人信服，皆称‘五峰舡主’。……威望大著,人共奔之。……边卫之官,有与柴德美通番往来、五峰素熟者,近则甘为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玩鹿亭稿》）。
在这样的情况下，汪直再次向朝廷提出了要求开放海禁允许互市的要求，以“杀思盼为功，叩关献捷求通市”（《筹海图编》）。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另一股大海商，原来汪直的部下徐海自日本来到烈港，但和他随行的倭人却抢劫了汪直的船货，畏于汪直的声威，徐海被迫离开了烈港。
而这个时候，大约万余名福建漳、泉海盗联合倭寇又进犯舟山群岛。当时东南沿海的海盗大多为福建人，其他地方人氏颇少从此业者，其中又以漳、泉人为多，朱纨的笔记里黄绾所做的序道：“凡浙之寇皆闽之人也。闽之人始为回易，交通岛夷，以其货挟其人来吾海上，云为贾或有为盗者，非尽为也，然而驾巨舶，运轻帆，行于无涯之浸，飞枪机铳以为利，人莫敢撄之，则皆习为盗矣。”
明海道副使李文进闻讯，遂又一次派出了汪直的老熟人，以前和他合作愉快的明军把总张四维，要求再次联合行动剿灭倭寇，双方一拍即合，最后击破一股倭寇，俘获倭寇海船两艘，但是倭寇多处登陆，其他地方被荼毒的不少。
通过类似的一系列和明政府合作的大规模打击海盗、倭寇的行动，汪直终于得以实现了他的愿望——他的互市要求。汪直船队的互市开始为沿海的部分明政府地方官员所默许。于是在舟山定海关，他开始公开主持互市贸易，在这样一个双赢局面下，一时间只要江浙海面上的商船挂着汪直的五峰旗号，便可往来自如，即无遭劫之忧，也无被官府捉拿之虞。
然而好景不长，汪直取得的并非是明中央政府的允许，而只是部分地方官员们为了自身利益而默许他进行互市，因此在明中央政府以及另外一些反对开放海禁的官员们眼里，这依然是违禁的、可以杀头的严重犯罪行为。
所以当一直在北方防备蒙古入侵，和汪直毫无关系的山东巡抚王忬转为巡视浙江及福、兴、漳、泉四府提督军务后，就立刻调来了抗倭名将俞大猷等人，又上奏释放了在朱纨邀杀互市商人一案中被下狱的大将卢镗，命令他们率军前去突击汪直，相持一段时间后，在一代名将俞大猷的打击下，汪直损失惨重，最后突围而去。

《明朝海禁以及倭患、汪直和海商》二
碧血汗青

三，大唐来的“五峰舡主”

汪直也许是意识到了在东南沿海的安全系数并不高，因此开始在日本的萨摩的淞浦津（今平户）以及附近五岛列岛一带建立了基地。
这里要提一句的是，汪直在日本萨摩洲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日本的《大曲记》就这样说道：“道可君（松浦隆信）系福禄、武运具昌之人，故有五峰者自大唐至平户津，于今之印山旧址建唐式宅而居。用其所长，而大唐商船不绝于途，甚至南蛮黑船亦初泊平户津。唐与南蛮之珍货年年充盈，京、界诸国商人亦云集于次，有西都之称。”把汪直的到来，看成是当地城主贤德的象征，这个恭维不可谓不高。
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汪直甚至可以算是结束日本战国混战局面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如果没有他，恐怕日本至少还要再多乱上一段军阀混战的时间。根据日本《南浦文集•铁炮记》的记载，在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汪直从暹罗带着三名葡萄牙商人抵达了日本九州南方的种子岛，正是通过汪直的推荐、介绍和翻译，种子岛岛主时尧才从这三名葡萄牙人那里购买并引进了西洋火枪和弹药的制造技术，这就是在日本赫赫有名的“铁炮”。随后这种火枪和弹药的制造技术很快在日本流传，最后为日本战国天才霸主织田信长认识到了其划时代的意义，他后来消灭号称战国第一的武田骑兵军团时使用的武器，就是这种铁炮，并从此开始了日本大兵团作战使用火枪的时代，也成就了他的一代霸业。
而这个时候的明朝政府，却对葡萄牙人带来的武器还保持着怀疑态度，并且因为海禁政策而拒绝和对方进行正常交易，最后获取这些武器的渠道是居然是“缴获”，并因此也没有得到其制造技术，所以后来一直到明末，仿制品“红衣大炮”炸膛现象还比比皆是，以至士兵们视发炮如死路，发展到要长官骑在炮上才敢开炮。有明一代的火器质量最好的，就是从“佛郎机”人那里“缴获”来的，所以数量极少。
实际上，不但只是汪直在日本建立了贸易基地，长期以来相当多海商和汪直的部属，都在日本落了脚：“闽光徽浙无赖奸民，潜匿倭国者不下数千，居民巷街名大唐”（《筹海图编》）。汪直甚至还占据了淞浦津，在那里开国任命官吏，《借月山房汇抄•汪直传》：“僭号宋，自称曰‘徽王’，布置官署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地皆其指使”。
这里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汪直投靠了日本人，而是日本人投靠了他，或者说他实际占领并控制了这些地区和居民：“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地皆其指使”，按照现在某些人的标准，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汪直部下的那些日本人，在日本大约是可以算得日奸的，因为他们投靠了一名外国人，并且在为这个外国人卖命。只是汪直在日本人眼里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他不但是个诚实的商人，而且信誉好有文化极具风度，还为他们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最新的科技，因此即使仅仅是汪直的到来，都可以算是证明他们的城主福分的一种表现，又怎么可能要求他们这样去看待被汪直所雇佣的同胞呢。
不少人把嘉靖三十一年的“壬子战争”，看成是汪直被俞大猷突击后发生的报复行为，书称汪直船队蔽海而来，入侵的有上百艘巨舰，其中颇有日本人。而《明史》则又道：“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忬亦不能有所为。未几，忬改抚大同，以李天宠代，又命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军务。乃大征兵四方，协力进剿。是时，倭以川沙洼、柘林为巢，抄掠四出。明年正月，贼夺舟犯乍浦、海宁，陷崇德，转掠塘栖、新市、横塘、双林等处，攻德清县。五月复合新倭，突犯嘉兴，至王江泾，乃为经击斩千九百余级，余奔柘林。其他倭复掠苏州境，延及江阴、无锡，出入太湖。……而官军素懦怯，所至溃奔。帝乃遣工部侍郎赵文华督察军情。文华颠倒功罪，诸军益解体。经、天宠并被逮，代以周珫、胡宗宪。”
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壬子战争”期间汪直所部并没有入侵内地，入侵内地的乃是福建海盗和倭寇，而次年闰三月来的则是在嘉靖三十一年已经和汪直反目的旧部——徐海、陈东、麻叶等人。
嘉靖三十一年五月，漳人沈门（沈南山）、潮人林国显引海盗以及倭寇万余人入侵浙江沿海。汪直受明海道副使李文进邀请，和明军把总张四维击破一股倭寇，俘获倭寇海船两艘，然后就带领人马在定海主持开市，如记载中所说：“直乃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其头目人等，俱大帽袍带，银顶青伞，待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称净海王，居数日，如履无人之境”，此处也只是说他在定海“居数日，如履无人之境”，因为默许他互市，明的一些地方官吏没有对他开市进行干预。
但随后在七月，汪直的互市基地被抗倭名将俞大猷率部突击，他在突围后直接去了日本，此年并无深入内地。之所以一直说是汪直入寇，乃是因为五月入侵的万余漳、泉海盗和倭寇在多处登陆，尤其是当时的黄岩被破，使得部分明官吏疑心前往那里协助明军消灭倭寇的汪直并不想真正消灭倭寇，而是在勾结倭寇为盗，所以便把此年的倭寇入侵也归咎于他，并把此事颠倒顺序，略过汪直和明军的联合作战以及战绩，说汪直为报复被明军袭击而引发了入侵，这就是指汪直为报复明军袭击的“壬子战争”或者叫“壬子事变”的过程。其实要搞清楚这点并不难，只要看一下时间顺序就可以，不需要太复杂的工作。
而至此，汪直一案中另一位重要人物也终于登场了，他就是《筹海图编》作者的上司——浙江巡按胡宗宪。

四，胡宗宪经略

胡宗宪，字汝贞，安徽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和汪直算是安徽同乡。他也许因为是安徽人，对当时的徽商和苏、湖商团比较了解（明清社会史研究学者唐力行先生在其专著中对徽商活动进行了详细研究，曾经提到了这一点，其中还包括汪直等人的行为，他亦视汪直为海商，并详细论述了徽商和江苏、杭州一带商人的关系和异同），所以对海上贸易是持支持态度的，也支持开放海禁和互市。
胡宗宪上任后，是支持俞、戚等人打击倭寇的行动的。但在当时的朝廷中，也一直存在着开放海禁进行互市和反对开禁两种意见，并且僵持不下，胡宗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建议朝廷开放海禁进行互市，同时着手招抚汪直的行动。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胡宗宪派宁波生员蒋洲、陈可愿两人出使告谕日本政府，同时和汪直及其养子毛海峰在五岛接触，汪直当时所部有毛海峰及叶碧川、王清溪、谢和等，占据五岛列岛，又被呼为“老船主”。胡宗宪与汪直是同乡，此前又把他的母亲和妻子自金华狱中提取到了自己府内，资给甚厚。
汪直自起事以来，其目的始终是希望朝廷开放海禁，现在得知母妻无恙，又得知胡宗宪想招抚他并许愿可以互市，因此陈述前事缘由道：“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筹海图编》）《明史》中对此也是一样的说法：“俞大猷绝我归路，故至此。若贷罪许市，吾亦欲归耳。但日本国王已死，各岛不相摄，须次第谕之。”于是他派遣养子毛海峰护送陈可愿回国面见胡宗宪，具体商量招抚和互市事宜：“（陈）可愿还，言至其国五岛，遇汪直、毛海峰，谓日本内乱，王与其相俱死，诸岛不相统摄，须遍谕乃可杜其入犯。又言，有萨摩洲者，虽已扬帆入寇，非其本心，乞通贡互市，愿杀贼自效。”（《明史》）
胡宗宪在见到毛海峰后，大喜，颇厚待之。汪直和胡书信不断，并命令毛海峰为明破倭寇。毛等人率军“遂破倭舟山，再破之列表”，又于海上侦察其他海商、倭寇如徐海等人的动向，为明军耳目，最后明军赖此大破徐海：“以徐海入犯来告。亡何，海果引大隅、萨摩二岛倭分掠瓜洲、上海、慈溪，自引万余人攻乍浦，陈东、麻叶与俱。宗宪壁塘栖，与巡抚阮鹗相犄角。会海趋皁林，鹗遣游击宗礼击海于崇德三里桥，三战三捷”（《明史》），正是依赖了汪直的情报和其部下“愿杀贼自效”的一系列配合作战，最后才使“两浙倭渐平。”
有很多人指汪直为倭寇以及海盗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说徐海、陈东、麻叶、大隅岛主弟辛五郎等人都是他部下，事实上这显然是错误的。
徐海和其叔徐惟学与汪直是旧识也是其部下不假，但当他们入侵内地时，早已不是他的部下了。
先不说上面列举的汪直和明军的联合行动以及《筹海图编》和其他资料中的记载，只是和徐海一起的倭寇，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还于汪直在明朝的互市贸易基地烈港抢劫过汪直的船货，徐海也是因此才被迫离开烈港不能参与烈港贸易的。而《明史》说胡宗宪消灭徐海时，更以汪直与他谈判的书信去威胁徐海，以至徐海听说后大惊失色道：“老船主亦降乎？”于是才“意大动”，最后终于使得这几股人马全部在内讧中覆灭。而嘉靖三十二年的入寇，《明史》也明确记载是“徐海、陈东、麻叶等巢柘林、乍浦、川沙洼，日扰郡邑”，并没有提到汪直入侵。这些都可证实他们非是汪直部下，而是另外独立的几股势力，嘉靖三十二年的入侵也和汪直无关。
汪直的目的，一直都是希望能开禁互市，所以倭寇、海盗的猖獗对他并没有任何好处，相反其年在烈港开市贸易时，他的船货还被以前的部下徐海带来的倭寇抢劫而遭受了损失，因此他和徐海及徐惟学叔侄两人反目为仇，徐海也自此被迫离开烈港基地。
徐海和其叔徐惟学与汪直反目分道扬镳后，开始真正独立成为另一股强大的海上势力，所以才有后来汪直命毛海峰向胡宗宪报告徐海入侵动向之事，实际上有据可查的是，《明史》所载之三十二年汪直勾结倭寇大举入侵事件，乃是徐海为了报复其叔徐惟学此前被明军所杀而独自发动的战事，包括《剑桥中国史》在内，也是直指嘉靖三十二年的大规模入侵是徐海等人所为，和汪直毫无关系。
但是由于当时把沿海所有的以武装对抗明政府的势力，都被称为“寇”或者“倭寇”，而汪直势力又是其中最大的一股，因此很容易把徐海等人的所为全都一古脑全扣在曾经是他们首领的汪直头上，可事实上即使是《明史》对当时各地战事的记载中，也一直没有出现汪直的身影，出现的始终是徐海、陈东、麻叶、辛五郎等人，因为这期间汪直确实没有踏进内地，而是在日本萨摩交游于权贵、大贾之间。
这些从汪直被下狱后的自供上疏，以及一些明大臣的意见中都可以看出。
汪直在被捕后于狱中的的自供里，就这样写三十二年徐海入侵的经过：“连年倭贼犯边，为浙直等处患，皆贼众所掳奸民，反为响导，劫掠满载，致使来贼闻风仿效，纷至沓来，致成中国大患。旧年四月，贼船大小千余，盟誓复行深入，分途抢掠；幸我朝福德格天，海神默佑，反风阻滞，久泊食尽，遂劫本国五岛地方，纵烧庐舍，自相吞噬”。
而在汪直死后，明朝著名的科技领军人物徐光启也说他从没有入侵内地，并为他的死鸣不平道：“王（汪）直向居海岛未尝亲身入犯，招之使来，量与一职，使之尽除海寇以自效。”
由此可见当时汪直确实没有参与入侵，因为他的自供如果与事实不符，那么即使胡宗宪会维护他，王本固、俞大猷、卢镗等人也是绝不会坐视不理不戳穿他谎言的，况且他这个自供还是在王本固的监狱里写的。而当时人以及一般的记载也是只要提起倭寇，大多就直接把他们当成汪直的手下，包括《明史》在内，在这个问题上都含混不清不甚严谨。
胡宗宪的幕僚，当时对日本和倭寇、海盗研究最权威的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曾这样说道：“富而淑者或登贡舶而来，或登商舶而来。凡在寇舶皆贫与为恶者也”，又说“真倭甚少，不过数十人为前锋，寇还岛，皆言做客回矣。……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间有之，夫岂尽为倭也”，又在《江南经略》中道：“凡海贼一起陆地之贼趁机窃发，所谓土倭子是也”。郑若曾这里所言的“真倭甚少……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和前面提到朱纨笔记的序中记载说：“凡浙之寇皆闽之人也。闽之人始为回易，交通岛夷，以其货挟其人来吾海上，云为贾或有为盗者，非尽为也，然而驾巨舶，运轻帆，行于无涯之浸，飞枪机铳以为利，人莫敢撄之，则皆习为盗矣”的说法，是符合一致的。
由此可见，当时东南沿海最猖獗的海盗实际是福建的漳、泉海盗，而陆地上的一些武装抢劫团伙，也因为“倭寇”的出现而被笼统地归为“倭寇”，甚至包括葡萄牙人也一样被朱纨和当地官府称为“倭寇”。从这里还可以发现，海商们之所以会被视为寇，很大原因是他们在贸易时使用武力来保护自己，即：“然而驾巨舶，运轻帆，行于无涯之浸，飞枪机铳以为利，人莫敢撄之”，所以即使承认他们“非尽为也”，但也由于他们以武力来对抗明政府的这个特征，所以最终的冠名依然只能是“寇”。
至于其中的“倭寇”，如亲身参与平倭的郑若曾所言，一股倭寇中“真倭甚少，不过数十人为前锋，寇还岛，皆言做客回矣”。从这里可以知道几个问题，一是真正的倭寇人数很少，二是即使是真倭寇，在其国内也是不敢大肆声张的，权贵大贾和良民都是以商船和贡船形式来中国，只有那些“贫与为恶者”才来为寇。
这样一来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如前所言，汪直在日本的声望和地位都相当之高，结交来往的都是权贵大贾，包括地方大名和城主，很受人尊敬。而以他如此庞大的势力和名望，不可能受制于那么少数几个即使在日本国内也被视为罪犯而要躲躲藏藏的倭寇。如果再联系后来他说可以在他控制的五岛地区内征兵“以夷攻夷”消灭倭寇这个话，则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汪直并不受制于倭寇，实际是他控制了日本的五岛地区，包括对那一带居住人口的控制权。
而长期以来言之凿凿说是他勾连的倭寇“助、才、门多郎”这几个，其实是商人，《闽书•岛夷志》就讲的很清楚，许栋、汪直于嘉靖二十四年“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三人来市双屿”，“市”的意思很清楚，无许再多言了。
不过汪直手下肯定是有武装日本人的，但充其量只是其在日本往来行走达官贵人之间而雇佣浪人保镖以及船队成员而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熟悉日本战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等级制度之森严远过于中国，即使如丰臣秀吉也一样因为出身于农民而一直都被各大名和传统贵族们看不起，而要汪直这个外国商人带着日本罪犯或者无赖、贫民去行走豪门，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等于天方夜谭，所以他在日本雇佣的本地护卫，就只能是那些没有藩主的武士，也就是所谓的浪人才可以，不然他根本无法进入日本上层社会的大门，更不用说取得如此之高的声望和地位了。而他船队中雇佣的日本人，明大臣范表在《海寇前议》中说汪直船队在日本有“哄带日本各岛贫穷倭奴”，谓是被“哄带”来的贫穷之人，且称之为“奴”，这些人在船队中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因此，没有一处记载能证明日本人在汪直船队中具有领导地位，甚至连具备一定指挥权的小头目也没有。汪直船队的重要头领，一直都是清一色的是中国人，而且大多是他的同乡和亲属，如前期包括徐惟学、徐海叔侄，以及叶碧川（宗满）、王清溪（汝贤）、义子毛海峰以及他的侄子等人。
因此，这些都是在看待倭寇、海盗、海商和汪直等人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不能仅仅因为徐海曾经是汪直部下，就把早已经和汪直分道扬镳乃至敌对，最后在汪直的协助下才被消灭的徐海集团所为，都扣在汪直头上，也不能凡是倭寇和海盗的账，全都要算到汪直头上。
但是汪直所部，确实是和明政府在进行对抗的武装集团，而且他们人数众多船队规模庞大，又是多股部队在活动，如果说其中部分成员有掳掠行为，这并不值得奇怪。毕竟这是一群提着脑袋跑海的人，如果被抓住随时会被砍头，而其中更有相当部分的雇佣军和赤贫人员甚至罪犯，因此在这样的人员构成的武装势力中出现这些情况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汪直势力从事的海外贸易，在当时原本也是“违法”行业，他们是当时的“违法”武装集团，因此不能以政治势力的高度去要求他们，他们的本质，就是一股为了商业利益而采用武力和政府对抗的武装势力。而汪直本人主观上也是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的，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其制定的船队规则中有一条就是不得擅自上岸，违者当众刺穿双耳，再犯立即处死。
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汪直和他的船队绝不是靠烧杀掳掠为生的，这和“海盗”和“倭寇”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无论从什么样的记载中，都可以知道汪直船队的主要生存手段，是进行海外贸易和互市，且汪直进行海上贸易的收入远远大于抢劫，风险又远小于抢劫，抢劫伤亡和战果的不确定性巨大，他实在没必要为了钱财而进行武装抢劫。而看的他的武装行动，基本都起于对明政府围剿行动的反击，以及对明地方政府的威胁，其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开放海上贸易，取消海禁。
而汪直本人又确实在不断地努力，和明政府反复进行谈判，一直试图和明政府达成开放海禁的协议，从他当上真正的船队首领那天起，他就在追求这个目标，甚至于他的被捕也是因为他相信明政府会招安并同意互市而导致的，即使在知道自己有可能被杀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这个追求。
所以单只从这点来说，汪直势力就既不具备典型的海盗特征，也不符合倭寇的定义，而更符合海商的特征。

赵无眠

Mon, 24 Jul 2006 08:46:00 GMT

赵无眠：没有大清朝，何来大中国

——一个由外来政权创造的历史奇迹　

　　一个王朝倾塌了。这个世纪一开局，它就呈现一派行将崩溃的败相：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赔款求和，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革命党接二连三发动起义，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江山社稷落在隆裕太后和三岁小皇帝宣统这一对“孤儿寡母”手上……。更早些，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捻回之乱、中法安南之战及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这个王朝的气数就几乎已被消耗殆尽，只等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降临了。事实上，它能够硬撑着拖一副迟滞的脚步，走到这个使人类社会发展最快、改观也最大的二十世纪来，而且竟还摇摇晃晃地继续走了十来年，本身便是一个奇迹。

全部罪责由末代王朝承担

　　应该说，在中国历代王朝的结局中，清王朝的结局是最为幸运的。虽说是一场革命，却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流血征战；虽说搞了点宫廷政变，却也没有大动刀兵，闹到大家的脸上都不好看；虽说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最后却也咸与共和，－－除了外蒙，－－基本上保持了中国的完整，没有重蹈“合久必分”的覆辙。退位的皇帝还享受极为优厚的政治待遇与经济待遇，这也算是“史无前例”的：皇帝尊号不废，仍居宫禁，每年享受政府津贴四百万元，王宫世爵“概仍其旧”。直到辫帅张勋进京唱了一出复辟的戏，才被日后的冯玉祥作为藉口，派兵把逊帝从故宫大院里赶了出来。谁教你先输了理，听信人家的唆使吃那十几天的回头草呢。不过也没拿他怎么样，赶是赶出来了，房地产带不走，细软可是尽他扛。这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事，距“大清帝国”的匾额从历史舞台上摘下来，已经十三年了。
　　然而中国人对于清朝，多半没有什么好印象。它是末代王朝，中国上千年封建专制的帐，似乎都要记到它头上。就像任何一个朝代的全部罪恶，都要由它的末代皇帝来承担一样。它不但为后人提供了旧制度最直观的、令人记忆犹新的反面教材，甚至还要为民国以后的许多糗事负责：窃国大盗袁世凯专权，军阀混战，列强继续欺侮压迫中国，贫穷、落后、愚昧……所有的这些不幸，都可以追溯到慈禧太后，那个据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坏的女人中活得最久的女人：她割地赔款，镇压变法，一次次阻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致使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崇高国际威望的中国，沦为任列强宰割的“东亚病夫”。
　　这样的政权没什么可说的，早就应该推翻了。为革命奔走呼号的孙中山，被尊为“国父”，受到影响中国历史甚剧、相互合作但主要是残酷争斗几十年的国共两党一致崇敬。以革命而不是以改良的手段，以共和而不是以君主立宪来取代旧制度，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几乎是没有疑义也无可置喙的了。

假设当年不用革命……

　　直到文革结束，文化界才有极少数人提出，假设当年不用革命这样激烈的手段，而只是渐进地改良，情况也许会比已经发生的这几十年的历史要好得多。毕竟刚刚经历过“不断革命”的磨难，一切关于革命的反思都容易为人所理解；毕竟“前清”早已成遥远的过去，是前朝的前朝了，对它的品头论足更不妨肆无忌惮。
　　－－假设不经革命，而代之以温和的改良，君主立宪，议会选举，逐步引进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那就不会有后来的军阀混战，不会有列强扩展和强化各自在中国的势力□围，不会有国民党、共产党先后坐大的一党专政，不会有残酷无情的清党、内战和阶级斗争，不会有疯狂的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
　　虽然有一句名言：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人们还是喜欢作各种各样的假设。不光是那些天真的、善良的人，就连许多历史学家，许多识见不凡的思想家，都常常对各种各样的历史作各种各样的假设和推断。因为研究历史的目的，除了文化积累的意义，还有镜鉴的作用。所谓“不能假设”，其实是我们对已然发生且无可逆转的历史事实发出的无奈叹息。
　　是的，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清政权丧失了改良的最好时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既死，整个王朝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执掌政权，更不要说做好立宪、建立议会制度这样大幅度变法、改革祖制的事了。革命党跃跃欲试，到处谋杀、起义、暴乱，各地新军连朝廷都难以节制和调令，天下根基已动，大厦将倾，改良从何谈起？当时的情势，不是改良比革命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改良的可能的问题。当然，这里还可以再“假设”，如果革命党人不那么闹的话，如果让朝廷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从从容容地、因循渐进地完成它本应在十年前推行完成的“变法”－－或称“改良”、“改革”，也许中国可赢得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发展时机，提前进入现代化强国的行列，进而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
　　发生在这个世纪最初十年的大论战－－“革命还是改良（改革）”－－注定要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再拿出来论战一次。有人提出，不流血（改革）总比流血（革命）要好。另一些人则提出，不流血的革命（如辛亥革命）比流血的改革（如戊戌变法、）要好。其实，这好那好，也都是在假设历史。

革命不能保证推翻独裁

　　辛亥革命并不是没有流血，只是相较于以往的改朝换代，尤其是这样一个庞大王朝的崩溃，没有发生持续的大规模的战乱和流血。戊戌变法“四君子”死得固然惨烈，毕竟只是朝廷内部极少数人作出的牺牲，远不能跟后来发生的革命相比。
　　革命推翻的只是政体，并不能保证推翻独裁。最经典的法国大革命就不用说了，本世纪发生的俄国革命，古巴革命，柬埔寨革命，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拉克革命，结果都是如此。中国的辛亥革命也不例外，袁世凯上台，民主共和成了一句空话，最后连空话也不要了，干脆恢复帝制。
　　袁世凯当然是很糟糕的一位，要是换了孙中山，可能会要好得多。不过细究起来，也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孙中山不恋权位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一旦要掌权，就必须是他绝对的个人权威，说穿了也就是独裁。一个政治家，同时受到两大相互敌对、都以擅长专制独裁闻名于世的政党崇敬和拥护，他本人会不独裁到哪里去，我实在是怀疑。孙中山在他自己的党内排斥异己，大事一个人说了算；号召党员向他宣誓效忠，以党龄的长短封官许愿；对外推崇师法无产阶级专政的创始人列宁，一心想走俄国的道路；……他的悲剧是“革命尚未成功”，他的幸运也在于此。他还没有来得及当上独裁者就死了。也许，他会是一位“好的”独裁者，但谁也保证不了他不会是一个独裁者。一个人只要当上独裁者，好坏就由不得他了。而且古今中外的大独裁者，大多有优秀的素质与过人的、持久不衰的魅力，正是这些素质和魅力使他取得追随者们的信赖、拥戴和服从，并通过他们以他的意志为全民的意志。
　　更重要的是，就连孙中山也只是假设。历史选择了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
　　一点也不过份地说，这是许多坏选择中最坏的一种选择。二十世纪中国一个又一个大灾难，都是从这第一个选择开始的。
　　好皇朝只有汉、唐、清
　　中国自秦始，建立过一个又一个长长短短分分合合的封建皇朝，其中能被史学家们称得上好一点的皇朝，却少得可怜。大致可以排上的，是汉、唐、清这三个朝代。所谓“好”，是从国力的强盛，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富足，文化的繁荣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宋、明两代的经济和文化还算不错，但只能列为次一等的朝代－－宋代国力甚弱，无力对抗外国入侵，这样也就难保社会的稳定与人民的安居乐业。明代国力虽远胜于宋，却是历史上最专制独裁的时代，加之朝政不稳，刑律苛严，宦官弄权，特务横行，致使内忧外患永无休止。至于其他历代，就更谈不上了。如元代，国力强盛，但它始终是一个“外来政权”，对中国实行武力统治与搜刮政策，实行种族等级制度，民生苦不堪言，只能算最坏的朝代之一。
　　说汉、唐、清这三个朝代是好朝代，当然也是相对的。汉代初起有吕后专权，中有王莽篡政，后又有宦官外戚之祸更迭不已，终于导致汉末的经济崩溃，天下大乱，流寇四起，豪强割据，征战不休。唐代则有武后篡权，安史之乱，藩镇之乱，黄巢之乱，而且后来也重蹈宦官之祸的覆辙。然而，汉唐毕竟是汉唐。前汉有“文景之治”三十九年；又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其后昭、宣二帝励精图治，政治清明，凡三十七年。后汉有光武帝“中兴”的二十年；有“明章之治”三十一年。唐代则有太宗二十三年的“贞观之治”；有维系国运不衰的武则天时代四十年；有“开元之治”三十年。这几十年几十年的加起来，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虽然严格地说，这些盛世也不尽是歌舞升平、一片祥和幸福，如汉武帝的穷兵黩武、穷奢极欲与好大喜功，又如武则天的重用酷吏、实行严法，再如唐玄宗的耽于逸乐、喜谀恶直而终酿成安禄山之乱。但人们至今仍把它们称道。正是因为它们，才使我们在面对漫长的中国历史的时候，不至于只看到一片暗淡，不至于只留下一派沮丧。
　　有清一代，共出了十二位皇帝，他们是入关前的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入主中原后依年号相称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总的说来，都还不太坏。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是大清帝国的创始人，能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征服和统一关外各部落、汗国，建立一个足以与大明帝国抗衡并终于征服了整个中国、统治其达两百多年的王朝，他们的雄才大略和功业是显而易见的。康熙可算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在位时间也最长，达六十一年，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他的孙子，文治武功的乾隆不敢超越祖父，做了六十年皇帝之后让位于儿子嘉庆，自己又快快活活做了四年的太上皇。加上承上启下的雍正十三年，“康雍干盛世”前后达一百三十余年，一举超过汉唐。

有清一代并无暴君昏君

　　清朝自嘉庆始由盛极而衰，各地起义此起彼伏，至道光时愈演愈烈，尤其是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国运一蹶不振。咸丰更是忙于割地赔款，英法联军甚至攻入京城，火烧圆明园，又有太平天国打下几乎半壁江山，直至同治三年方才平定。嘉庆、道光和咸丰真是三个倒楣的皇帝，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他们难卸其咎。当然，其中缘由太多也太复杂，还包括盛极一时的乾隆朝埋下的祸端。就他们个人而言，仍是想做一个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的，惟内忧外患无力回天，只得勉力支撑而已。嘉庆为人忠厚仁恕，性情宽和，生活比较严肃，而作事软懦，缺乏魄力。道光生活也很简□，但心胸狭窄，众说纷纭的时候往往就没了主意。他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下禁烟，就是决心革除积弊、振兴民族的明证。
　　清朝的最后三个皇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年幼即位，而从未真正亲自掌握过国家大权。同治五岁当皇帝，光绪四岁当皇帝，宣统三岁当皇帝。在长达四十七年的时间里，权力落在慈禧太后手中。一个皇帝比一个皇帝小，似乎预示着清王朝一蟹不如一蟹的穷途末路。不过小皇帝并不必然是坏皇帝，亦并不一定要面临着穷途末路。康熙即位时年方八岁，也是个小皇帝。他的父亲福临，当皇帝时也才六岁，整个中国都是在他的朝中打下来的。拿同治来说，居然还有过一段“中兴”，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和甘肃、新疆的回乱，使得中国的版图不至于在这个王朝彻底崩溃前瓦解成碎片。光绪内外交困，还试图有所作为，拖着病弱的身体要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变法维新，挽救王朝的命运，只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进行镇压才未能成功。
　　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另外一个王朝，能够做到像清王朝一样，前前后后不出一个荒淫无道、暴戾昏庸、滥杀功臣、奢靡浪费的皇帝，不出一个坏得令人切齿痛恨的暴君、昏君。仅此而言，清代的地位就完全可以排在汉、唐之上。

时代造成清王朝的悲剧

　　慈禧太后是清朝最大的败笔，史学家们都认为，近三百年的国运全断送在她的手里。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人物，也并非一无是处。“同治中兴”便是她大胆打破满汉界限，起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一大帮汉臣的结果。这些汉人名臣，包括后来的沈葆桢、刘坤一、张之洞、刘铭传等人，皆有较为开明进步的头脑，官至封疆大吏。很难想像，一个能够如此知人善任的最高独裁者，果真会坏到一塌糊涂的地步。
　　清王朝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此前中国，说是“超稳定结构”也好，说是“循环反覆”也好，一直处于封闭、独立的自我发展状态。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达，居于世界前列。但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及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兴起，使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潮流，并迅速而非逐渐地与先进的西方国家拉大距离。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走向任被列强欺侮宰割的境地。这一史实，中学生都是应该知道的。
　　我们从简单的历史读本中都可以查到，清政府是怎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单举领土的丧失－－
　　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
　　一八五八年中俄瑷珲条约，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领土；
　　一八六○年中英北京条约，割让香港对岸之九龙；
　　一八六○年中俄北京条约，割让乌苏里江以东领土，约九十万三千平方英里；
　　一八七四年中日和约，承认属土琉球王国为日本领土；
　　一八八五年中法和约，承认安南脱离宗主国中国，成为法兰西的保护国；
　　一八八六年中英缅甸条约，承认属土缅甸划归英国；
　　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条约，放弃朝鲜的宗主权，割让辽东半岛（后经俄法德三国干涉，归还中国）、台湾及澎湖列岛。
　　这还不包括那些铁路、通讯、矿产的经营权，不包括租界和庞大得如同天文数字的巨额赔款。经营权及租界以后可以收回，白花花的银子将来可以再挣，领土的丧失却几乎是永久的。二次大战结束，收回台湾、澎湖列岛；一九九七年七月，收回香港、九龙。其余那些土地，再也不是“莫非王土”，再也不是咱们的啦。
　　不过冷静地想想，清朝丢失的这些领土、属土，绝大部分原本就不是中国的。尤其是黑龙江以北的全部、乌苏里江以东的大部分土地，是清朝入关带给中国的礼物。当然还不止这些，还包括它已经征服的蒙古，及后来征服的西藏、新疆、朝鲜。这就使得中国的版图，远远超过历史上除元代以外的任何一个朝代。而我们知道，元朝始终是一个“外来政权”，与其说中国在元代的领土面积最大，倒不如说中国的领土在那一段时间里全都沦丧了、消失了，那实在是一个不值得炫耀的亡国时代。
　　我们坐下来，将有清一代领土、属土的“收支”情况作一番结算，就会发现，它给咱们中国挣来的土地，比给咱们中国丢失的土地要多得多。如果我们推翻清王朝只是为了“驱除鞑虏”、为了“光复中华”，为了“复明”，那中国版图就不会囊括新疆、西藏及东北的大半，中国的面积就只有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绝不可能在俄罗斯、加拿大之后位居世界第三。
　　评价一个朝代的功过，当然不应只将其扩充版图的大小作为依据，因此也就更不应只将其丢失的那部分领土作为依据。
　　而且，如前所述，清朝的结局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中国。不像汉末那样，分裂成魏、蜀、吴三国；也不像残唐那样，由藩镇之乱演成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

中华民族跃升世界最大族群

　　国家是由领土和人口组成的，在现代科学兴起以前的古代，人口增长率，很大程度地反映了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的繁荣与衰落。我们可以检查一下中国历代人口变化的情况（根据《中国人口报》）－－
　　从西汉平帝二年（公元二年）到东汉永寿二年（公元一五六年），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人，下降到五千六百四十九万人。从隋大业三年（公元六○七年）到唐天宝十四年（公元七四○年），人口从四千六百○一万人，上升到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人。南宋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年），七千六百八十一万人。元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年），五千八百八十三万人。明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六千零五十四万人。明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年），六千零六十九万人。清代以前的一千六百年间，中国的人口数字一直在三至七千多万人的水平线上徘徊。强盛时代的汉朝，一百五十余年里甚至出现负增长。隋至盛唐的一百三十余年，人口也只增长了百分之十五。清朝入关四十年后，即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中国人口突破一亿大关，达一亿零一百七十一万人。又过了一百一十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还多，达二亿九千七百万人，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一百九十二。清朝结束时的一九一二年，中国人口达四亿○五百八十一万人。这个数字即使保留到二十世纪末，也仍然可以使中国无愧于世界超级人口大国的称号。当然，历史发展的天平已经倾斜，巨大的人口数字不再只是一种荣耀而日益成为沉重负担，那是另外一个议题。中华民族跃升为世界上最大、任何国际势力都不容小觑的族群，清朝的功绩是直接和不可磨灭的，远非汉、唐能与之比肩。

清王朝也是“外来政权”

　　历史毕竟不是简单的查帐、结算可以说清的。从清兵入关到宣统退位，清王朝统治中国达二百六十八年，中国人深藏的心结一直未能解开，即它也是一个“外来政权”！
　　于是，革命的民主主义意义退居其次，民族主义反倒成了第一主旨。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的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很明显，呼号“驱除鞑虏”，比直接高喊“推翻帝制”更为有理、有力，更容易为民众接受。也就是说，煽动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比启发他们的民主意识，作用要强烈得多。而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西方列强一次次打击下，也亟欲振作。辛亥革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取得了成功。一省起义，各省先后宣布“独立”，即摆脱清廷，最后，朝中汉人总理大臣与南方临时政府搭成协议，迫使皇帝退位。共和建立，天下“光复”。
　　人们清算前朝的罪过，就像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做的那样。鸦片战争以后那几十年的耻辱，的确也留给中国人以太深、太难磨灭的“冤孽般的”记忆。不止于此，追溯当年，清朝凭什么入关？凭什么占领和统治中国这么多年？凭什么把一个“外来政权”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
　　很多年过去了，历史学家们对于清朝的评价渐渐趋于客观和中肯。一位学者，在他近年被广泛流传的作品中这样写道：“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年长以后，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余秋雨《山居笔记? 一个王朝的背影》）
　　这无疑是对的。但他接下来却这样写：“我需要肯定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汉族当然非常伟大，汉族当然没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杀和欺凌，当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难时当然要挺身而出进行无畏的抗争，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当然要受到永久的唾弃，这些都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不能由此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把中华历史的正义、光亮、希望，全部押在汉族一边。与其他民族一样，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
　　对于汉族及汉族正统论的反省和批判，我也很赞同。我希望拿出来讨论的，恰恰是他需要肯定的仅仅“这样一点”，即“满族是中国的满族”。请问，有什么根据？

“满族是中国的满族”？

　　不错，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地产生、消亡、融合、分裂和演变。说某民族是某个国家的民族，一般是指这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以一定的数量、一定的群体方式、一定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存在着。比如，有很少量的西方人、犹太人在中国定居甚至入籍，我们却不能因此断言：“日尔曼族是中国的日尔曼族”、“英格兰族是中国的英格兰族”、“犹太族是中国的犹太族”。
　　在清兵入关以前，满族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满族。
　　我不想在这里详述满民族史。大致说来，满族为女真人的后裔。女真人曾建立金朝，并一度入主中原，与南宋并立，后为蒙古所征服。中原一带的女真人基本上被汉化，融入汉民族。元朝时国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即西方人，第三等为汉人，其中就包括前辽及前金融入汉族的外族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即南宋的遗民。关外的女真人则保留下来，直至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州，形成后来我们所说的满族。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与当时的大明帝国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国家。它有自己的君主、朝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军队，有自己的领土疆域、人民、语言、文化习俗，它不受任何别国如中国的册封和保护。一六三六年，皇太极正式改国号为“大清”，即位称大清皇帝。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国时代，如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春秋战国，是由多个小国组成的一个大国，即周朝。其国家形态，有点像现在的联邦制。周朝有统一的国家元首，称天子，据有象征国家重器的九鼎，从理论上说可以号令诸侯。即使诸侯坐大，称王称霸，也还是要通过周朝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即“册封”才算。三国以后的多国时代，则都是由原来的一个长久统一的国家，分裂而成的多个国家政权。它们各据一方，互不买账，甚至刀兵相向，但基本上都还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其形态，有点像现在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和韩国，统一前的北越与南越，东德和西德。
　　大明帝国与大清帝国则不然。这是两个互不隶属、未结成任何形式的邦盟、主要民族构成截然不同、亦非一个统一国家分裂而成的国家。虽然，满族人祖先建立的金国，曾占领并统治中原，即中国北方；被大清帝国先征服的蒙古，也曾在元时占领、统治过中国全境，但这也都不能说明它和中国是一个国家。正如日本曾占领统治过高丽、台湾，却不能因此说它和韩国是一个国家，也不能因此说“大和民族是中国的大和民族”。

大清帝国与大日本帝国

　　既然说到日本，就不妨把当时的大清帝国，与侵华时的大日本帝国作一番更细致的比较。
　　它们都是中国的“一衣带水”的近邻，都崇尚武力，推行军国主义，对中国这个貌似强盛实则虚弱、疲惫不堪的庞然大物虎视眈眈，久存亡我之心，长期实行渗透、侵扰、掠夺、蚕食及软硬兼施的政策，都趁火打劫，趁中国内乱之际大举入侵。它们都是先征服朝鲜，控制蒙满的广大地域，造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和压迫。
　　日、清都由单一民族立国，但是就文化而言，日本的民族习俗较之清帝国更接近中国。如服饰、饮食，日本比满清更与中国相像。日本的和服，就是仿照中国的唐服改制的。在工业化以前，日本重农耕，而满清则是游牧民族。日语和汉语一样，都是单音节，并且都使用汉字。而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文字由四十个字母组成。有些发音如卷舌的“r ”在汉语中原是没有的，如“Tartar ”中文只好读成“Tata ”（鞑靼）。现代北京人爱发卷舌的“儿”字音，我以为是满清在此定都二百多年造成的。语言上的异同并非一件小事。蒙古与中国同被满清征服、统治，但“蒙满一家”，蒙满可以通婚，蒙族可以封王，汉族却不能。这与蒙满都是“鞑靼人”，属同一语系不无关系。日本从未有过“和汉不能通婚”的规定。事实上，当时中国的涉外婚姻最多的就是中日联姻，许多著名中国人士娶日本女人为妻，如作家郭沫若、周作人，艺术家李叔同，前清皇弟溥杰等，还有一些著名中国人士则干脆有日本血统，如文学家苏曼殊。这种跨国婚姻是如此之多，乃至大量见诸小说、电影、电视剧为人们所熟视，即连描写侵华日军罪行的电影《南京，一九三七》，也以一对中日夫妇作为男女主角。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悠久，明代以前基本上是非常友善的。汉时便有日本人前来朝贡，光武帝曾赐倭奴国王印绶。近世还有人考证，日本的神武大帝即是当年秦始皇派到海上寻找长生不老宝丹的方士徐福。他带去的三千童男童女，及大量能工巧匠，融合进了日本民族的血缘和文化。总之，日本受中国影响至深至久，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侵华岂非更“正确”？

　　如果说，大清帝国侵略中国，是“历史超越汉族正统论所作出的正确选择”，那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岂不是一种更为“正确的选择”吗？
　　满族成为“中国的满族”，是在清朝入关，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以后的事情。然而为中国人民所认同，仍花了相当长的时日。满清入侵，虽然纵横肆虐，烧杀抢掠，心里总还是有些发虚的，毕竟这不是它的家园，这么干未免伤天害理。那时候要是有一位像今天这么大度的中国学者站出来替他们说说话就好了：你们顾虑什么？你们不是侵略者，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民族，来超越“汉族正统论”的，这是历史作出的正确选择，你们只管大胆放心的干就是了。可惜那时没这样有器识的学者。
　　清军大举南下，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进行抵抗。清摄政王多尔衮修国书一封劝降。大意为：闯贼李自成起兵犯上，中国臣民却无能为力。只有吴三桂在东陲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为你们驱除反贼。这国土是从闯贼手里得来，而非得自于明朝。我国费了这么大力气代你们报仇，你们将如何感恩图报？居然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我们岂能就此罢兵？你们那一小块地方，打得过我们吗？
　　这是明摆着的强词夺理。干涉中国的内政还不算，还要尽夺我领土、主权。史可法回覆了多尔衮一封信，援引历史上契丹和宋、回纥助唐，只要钱不要土地的故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对方放过一马，允许双方就地划疆而治。他发誓将来永远巩固与大清帝国的邦交，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从此两国誓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史可法在历史上站错了队？

　　然而清朝廷志在灭明，当然不听这一套，乃调动豫亲王多铎，率兵攻下扬州，史可法殉难。清军恨中国人抵抗，将扬州城屠杀十天，史称“扬州十日”。
　　“扬州十日”，大约可以与日本侵华时的南京大屠杀相比。我甚至怀疑，日本是向当年入关时的清军学的，专门用以对付中国军民，企图瓦解中方的斗志。不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了那么多国家、地区，固然罪行累累，何以只对中国进行过这样残酷的大规模屠杀。都是屠城，不同的仅仅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人类社会已进入现代文明的二十世纪，留下大量人证物证，令举世震惊、愤怒和谴责；“扬州十日”则发生在三百多年前，是“古时候”的故事，不痛不痒，与今天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我们的学者才能够“警惕”并战胜代表着“最世俗力量”的情绪，徘徊在幽静的昔日宫苑之中，指出这种情绪化的社会评判是何等的不公正。
　　本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正义感的抗清名将史可法，竟然站错了立场，站在“历史错误选择”一边；“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竟然是“历史正确选择”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位引清兵入关，甘为先锋帮异族征服中国的大汉奸吴三桂，也无疑是“正确”的，若说有错误，那也是后来又反戈一击，终于为康熙所平定。当然，还有一大批“正确”的汉奸，先后投靠清廷。就连许多抗清志士的后代，最后也不得不走上与朝廷和解、合作、服务、效力的道路，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即后来意义上的大清帝国，俗称或简称“中国”。
　　有人说，元、清两朝虽是外来政权，最后却为中国所同化，除了政治典章制度、语言习俗的汉化外，连国都都建立在中国本土上，所以还应该属于中国的国内事务，与日本侵华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我们讨论的是国都建立在中国本土之前、亦即中国被征服之前的战争性质，与战争后的状态无关，更不能反过来把战争的结果作为原因，颠倒因果关系。如果中国打算将未来的国都建在莫斯科，我们是否就可以举兵进攻俄罗斯，发动一场“历史正确选择”的“国内战争”？

日本也打算迁都中国

　　日本侵华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石原莞尔，在他著名的《石原构想》中，提出日本从占领满州起步，进而征服全中国、印度、东南亚乃至澳洲，夺取石油、橡胶等自然资源，最终战胜英美等西方各国，达到主宰全世界的“宏伟目标”。他计划，一旦日本受到西方的干涉和威胁，即行迁都至满州，也就是被占领后的中国本土。如果日本的计划得以实现，这个外来政权也将和清朝一样，成为中国政府；中国的正式国名，也可能就叫“大日本帝国”，就像大清帝国一样。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落后，经济停滞不前，国力衰落，军阀混战，内乱纷争不休，而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则经济发达、科技进步，由他们来统治无疑属于“历史的正确选择”。而以后的学者们谈起这一段历史，也会要求我们克服狭隘的汉族正统论和世俗的情绪，给征服中国的大和民族以“公正的”社会评判。再继续推论，日美间的太平洋战争，也将更名为“中美战争”。这场战争的失败，将同甲午海战一样成为中国人永远铭记的“国耻”。如果侥幸取胜，那也只能更加证明，中国加入日本或日本加入中国的“正确性”。
　　日本的不幸在于它没能征服中国，没有做成中国统治者，没有成为“中国的大和民族”。它打赢过代表中国的清朝，却永远不可能建立象清朝曾经建立过的那样辉煌的功业。和清朝败落的原因一样，它生不逢时。

元朝清朝不同历史命运

　　再来谈清朝与元朝的区别。为什么清朝终能融入中国，而元朝始终只是“外人”？元朝在中国统治了九十年，清朝是它的三倍，这样它就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民族融合。到清朝覆亡时，人们忽然发现，统治民族－－满族几乎完全汉化、消亡，几乎所有的人，包括皇室人员都不再而且也不会说满语。辛亥革命的口号“驱逐鞑虏”也就显得很可笑：驱逐谁？往哪里驱？怎么驱？元朝的朝廷则不一样，虽然也说汉话，但蒙古人还是蒙古人，明军硬是把元皇帝赶出了中国，赶回它的大草原去了。他一回到那里，又开始说起了蒙古话，恢复蒙古习俗及政治典章制度。元、清两朝的结局，说明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是有本质区别，亦即“内外有别”的。清帝退位，是为了实现“满汉藏蒙回”五族共和的大中华民国，退位后继续享有尊号、特权。元帝却是遭到真正的“驱逐”，你走了就行了，咱也不再追究，不要求追夺你的帝号，你在这边的蒙古人我们以礼相待，要回去的放行，以后中蒙（明元）两国互不相犯，和平共处。
　　清政府入关后，一直自称“中国”，继承中国的名号，把朝廷的利益与命运跟中国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元朝则不然，元只是蒙古人在中国本部的国号，元皇帝同时还是蒙古帝国的大汗。类似拿破仑是法国皇帝，同时兼任西班牙国王。蒙古帝国还辖有窝阔台、察合台、伊尔、钦察等“四大汗国”，势力□围和利益、命运跟中国本部风马牛不相及。元朝在中国实行的政治制度，也与蒙古本土及四大汗国完全不一样。而且如前所述，元朝将国民分为四等，不但使中国人作为亡国奴的心头创伤无可弥合，同时也阻塞了最“上等”的蒙古人融入“下等”的中国人的过程。有人认为，中国是元朝的继承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没错，如元大都建在中国本土；元朝廷通行汉语；蒙古人后来终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即令外蒙独立，在中国的蒙古人也远远超过外蒙及俄罗斯的蒙古人，等等。但继承国的主要意义还不止于此，它必须有文化上的传承性，还要能够继承政治上的全部或大部分遗产。从这两点来看，中国的明朝都没有做到。元朝是被赶走的，并没有推翻，它回到草原后，还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日。明朝的版图，也只大致限于以汉人为主的居住区域，远小于横跨欧亚大陆的元（蒙）帝国的辽阔疆土。
　　中国史学家将元史列为中国的正史，也并不能说明继承国的关系。元史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一段，是中国的亡国史，否认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正如日据时代五十年，也应作为台湾正史的一部分。元史从成吉思汗开始记叙，是为了阐明这个曾经征服、主宰中国人命运的统治集团是怎样产生、发展壮大的，所谓来龙去脉。明朝建立以后，元政权几乎与中国无关，它的历史连同四大汗国也就从中国的正史中割得干干净净。
　　元、清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元代只有一个像样的皇帝，即元世祖忽必烈。他以后皇室为争抢帝位闹个不休，祸乱频仍，这也是中国人从感情上始终难以接受这个政权的原因。一个朝代出一个好皇帝并不难，难的是一直出好皇帝，不出坏皇帝。清朝基本上做到了。它甚至是唯一做到的一个朝代。这样，讲人治、重伦理的中国人，才从法、理、情上接受了清朝，视其为正统，将满族及其带来的蒙、藏、回都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

“大中国”：清朝最大遗产

　　清朝给中国人留下的最大的政治遗产，是辽阔的领土，与多民族共处共存的局面。也就是所谓“大中国”。这笔遗产当然不是白得的，各个民族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都有过被征服、当上亡国奴的惨痛经历。满族是征服者，它自己却被汉文化最后所征服，满汉不分了。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付出的代价也最为惨重，且不要说曾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即连服饰外形都被强行改换为满族式样。中国人头上那根被西方人讥为“猪尾巴”的长辫子，就是当年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似乎是专对汉人来的，其他如蒙、藏、回则都不实行。也就是，只要求汉人满化。然而到头来，却是满人被汉化得最为彻底，不能不说是历史给征服者的极大嘲弄。
　　清朝覆亡以后，汉民族未能很好的守成，外蒙古从大中国的版图中划分了出去。外蒙的独立，从国共两党发表的历史文献看，都有往对方身上卸责之嫌。究其实，则是国民党签约在前，共产党承认在后，为“国共合作”的成果。既已独立，在国际秩序大体确立的今天，也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

明朝灭亡的真相

Mon, 24 Jul 2006 07:55:00 GMT

明朝灭亡的真相

　　
　　　　林洛
　　
　　　　写在前面
　　
　　　　收到林洛先生寄来的这篇文章，非常欣喜。林洛先生在文中从各个角度详细分析了明朝灭亡、清朝建立的原因，很值得一读。比如他在对皇太极和明朝皇帝用人方面进行比较时
　　，写道：“皇太极对祖大寿这种强敌，有杀害无数清兵、背信弃义的事实，还能够容忍下来，接纳下来，并且让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这样的器量，也难怪满清能够使无数的人才死心塌地为之效忠。试问汉人皇帝之中，上千年来几个君王能有这样的器量呢？这样的君王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善待人才，又怎能使人才不趋之若鹜。明朝的皇帝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在分析李自成失败原因时，作者写道：“李自成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存在急剧腐化，政策并没有任何错误。经历山海关兵败后才出现军纪问题，但总的来说，李自成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腐化问题。那么李自成失败在哪儿呢？……”对抗清英雄史可法作者的评价是：“史可法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军事才能……不顾实力，只顾报君父之仇。在当时情况下，自顾南保半壁尚不足，却还要欲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先讨伐李自成军，使得北岸清兵赢得时间和精力。……固然八十万老百姓的死守先该归咎于杀人者。但是史可法的心中，可曾把这八十万个老百姓当成一回事，考虑过他们的生死呢？”最后，作者回顾中国历史写道：“没有谁是真正为了老百姓，强权都是打着为民的招牌谋自己利益，自我标榜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如斯而已。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换了这么多王朝，不过都是‘逐鹿中原’，那只‘鹿’就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希望此文对大家了解那段历史有所帮助，亦希望今人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中国》主编时寒冰2002年2月1日
　　
　　　　1.萨尔浒大战战略
　　
　　　　明朝与满清的第一次大战就是萨尔浒大战。以兵力论。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而明朝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共二十万左右。明朝是攻势。(一说明军共为九万兵力)明军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清兵为一路。明军兵分四路，一路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一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一路由开原总兵马林率领，并有叶赫援军；一路由辽阳总兵刘□率领，并有朝鲜援军。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在指挥上，清兵统帅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历史上少有的天才军事家。明军的总统帅杨镐是文官，缺乏带兵经验，没有军事常识，虽然手下每一路的将领不乏经验丰富的军官，但是总体调度肯定有问题。就士兵的素质看。其时明军政事腐败，连带军政废弛，军队缺乏训练，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而且士兵来自各个地方，南方的士兵对北方寒冷气候不适应。清兵却是身经百战，军纪严明，在辽东作战，熟悉地形，适应气候，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清兵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主攻明军西路。
　　
　　　　西路军总兵官杜松，明军勇将，率军六万，是为明军主力。史书记载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下令点起火把。这下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整个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主攻，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杜松的身中十八箭而死。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全军覆没。马林闻变，急守尚间崖(距萨尔浒山约二、四十里)。努尔哈赤挥军北进，大败马林兵。马林仅以身免，逃回开原。叶赫兵见势，不战自退。既败杜松、马林之兵，努尔哈赤即统八旗返回赫图阿拉。当时刘□不知萨尔浒之败，努尔哈赤使明朝降卒持杜松令箭，假报杜松已得胜深入，刘□遂直进赫图阿拉，走到阿布达里岗，遭到后金兵夹击，刘□战死于阵中，全军覆没。(东路总兵官刘□，明朝骁将，曾打过缅甸、倭寇，更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震海内)朝鲜兵大惊，不战而降。明经略杨镐闻知叁路兵败，急令李如柏撤兵，狼狈逃回。这一次战役，双方作战五日，后金大获全胜。萨尔浒之战的结果，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从此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萨尔浒战后不久，后金又连下开原、铁岭，并灭掉叶赫，兵锋直指辽沈。这场大战是清兴亡的关键，当时明朝国力强大，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右。其时满清人口约为50、60万，士兵为十万左右。无论怎样计算，明朝的人口远胜满清。明朝可算是有近乎无限的补充能力，满清却是难以承受一败。就战前条件权衡，未必能证明满清一定能够胜利。明军各路指挥官都还是有能力的。从后来的明清多次战争来看，明军问题主要在于士兵的战斗力，野战能力极差，而且士气低落。明清的兵力差距很大，当时明军士兵还没有畏惧“辫子军”的心理，取胜不是没有可能。而努尔哈赤能够以集中兵力，利用时间差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分别与叁路明军交战。这种运动战中部队的快速行动速度、持续作战的战斗力，以及统帅高超的指挥能力，的确令人咂舌。明朝后期赖以克敌制胜的锐利火炮在这场战斗中派上用场。火炮固然威力大，攻击力强。但是致命缺点的是移动力差，如果一味依靠火炮，在野战中反而会拖累部队。这场明清第一次大战，暴露了明军一些问题。随着以后的战略的发展，明军这些问题越来越体现在战略决策上，从而导致明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因为战争的原因，造成巨大的军事开支使得明朝不断加重赋税，激化了国内的矛盾，导致明朝遭遇内忧外患的袭击，两面作战。不过当时谁也不会料到满清将会取代明朝入主中原。满清无论从哪方面说，根本没有灭亡明朝的实力，(事实上明朝也不是满清灭亡的)，在军事实力上满清也缺乏统一中原的兵力。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一代雄主，以战略眼光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没奢望满清能战胜明朝，只是努力想让明朝承认满清在山海关以北的统治地位，所以战略上一直很谨慎。满清根本不可能灭亡明朝。明朝招致灭亡，完全是自身的原因。满清取代明朝，是在明朝自身、李自成以及满清的合力下造成的。
　　
　　　　2.明朝皇帝战略
　　
　　　　努尔哈赤以13幅甲胄起家，到统一北方，野心勃勃。满清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他们积极进取，都在小心翼翼地强大自己的实力，以前所未有的器量拉拢明朝的人才，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相反明朝的皇帝，行径却是匪夷所思，以常人不可想象的作为逐步毁灭自己的王朝。首先得从神宗说起。神宗年号万历。坐了四十八年的皇位。当时明朝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发展相当的不错，国家富强。可是要破坏一个国家，对皇帝来说易如反掌。神宗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可理喻，可是明朝就是出了这么个皇帝，而且以后的几个皇帝都分别在自己的领域毫不逊色神宗。
　　
　　　　神宗懒。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万历四十叁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神宗能够懒到这种地步，完全不理国是。大臣们的直言犯忌、乃至所有大臣都在骂皇帝了，也置之不理，以神宗的懒惰而言，很有可能是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难以想象天下会有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皇帝。但事实上这样的皇帝竟然存在。对神宗而言自然谈不上什么战略了，想来再有本事的人在神宗面前也只能放弃努力。神宗的贪也是一绝。
　　
　　　　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囤积财产呢？皇帝拿这些钱能有什么用处呢，他要什么就有什么，钱能做什么用呢。可是神宗这个皇帝偏偏爱财如命，不过在明朝皇帝中倒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神宗在贪这一点上一点都不懒，比今天的贪官污吏的热衷丝毫不逊色。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叁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其他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神宗重用太监，让太监作为皇帝代表到处搜刮，所收上来的钱全部放进自己的私人仓库，称为“内库”。可以想象，这些有极大权力的太监出去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混乱。太监本来就是心理不正常的，现在以皇帝的名义做事，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正是宛如出笼的猛虎。他们在将税上缴给皇帝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积累财富，这些钱对明朝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这样一个在位四十八年的皇帝和他的政策。就是明朝溃烂的开始。
　　
　　　　正在神宗懒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满清开始崛起，并且发兵攻明，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这时明朝发动了一次反攻，进行了前面介绍的萨尔浒会战。萨尔浒会战大败，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都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其时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竟然全部逃跑。面对这样的局面，皇帝还是拖欠军饷。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无论如何也不肯召开国防会议。神宗的战略，我是迷惑不解的。
　　
　　　　神宗死后，儿子光宗只做了一个月皇帝，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称熹宗，年号天启。熹宗最大的特长就是做木匠活，并且真是一手好手艺。到了醉心于木匠活的地步。如果他是个木匠，倒也还称职，可是他偏偏是皇帝。熹宗又是另外一个匪夷所思的皇帝。他对明朝最大的“贡献”就是重用了魏忠贤来治理国家。魏忠贤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太监。想必任何一个王朝有了魏忠贤，就只能有亡国的下场。于是魏忠贤撤掉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重用一大批八股文专家为统帅，导致了每每全军覆没，已经意料之中了。明朝的这几个皇帝根本不在乎江山，一心一意的做自己的事情，倒也还逍遥快活。与满清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相比，明朝的皇帝完全没有战略可言。很奇怪明朝居然还能生存这么久，这样一个腐烂的王朝，真不如早点结束好啦。身为皇帝这样的不负责任、愚昧、愚蠢。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明朝后期的太监掌权危害，其患并不在太监，而在君王的放纵太监。就战略来看，仅以双方统治者比较，明朝不亡，已经是没有天理了。
　　
　　　　3.明朝的军事实力
　　
　　　　以下是明代正规军的装备介绍。
　　
　　　　每一营(5000人)其用霹雳炮3600杆,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步枪、大连珠炮200杆,合用药675斤；盏口将军160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1000人为骑兵。可见明朝军事实力很强，有重炮，有很多使用火药的攻击武器。可以看到，明军装备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比起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弓箭刀枪的清军，差距极大。人数方面，明朝军队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朱元璋刚建国的时候，全国军队达180万人，后来永乐到正统时期甚至超过200万，正统以后保持在120万的水平。而满清入关前最多也就十万八旗子弟。
　　
　　　　明朝在装备和军力有巨大的优势，为什么会作战失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军事制度，明朝制度是“将不专兵，兵不私将”。明朝的兵和将不是在一起，而是分开独立的，需要打战的时候才集结一起。这样能够防止大将拥兵自重造反，但是作战起来，则是效率低下，管理混乱和训练不足。兵源问题。明军部队主要的来源是“垛集军”。“垛集军”就是把大批人民划为军籍，世代相传。明朝皇帝一般把自己的对头变成垛集军的来源。军户的生活相当悲惨。强制的军事屯田，世代不得脱籍，军饷微薄，战时做炮灰，平时做苦力，逃亡则采取连坐，强制亲戚家人代替。这样的兵源先天缺乏强大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而且这种“为战而战”的“职业”士兵很容易军心涣散，厌战心理很强。在明朝后期，采用了募兵制的征集部队方式。一般结果是民众将军饷一抢而空，然后四处逃命。养兵问题。明朝实行军事屯田制度，的确是自力更生，不花国家的钱。但是在战争时期是行不通的，如果皇帝以可以屯田为借口克扣军饷，很容易导致兵变，军人生活已经困苦不堪，还要克扣正常开销，只会使得军队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并且毫无斗志。战争时期军饷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神宗天性贪财，熹宗宠用的魏忠贤贪财，那些权位极高的太监也贪财，要发达的人只能以钱来谋升官，升官后自然要千百倍的剥削回来。军队的管理这也是这样，军官大肆贪污，虚报兵数。于是军费开销越来越大，户部这儿越来越没钱，只有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就这样矛盾越来越激烈，军事问题却没有解决。政治上的战略直接影响着战争的战略。
　　
　　　　明朝重文清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比如袁崇焕，也是进士出身。文人出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明朝的运气很好，明末抗清有叁个名将，功勋卓着：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叁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叁个军事专家。可是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其他的文人统帅基本上就是全军覆没。明朝的战略基本上是防守型。所以袁崇焕能够以几千士兵防守住满清十万大军，但在是野战的时候，明朝优势兵力却难以击败清兵。明朝的长城是很有名的，长城就是典型的防守型战略思维产物。明朝后期根本缺乏积极进取的皇帝，战略谈不上积极进取是很正常的，加上体制和实力的约束，后期已经无法开展进攻战了。所谓明朝的超级装备，在某些条件下就变成了不利因素。火炮是从外国传来的，制造这些装备需要大笔的开销，为了避免损耗和外流，一般这些装备都保存起来。可是到了战争的时候，士兵不会使用这些火炮，经常发生击中自己人的事情，更可笑的事，府库管理由太监把持，要使用火炮抗敌，还要向太监们行贿才行。于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完全被政治腐败抵消了。可见政治上的腐败完全能够抵消军事实力、军事装备的优势。这个时候军事上的优势甚至变成了危害自身的劣势。从战略上看，这些战争没打之前已经胜负已分。如果不改变明朝腐败的制度，或者说不改变专制的制度，纵然是积累了战术层面上的胜利，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明朝的腐朽注定了他的没落。明朝的溃败不是靠某个英雄能够挽救的。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英雄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4.袁崇焕战略
　　
　　　　在官渡之战的时候，曹操并没有必胜袁绍的把握。军力相差太多，自己粮草不够，袁绍也不是昏庸之极的人，手下有大批谋士和猛将。曹操要战，是不得已。如果战前有求和的机会，曹操是不会放过的，积蓄自己的实力，削弱敌人的实力，从而达到不战而胜，或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才是真正的战略。可是战与不战，本是曹操能够控制和选择的，其实曹操退无可退，退兵则必败。既然大环境不是曹操可以决定的，那曹操抱怨也无济于事，只有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袁绍的劣势，把握最佳的时机出击，如此而已。结果虽然曹操的胜利，但并不是战前可以肯定的。即使有取胜的机会，也仍是需要双方统帅对队战机的利用、转换、把握能力。曹操还是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战后烧掉了自己军中与袁绍联系将领的名单，固然是收买人心的手法，但也是证明曹操清楚地看到那时的形势。同样，袁崇焕无力改变当是明朝政治的腐败，而且抗清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袁崇焕不可能什么也不做，他还是有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训练士兵，将满清控制在北方，甚至如果皇帝信任，假以时日，消灭满清也不无可能。看皇帝的战略，需要看到政治的高度，需要看的是吏治、政策、管理、用人。就一个将帅而言，要看的就是他在自己能力和权力范围内的作为。尤其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的作为。很像下象棋，你比对手少了一匹马，埋怨和不冷静不会对你后面的棋有任何帮助，只有确认这个情况，下出着这种劣势情况最好的对着，利用对手的弱点和软手，争取胜利或者求和。才是正确的战略。所谓战略，就是判断决策的过程，虽然能够对结果有直接和较大的影响，但最终结果并不是单方面战略能够决定的。凭借结果来对一个人定性是不可取的。袁崇焕初到辽东的时候，局面很艰巨。明朝军事上已经是几番惨败，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也被无端逮捕，士气低落。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当时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袁崇焕提出了将防线向北移的战略，不久他到达了宁远，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袁崇焕到后，当即筑城，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袁崇焕指挥明军打赢了两次宁远大捷，都是血战险胜。但是这两次的胜利都是属于防守性质的，什么时候开战、什么时候撤走，都取决于满清，清兵有了这样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可以掌握战机，不利的时候就撤退，所以并没有给清兵造成实力上的致命一击，而且明军野战能力极弱，防守已经是十分勉强，更不用说追击。这两次大捷，其实都是清兵的战略撤退，而不是溃败。其间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叁、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而且袁崇焕还提出和皇太极议和。(这时努尔哈赤已死，满清由皇太极掌权)当时议和是对双方面有利的事情。满清方面，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权位还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市场。满洲当时是奴隶制，掳掠汉人农耕，生产力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向关内侵略，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凭借军事胜利树立威望，巩固权位。(不久满清进攻朝鲜胜利，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明朝方面，明方需要的是练兵、筑城、屯田。明朝需要精锐的野战军，需要建设防御极强的城，更主要的是，朝廷向来拖欠军饷，不得已还要屯田来保障补给的供应。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满清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皇太极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对于缔结和平具有极大诚意。可是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而且对于议和一概不予理会。并且有大臣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谈和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袁崇焕还是利用了满清入侵朝鲜的时机大大巩固了宁远的防御。不久袁崇焕在魏忠贤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直到崇祯杀死魏忠贤后，才重回宁远担当大任。袁崇焕坚持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主的战略。他第二次督师宁远，主要战略就是解决两个问题。
　　
　　　　其一，军饷问题。
　　
　　　　当时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达四个月之久。袁崇焕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欠饷，袁崇焕提出了发“内帑”，“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为此很不高兴，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最后才很不得已的拿出钱来。(看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列，府库存银叁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可见国库之虚，而皇帝的私家库房还是很充足，崇祯很舍不得拿自己的钱出来)。
　　
　　　　其二，议和问题。
　　
　　　　袁崇焕罢官时候，皇太极开始自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与皇太极开始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反应。袁崇焕提出先决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皇太极一直千方百计的求和，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劝告。每一个战役的目标，都是“以战求和”。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再看一段史实记载。
　　
　　　　《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可见皇太极有相当的自知之明，用辞十分谦卑。而崇祯毫不理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他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他打任何交道。既不了解形势，又妄自尊大，并且还激怒了皇太极。崇祯二年，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避开袁崇焕防守的东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可见满清之入侵，不是一个山海关可以守住的)清军越叁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袁崇焕两日两夜急行军叁百余里，比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恶斗八小时，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袁崇焕其时因为急于救援，来的兵力较少，他想等到集结大规模兵力，再对清兵进行彻底的反击，于是他调度部分兵力深入敌后骚扰清兵，没有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本来这个战略是很正确的，皇太极这次孤军深入，已经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焕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将满清部队一次性的击溃。要知道，满清根本无法承受一次这样的毁灭性打击。所以袁崇焕在等待最好的战机，等待勤王大部队的集结。就在这个时候，清兵溃败之后，心中不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的居民顾着自己身家性命，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崇祯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清兵，又听到北京城了谣言四起，忧虑重重。加上皇太极恰到好处的一个“离间计”。崇祯终于把袁崇焕下狱了。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催促满桂(袁崇焕手下大将)冒险求战，满桂不得以出兵，全军覆没。祖大寿(袁崇焕手下大将)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结果又被袁崇焕修书回兵，意图打胜战立功救出袁崇焕。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切断清兵后路，逼迫清兵退回辽东。(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很多。袁崇焕下狱，导致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
　　
　　　　从此溃兵加入流寇，使得只会抢粮、不会打仗的饥民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流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长为明朝的威胁。后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在押送处死中途中，就被民众“咬穿肚腹，直达内脏”。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袁崇焕既忠且能，可惜生不逢时，最后还落得一个凌迟。经历过袁崇焕的凌迟，以为无论谁投降满清都是可以理解的，想想以袁崇焕如此忠心耿耿，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吴叁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叁桂父亲吴襄曾为宁远总兵，都是袁崇焕的部属。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叁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这些都是袁崇焕战略下培养出来的精兵强将。
　　
　　　　5.凌迟
　　
　　　　相对于那个悲剧的时代，凌迟只是盛筵上一个不起眼的水果拼盘而已。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结束，并不是这幕悲剧的高潮。那个悲剧时代太多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凌迟看起来也不算很不可理解。既然说袁崇焕在战略上根本没有过错，为什么又会导致凌迟这个最终结果呢？难道是命运的不公平吗？命运甚至没有给过袁崇焕机会，都是袁崇焕自己在争取。相比之下，命运给了吴叁桂机会，吴叁桂也及时把握住了，命运也给了史可法机会，史可法却毫不犹豫的放弃了。袁崇焕能够避开凌迟的命运吗？
　　
　　　　袁崇焕绝非不知进退的人。在魏忠贤权倾天下的时候，袁崇焕一样在辽东给魏忠贤建生祠，魏忠贤派太监监兵，袁崇焕也应付得很好。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保荐他的御史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可是在袁崇焕的战略中，他首先必须要有督师这个官位，才能够开展自己的练兵、守城战略计划，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当时，魏忠贤大肆消灭东林党人，对袁崇焕还算客气，不能不说与袁崇焕的妥协战略有关。到了今天，有些人习惯性的指责历史上说过违心话的人物，认为他们应该宁死不屈，直言不讳，其实是太过了。有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令人敬佩，有人忍辱偷生，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付出的代价、承受的压力更大。要袁崇焕像史可法一样战死，像东林党人一样骂魏忠贤而死，很容易做到。袁崇焕并不畏死，可是这样的死除了给中国历史上增添一个道德高标，给自己留下一个“有气节”的名声，还能够怎么样呢？能够解决当时一丝一毫的问题吗？对国家有一点建设性的作用吗？当时明朝能够没有袁崇焕这样的人才吗？然而，纵然是崇祯信任和重用袁崇焕，给予他完全的权利和军饷，袁崇焕如愿以偿地在十年内彻底消灭满清，那又怎么样呢？他马上要面对的是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他还能够成功吗？
　　
　　　　袁崇焕就像是一个消防队员，他积极的扑火，可是外面、里面都起火了，而且火势愈来愈大，最终他也会力不从心，他很有可能也能够平息李自成的大顺军，但是明朝腐败的制度才是那个到处放火的，他能够平息以后显然越来越多的“反贼”吗？他又能够忍心对没饭吃，不得不造反的农民下杀手吗？或者说，他能够觉悟而反对明朝吗？袁崇焕的结果是那个年代注定的悲剧，凌迟只是悲剧结局的一种而已。
　　
　　　　6.崇祯战略
　　
　　　　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故，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次年改元，是为崇祯。弟代兄位，承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朝廷内外都被阉宦魏忠贤及其党羽所控制。崇祯不露声色，即位未久便粉碎了阉党，臣民赞颂不已，誉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既而又下诏，撤罢各镇内臣，以杜绝宦官乱政之门。在位十七年，他一直勤政理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讲励精图治，崇祯是朱元璋以后明代16位君主中最突出、最言行一致的一个。崇祯继位没多久，十七岁的时候，能够以相当的老练和果断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十分的不容易，丝毫不比康熙铲除鳌拜逊色。崇祯的勤勉是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罕见的。虽然皇帝不是只靠勤勉就能当好的。他面对局势严重时，一而再、再而叁的向天下发“罪己诏”，反省错误招纳贤才，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自杀殉国是的遗书写道：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以一人。这样一个皇帝是怎样失败的呢？他对面临的问题开展怎样的战略呢？
　　
　　　　其时崇祯面对叁大难题。
　　
　　　　6.1.一为内忧
　　
　　　　李自成、张献忠屡败屡战，总是无法剿灭。而且贼是愈剿愈多。
　　
　　　　要剿贼就要用兵，要用兵就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皇帝的办法就是加税。其时赋税已经很重，加上连年的天灾人祸，老百姓负担很重，再加税就是逼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叁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那个时候的税重到什么程度呢？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叁》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叁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过卖一两银子。就算福建粮价疯涨，叁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私派比正赋多，暗的比明的多。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人们都以无田为幸运。明朝就出现了流民遍天下的现象。流民也要吃饭，也要活下来。
　　
　　　　而这个时候剿贼的官兵是怎么做的呢？
　　
　　　　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叁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李清在《叁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强多了。官军抢劫百姓，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明朝的官军数以百万计，便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
　　
　　　　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到这个时候，这个战自然是打不下去了。
　　
　　　　6.2.二是外患
　　
　　　　满清日益强大起来。
　　
　　　　自萨尔浒之战到努尔哈赤死，明、满清间又发生过几次战役，满清先后攻取沈阳、辽阳、广宁等重要据点，从辽河以东扩张到辽河以西地区，明军节节败退。
　　
　　　　满清继续向明进攻，在皇太极时期，清军曾四次入关攻明。
　　
　　　　所谓入关攻明，是指清军不由山海关，而由间道越过长城，深入明之内地，大肆抢掠骚扰，削弱和消耗明朝的实力。不久，清军又取得松山之战的胜利，击溃明军十余万。
　　
　　　　明崇祯帝即位以后，起用名将袁崇焕。皇太极见辽西方面袁崇焕坚城难攻，于是计划绕道进袭北京。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自率军出动，以蒙古军为响导，从龙井关、大安口入塞，攻破遵化，包围北京。袁崇焕闻讯，急率锦州总兵祖大寿等自山海关疾驰入援。不久，崇祯帝杀袁崇焕。这次皇太极统兵入塞，先后攻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于次年自率大牟退还沈阳，留阿敏等驻守关内四城。不久，关内四城被明军收复，阿敏率残兵败将逃归。
　　
　　　　祟祯六、七年间(16331634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后航海投降为满清带来许多兵马和船只，并且带来西洋葡萄牙大炮。此炮是当时明朝最新式武器，金军有了这种大炮以后，其攻坚和野战的能力大为提高了。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又命阿济格等入长城，破昌平，焚天寿山德陵(明熹宗陵)，然后绕过北京，直插保定以南，凡克城十二座，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明朝督师张凤翼等皆按兵不敢战，听任清兵从容退去。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又命多尔衮、岳□等越过长城，大举深入。明朝以卢象昇为督师，宦官高起潜为监军。负责督军迎敌。而高起潜与兵部尚书杨嗣昌皆不欲战，结果卢象昇孤军奋斗，在矩鹿贾庄血战而死。这年冬，清兵大蹂畿辅，连下四十叁城。次年，清兵南下入山东，攻破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然后清兵由山东回师出塞，明军皆尾随不敢击，这次出塞，清兵俘汉人四十六万余，获白金百余万，满载而归。几年后，明清之间又发生规模巨大的松山之战。先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皇太极发大兵围攻锦州，势在必克。清兵逼城列营围困，明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明朝即遣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吴叁桂等八总兵，领兵十叁万来援，集结宁远。洪承畴主张徐徐逼近锦州，步步立营，且战且守。但是兵部尚书陈新甲一再促战，同时又有密敕刻期进兵。洪承畴迫不得已，即进师松山。皇太极闻知，亲率大军赴援，陈师于松山、杏山之间，切断明军粮道。洪承畴抵松山后，因军中乏粮，诸将各怀去志，不待军令，争相率军逃奔，返口宁远就食。清军趁势掩杀，前堵后追。明兵十数万土崩瓦解，先后被斩杀者五万叁千多人，自相践踏死者及赴海死者无计其数。最后，总督洪承畴等被围于松山，士卒不过万余，饷援皆绝。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解送沈阳，投降清朝。不久，锦州粮尽援绝，祖大寿也率众出降。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松山失陷对明朝影响极大，从此明朝在关外已不能再战，完全无力应付辽东局面。崇祯十五年十月，皇太极又命阿巴泰等作皇太极生前最后一次入关攻明，兵分两路入长城，共会于蓟州，直抵山东兖州而还，攻破叁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杀明宗室鲁王，俘获人民叁十六万余口、牲畜五十万头。次年(1643年)四月，阿巴泰等始率军经通州徐徐凯旋。清兵南北往返，明朝诸军皆尾随其后，始终未敢一战。这年八月，皇太极死，庙号太宗，葬昭陵，其子福临继位，由多尔衮辅政。这时关外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均为清朝所有，唯宁远等四城未克。
　　
　　　　6.3.叁是用人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他责备“臣皆亡国之臣”，难道真的是手下没有忠君爱国的人才吗？
　　
　　　　事实上我们知道的明朝可用之才还是有很多的。军事才能极高的有袁崇焕、孙承宗、洪承畴、乃至后期的吴叁桂，这些都是难得的将才，如果能够给他们必要的信任和权力，足以抵挡住满清的进攻。政治上更不用说，大批的明朝降臣为满清效力时，能够提出正确的国策。尤其是洪承畴，他的政治才能很高，满清的进驻中原，稳定江山和他的战略有很大的关系。只不过是崇祯缺乏用人的才能而已，这个倒不是崇祯的错。
　　
　　　　崇祯个性上的缺点，加上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这一堆烂摊子任谁也难以处理。崇祯这个亡国之君有点儿冤。但是既然身为大明皇帝，必须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既然崇祯为自己的江山付出了自己的代价，也没必要苛求。我们要做的就是吸取教训，至少能够做到用制度的完善来避免因为个性、劣根性犯下大错。
　　
　　　　7.皇太极战略
　　
　　　　满清入关前，从用人就可以看出满清君王的器量和战略。
　　
　　　　祖大寿，在明末清初，可以说是如雷贯耳。袁崇焕威震辽东之时，祖大寿是袁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宁远保卫战、宁锦大捷、北京保卫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辽东将士中，他是唯一亲见自己主帅在殿前被捕下狱，一怒之下领兵反叛，毁山海关东走。可是袁崇焕在狱中的一纸书信又把他招了回来，他的母亲及孙承宗劝他奋勇杀敌以赎出袁督师。在辽东将领中，他是营救袁崇焕最力一员，曾请求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赠荫换取袁督师性命。但袁崇焕最终还是被他奋勇保卫的人千刀万剐了。之后祖大寿率领袁崇焕旧部，这支大明最精锐的部队，驻守宁远、锦州、大凌河等要塞，抵御清兵的入侵。崇祯四年，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守大凌河城，八月，城才修了一半，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把大凌河城团团包围住。祖大寿突围不得，援军又被击退，只能闭城坚守。皇太极不断地送信劝他投降，他都不予理睬。坚守了叁个月，城里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吃。马杀完了，开始吃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吃光了，开始吃军中的老弱病残。军中的老弱病残也吃光了，接下去就该是健壮将士的互相残杀了。无论如何，城是没法再守下去了，所有的将领，除了副将何可纲，都认为只剩下投降一条路了。于是祖大寿长叹一声：“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叁者并重。今既尽忠报国，惟惜此身命。”于是杀了誓死不从的何可纲，与皇太极在城外设坛盟誓，算是正式投降了。然后他向皇太极献策，他愿意带一支兵马去锦州，在城里当内应，皇太极满心欢喜。但祖大寿进锦州城后就抵抗清军。皇太极恼羞成怒，两次御驾亲征攻打锦州、宁远，都无功而返。祖大寿又为明朝守了十年的城，直到崇祯十四年四月，清兵再次倾国而来包围锦州城。这一次整整围了一年，洪承畴的十四万援军在松山被击溃，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粮尽援绝，城中又开始人吃人，只好再次投降。这样的情况下，皇太极仍没有杀他。只是没给他部队，没再重用他了。史书中记载他投降以后的唯一事迹，是曾经写信劝他的外甥吴叁桂投降。吴叁桂当时还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种劝降信自然毫无作用。祖大寿平平安安地活到了顺治十叁年，老死。可以说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
　　
　　　　皇太极对祖大寿这种强敌，有杀害无数清兵、背信弃义的事实，还能够容忍下来，接纳下来，并且让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这样的器量，也难怪满清能够使无数的人才死心塌地为之效忠。试问汉人皇帝之中，上千年来几个君王能有这样的器量呢？这样的君王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善待人才，又怎能使人才不趋之若鹜。明朝的皇帝实在是差得太远了。皇太极总有统一天下的野心，但是在他那个形势下看来，几乎是完全没有指望的。明朝的实力，包括土地、生产力、人口、人才、兵力、军事力量，是满清的百倍。《天聪实录稿》元年叁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皇太极对明朝及其客气，甚至给袁崇焕的信中称呼“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皇太极所求者，只是明朝对满清在辽东地位的承认，和给予一定的钱粮。当然满清有乘机占明朝便宜的心理，但是顾忌也很多，一个袁崇焕的几千兵力就可以几次击败满清，逼迫满清绕道而走。满清就这样，在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叁代人的小心经营下渐渐壮大起来，把握住了明朝内溃的战机，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战略：统一中国。
　　
　　　　8.明朝最后战略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吴叁桂手下的叁万关宁铁骑成了最后一张王牌。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叁桂入关事宜。这其实是饮鸠止渴的一步棋，吴叁桂入关，就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后一道屏障。面对这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大明朝的官僚系统最后一次典型地表现了它的低效性。先是，满朝的文武大员面面相觑，怕承担责任，都不敢发言。内阁首辅、大学士陈寅，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这位老丞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却等于什么也没说，可是满朝文武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调兵之事一议再议，迁延了一月有余仍然没个结果。李自成却不必等待廷议的结果。这一个月之中，他的大军已逼近畿辅。北京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只有到这个时候，朝廷才下了最后决心。叁月初，崇祯帝诏封吴叁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可是吴叁桂还没来得及赶到，李自成就攻破了北京城。
　　
　　　　其实明朝本来有最后一次战略的机会。他可以选择与满清求和，来集中精力对付李自成，甚至可以通过割地赔款等方式借清兵的力量来打击起义军。可是明朝是一个什么局面呢？
　　
　　　　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甚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漏，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思想认为谈和就是投降、就是汉奸、就是秦桧。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明末，更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时期。想死还不容易吗，可是最后为明朝而死的又有几个人呢？
　　
　　　　于是，这个对于明朝可行的最后一个战略也被放弃了。
　　
　　　　9.吴叁桂的叁个选择
　　
　　　　吴叁桂驻守山海关的时候，局面之艰难、承受的压力只有比袁崇焕更大。
　　
　　　　满清征服了蒙古和朝鲜，已经没有后患和牵制，并且可以不经山海关进攻北京城。洪承畴失败投降，松山、锦州的占领，满清战略位置极佳，实力也是空前强大。并且自己也有了大炮等装备。宁远方面，袁崇焕被杀影响深远，明朝军心早已涣散，军饷问题达到最严重的地步。而且自己一方的战略防守位置已经不成形了，只是独立支撑。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李自成大军直逼北京城。
　　
　　　　这个时候崇祯要吴叁桂放弃山海关，全力救北京城。
　　
　　　　此时，大明朝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李自成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正旺。吴叁桂的叁万关宁铁骑能挡得住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吗？吴叁桂应该与大明朝共存亡。并且就算是送死，也该兴冲冲地赶着去吗？吴叁桂很犹豫，但是圣旨不可不停，于是他带兵慢慢的走向北京城。然而，李自成出乎意料地很快攻下了北京城(多少也是吴叁桂期待的)。崇祯自杀，国都易主。这个时候，吴叁桂该向谁效忠呢？吴叁桂的军力，不过数万而已。
　　
　　　　当时他可以有叁个选择。
　　
　　　　一、领兵杀回北京，争取夺回明朝皇帝后裔，然后以他的军事才能，保住一方领土，然后手握重兵，权倾一时，达到个人政治的最高峰。可是首先的问题是：他打得过李自成吗？军力相差太多了。而且，满清在关外虎视眈眈，他吴叁桂腹背受敌，可能吗？要想活下来，则必须连大顺抗清，或连清抗大顺。否则必死无疑。
　　
　　　　二、投降满清。马上开关，与满清合兵攻打李自成。吴叁桂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吴叁桂背不起汉奸之名，何况明朝溃烂，吴叁桂早已知晓，李自成军纪严明，而且有招降之意。
　　
　　　　三、投降李自成。说实话，要作到这点很不容易。吴叁桂是大明提督，而且大明刚刚被灭亡，不思报国犹自可，马上投奔“反贼”，只怕招致很多人非议。可是从战略眼光看，不可能选择腹背受敌的做法，也不可能面对国内这样大的变化不做反应，既然排除了投降满清的选择，自然倒向李自成。毕竟大家都是汉人，这样能保证国家不受到外敌的入侵，对自己和士兵的北京家属问题也是一个交待。吴叁桂是个一代名将，他看到这样的局势下，投诚李自成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吴叁桂把山海关交给了大顺军，带领部队到北京来见李自成。然而李自成却令吴叁桂失望了。
　　
　　　　在回京路上，吴叁桂听到了李自成手下冲进他的私宅、查封他的家产、抓走他的家人、抢走他的爱妾陈园园的消息。吴叁桂勃然大怒。就这个消息看，吴叁桂可以理解为李自成对吴叁桂的示好置若罔闻，这种不友好的态度令吴叁桂无法信任李自成了。试想自己身为边防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后面的统治者却玩花样，抢走财产、打击家人、甚至把老婆也夺去，简直是对吴叁桂及其辽东军队的奇耻大辱，而且连吴叁桂都保不住自己的家人，那些边防士兵的家属想必更不用说。一下子，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吴叁桂当即退回山海关，并且开始联络满清多尔衮，意图借兵复国。不久，李自成大军进攻山海关，满清奇袭李自成，并且击溃了李自成，清兵顺理成章的进驻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借清兵打击李自成这个战略在当时是认为正确的。
　　
　　　　政治上，南明朝廷为这个举动很是夸奖了吴叁桂，并且认为满清是友军，希望能够联合清兵征讨李自成。在军事上，既然已经和李自成撕破脸皮，当然要考虑下一步的李自成大军进攻山海关问题。山海关固然可以防守清兵，但是这次李自成是从关内来的，对内的防御肯定不足。此之为不借兵不行。至于引清兵入关，其实明朝崩溃，对清兵的防御早已实行同虚设，只有山海关的吴叁桂有战斗力。满清数次进攻北京都是绕道过来，不存在需要吴叁桂开关引清兵。此之为不开关清兵也能入关。崇祯也有过要吴叁桂放弃山海关破“贼”的旨意。
　　
　　　　谓之吴叁桂“汉奸”“卖国”，实在太苛。其时，吴叁桂已经没有选择。何况明朝亡于李自成，而非满清。中国又岂是吴叁桂一人可以卖得了的？也太抬高吴叁桂了。
　　
　　　　10.李自成兵败
　　
　　　　在事实上，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军纪相当的严明。大顺军在北京一共经历了四十二天。大顺政权当时占领的范围，包括了整个西北、华北、山东、河南两省、湖北、江苏的部分地区。大顺政权的主要政策包括：一、接管政权，稳定人心。二、向南方地区派兵占据要地、委派地方官稳定地方。叁、调军南下，准备南征南明朝廷。四、准备即位有关事宜。五、清点府库，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打击官僚。就这些政策来看，李自成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存在急剧腐化，政策并没有任何错误。经历山海关兵败后才出现军纪问题，但总的来说，李自成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腐化问题。那么李自成失败在哪儿呢？
　　
　　　　一、人才的录用。
　　
　　　　李自成文官除牛金星、顾君恩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大顺政权后期缺少的是了解情况、统筹全局、能够制定战略方针的人才。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可是大顺政权规定的是文官受武将节制制度，要求的是起义将领居于支配地位，对降官不能重用，这就是战略上的最大错误。李自成过于迷信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上没有作为。这与他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不能够重视政治治理人才有关。他的军饷主要来自追赃助饷，这样能够做到不扰民而补给充足，但是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军队庞大需要大笔的开销，树敌多，没有开展农业生产，缺乏合适的政策在占领地上实行，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看上去占领大片领土，其实并没有良好的治理，而这些政治上的政策不是武将能够了解的。一旦兵败，马上就不可收拾，号称百万大军的大顺军之所以到后期毫无抵抗力，一败涂地，也就是这个原因。满清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能够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才，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对曾经对仗的敌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器量容纳。可见人才只有在能够重用他们的君王手下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二、追赃助饷。
　　
　　　　大顺政权坚持“叁年免征”赋税政策，通过没收明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明朝官员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攻克北京后，缴获属于皇帝的私财(即内帑)，可信的说法大概是白银叁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就战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地实行追赃助饷是不合时宜的。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并且，李自成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政策上没有作出相应调整。在大顺政权统治地区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人人自危，造成树敌过多的局面。当然，其间最大的失误就是造成了吴叁桂的倒戈。
　　
　　　　之前李自成让吴叁桂之父安抚吴叁桂，并且顺利交接了山海关。但是在京城里，没收吴叁桂的大笔财产、将吴叁桂的家人下狱、甚至刘宗敏抢走吴叁桂的爱妾陈园园，使得本来对李自成不太信任的吴叁桂失去了对李自成的信心。直接导致了吴叁桂的夺回山海关、交好满清，以国破家亡的哀兵抗击大顺军。李自成进攻山海关失败，在于低估了吴叁桂的实力和当前的形势。吴叁桂的辽东兵力其时只有叁万，却是整个明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与满清的搏斗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据关而守，有火炮相助，再加上满清上十万铁骑的出其不意。李自成的大顺军实力也是相当的强，并且有兵力上数倍于敌人的优势，山海关险要，可毕竟此时此刻不比吴叁桂有整个大明作为后援的抗击满清，说吴叁桂是负隅顽抗也不为过。李自成首先将山海关团团围住，还意图劝降。这样延误了战机。攻击山海关的时候，面对的是明军中的最强军力，抵抗之强是李自成没有料想到的。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清兵出现，山海关还是可以攻下来的。
　　
　　　　可是多尔衮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战机。在吴叁桂兵力接近崩溃的时候杀了出来。突然出现这个效果是吴叁桂和多尔衮刻意隐瞒造成。李自成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看到突然出现的庞大数目辫子军，知道这一战必败无疑，所以选择了主动离开战场，不久杀害吴叁桂的全家，放弃北京城。在军事指挥上，李自成的能力极高，并不存在大的失误。是政治上的失误导致了李自成的失败。之后李自成经不起屡战屡败的打击，又渐渐刚愎自用，重用牛金星，杀害大将李岩，自溃长城。尽管手上有几十万的军力，但是在天才将领吴叁桂及其辽东精兵、多尔衮的满清铁骑，还有南明的部队合力攻击下，迅速的兵败了。
　　
　　　　11.满清战略
　　
　　　　满清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在范文程、洪承畴等的建议下，提出了“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说，以前的贪官污吏行为一概不计较，只要有利于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后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这样，满清征战方面有多尔衮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吴叁桂的辽东精兵，战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畴等运筹帷幄，政治制定合适的政策，大量启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国家，巩固占领的领土，为出击李自成和南明，(其实军事上满清仍然没有优势，只是李自成和南明本身存在重大问题，自我溃败而已。)以及未来的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同样是明朝这些降臣，在崇祯手下成了空谈、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谀奉承之辈，成了李自成军饷的来源。而到了满清手下，却变成了中兴之臣，真是令人惊异。在人治的制度下，人才的应用直接决定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以尽管有满汉之分，尽管有“扬州十日”，尽管有读书人“怀念前明”，尽管有以后吴叁桂的“大周天下”，尽管有台湾郑氏的“反清复明”，尽管有“文字狱”，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仍是安安稳稳的过自己的日子，能够让人活下来就心满意足。清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基本上都是实行的“轻赋税”政策，顺利地完成了大乱到大治的过程。什么民族矛盾，民族仇恨，很快就被人淡忘了。治理天下，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用人治国的道理，都懂，这些都是汉人总结出来的道理。明朝皇帝明白，李自成也明白；亡国的经验教训大家都听说过，明朝皇帝听说过，李自成也听说过。可是那个时候真正做到的确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不能不让人反省，中国的制度和道德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更不要说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提及过的民主和科学了。我们的目光又局限在中国大陆这一片土地上，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有远见的看到世界战略的形成，或者说，那时的中国没有培养有世界战略远见人才的土壤吧。
　　
　　　　12.南明小朝廷战略
　　
　　　　南明小朝廷更是将明朝的弱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甲申年(1644)四月，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吊死煤山，南京明朝大臣们面临解决王朝继统问题，崇祯的叁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而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叁者分别在广西、四川，地处僻远，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路王朱常芳。(在鹿鼎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为自己拥护的皇位继承正统，这些爱国志士内斗不断)阉党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时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铖、马士英认为这样的皇帝容易控制，于是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兵部尚书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种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会误国误民。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南明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当时南明设江北四镇，共拥兵叁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福王继位后，组成了东林党和阉党混合的内阁，阉党因为拥戴有功，掌握朝廷权力，竭力排挤，打击东林党人，史可法受排挤，离开南京，督师扬州，高弘图被迫辞职。阮大铖入朝后，任兵部尚书，借作“顺案”之名，恢复了特务机构东厂，处死了东林党和复社人士。史可法曾上书要求给士兵加饷，然而马士英却将奏折扣下，将史可法的士兵的薪水全扣了下来。当时众将怂恿史可法反南京，以“清君侧”为名，将马士英杀掉，但史可法以大局着想，没有同意。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政事全委托给马士英处理。
　　
　　　　皇帝如此，大臣们也不逊色。将领们一样只知道吃喝玩乐，对目前的现状毫无了解。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满清的“扬州十日”大屠杀。
　　
　　　　孙可望后期的飞扬跋扈，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卖身投靠。
　　
　　　　郑成功有大志、有军事才能，却私心自用，断送华南抗清大业。之后退守台湾，一心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明清之际优秀军事家李定国也是悲剧，出滇抗清前期遭孙可望妒恨，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的虚应，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最后只好死而后已。整个南明前期是建立在错误估计形势上的，朝廷加上继承了昏庸腐朽的传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后期南明团结了几十万大顺军、张献忠的战败部队，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共同对付清兵。但是大势已去，各个将领各自为政，没有任何政改吏治，既不得民心，又没有军心，被吴叁桂各个击破。南明前期的战略很重要，当时满清刚进入北京，政权不稳，而且准备也不足，南明有足够的实力收复北京。但是南明面临满清这样的强敌无动于衷，认知上出现方向性错误。一直以李自成为敌人，认为吴叁桂携清兵入关是救了明朝的江山，以满清为友，打如意算盘，想和满清共同讨贼，图谋划江而治的天真战略。后来清兵兵临城下，满清早已稳定北方，只要不出现战略的重大错误，南明的灭亡已经是无可避免，更何况南明一直应对失策，回天乏术。此长彼消之下，南明之亡毫无悬念了。为什么南明前期会出现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呢？当时亡明者，李自成也。明朝的国都是李自成攻克下来，皇帝也是被李自成逼死的，明朝的天敌是李自成，而没有把满清当成敌人。
　　
　　　　13.史可法战略
　　
　　　　史可法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军事才能，却身居兵部尚书之职，后来更是担负起扬州督师。扬州城破后，清兵开始大规模的屠杀，大约有八十万人左右被杀死，史称“扬州十日”，那是一段极为惨烈的历史。史可法扬州守卫已经是大势已去。
　　
　　　　他所效力之南明弘光朝腐败已达极致，同时还受马士英阮大铖牵制。他的对马阮之流退让，放弃了特殊时期的中央集权，尤其是对兵权的控制。他不顾实力(这点和袁崇焕大相径庭)，只顾报君父之仇。在当时情况下，自顾南保半壁尚不足，却还要欲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先讨伐李自成军，使得北岸清兵赢得时间和精力。他前期战略失误，最后要作困兽斗，固守一城而不知不应计较一城一池之失的兵家常识。史可法到底是怎样考虑战略的呢？
　　
　　　　读史可法的“复多尔衮书”，这是当时史可法死守扬州，多尔衮劝降时候,史可法的答复，应该说是真实地反映了史可法的想法和思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战略观来。先看史可法对当前形势的判断。
　　
　　　　“越数日，遂命法视师北上，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叁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这一段是为吴叁桂引清兵入关最佳辩辞。
　　
　　　　言下之意很清楚，如果我史可法是吴叁桂，我也会这么做的。吴叁桂引清兵入关，做的对。史可法的态度是和南明一致的，也就是说，明朝的继承人包括朝廷、大臣都理解并且赞同吴叁桂的引清兵入关。这一点从战略上讲并没有错误。如果吴叁桂不引清兵入关，死守山海关，则必死于李自成的大顺军之手，一旦李自成部队把守住山海关，挡住满清入侵，甚至是和满清谈和，休养生息，积蓄实力，南明更是岌岌可危。再看史可法对未来战略的观点。
　　
　　　　“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火召)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史可法原来是打算用“同仇之谊”来感动满清，幻想连同清兵一起消灭李自成而已。之后想必是贯彻南明那一套划江而治的政策。由此可见，史可法的战略是大错特错了，史可法和南明一样缺乏战略的远见。在扬州之战中，史可法本身就是缺兵少粮，明明知道既无外援，敌军强大不可胜，城破是迟早的事情，还要作近乎自杀的抵抗。读《银河英雄传说》，这样对自己的士兵和老百姓不负责任的将军，我想来是深恶痛绝的。固然八十万老百姓的死守先该归咎于杀人者。但是史可法的心中，可曾把这八十万个老百姓当成一回事，考虑过他们的生死呢？在我看来，史可法选择自杀殉国，让手下人献城，并且要求清兵善待百姓比较好一点。这当然是题外话了，在满清的战略来讲，大规模的屠杀是让顽强反抗者害怕，杀一儆百。在史可法看来，全城的百姓都能够死得有气节，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史可法的行为已经是不能够用战略来衡量，当时又不能够全城人投票决定是否要无谓的死守招致报复。如果我是扬州城里的一员，我会怎么想呢。也许我会被史可法的精神感动，我能够无畏于生死与满清搏杀。可是我只是一个小老百姓啊，我每天交税就是为国家作贡献，国家也没有对我很好过，赋税很重，自己经常是吃不饱穿不暖，那些明朝的士兵，烧杀劫掠，和强盗没什么分别，我和我的家人生命算是早不保夕，听说北方的老百姓过得还不错，清朝的税很轻，只是要留辫子而已，但是起码能活下来，我敬重史可法，可是也没必要一定要自己死啊。难道老百姓连活着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史可法有权利要求全城的人都像他一样殉国吗？崇祯还知道自杀，还知道要李自成“勿伤百姓以一人”呢。这八十万人的死难道没有史可法的一点责任吗？不过与其说这八十万人死在史可法手上，不如说这八十万人和史可法都是死在封建遗毒的手上，历史就是满纸的“吃人”，死在封建思想下的中国人还多得多呢。史可法爱国，自己也不怕死。可是打战不是爱国和不怕死就可以打赢的，军事统帅必须要有军事才能，否则就是对国家和士兵不负责任。战败的过错不是爱国和殉国可以抵消的，今天我们不会去指责他的行为，但是如果还要去表扬他的行为，就难以苟同。毕竟战争的成败决定于实力和战略战术的运用。不懂军事的人，没有自知之明，却指挥部队，就是失败。史可法的行为不值得提倡，它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可以为自己的理想牺牲，但是不能够以自己的标准要求任何人。我对史可法，一个字，“敬”。一是敬重，二是敬畏。
　　
　　　　14.历史的战略
　　
　　　　相对于神宗、熹宗，他们身为君王有那样不可思议的行为，这样的不称职和瞎胡闹的事情来说，这还不是最不可理解的，他们行为的原因很复杂，但是至少还能在生活中看到类似的现象。但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传统理念，竟然是要求老百姓和文臣武将们无条件的向这样完全失德的皇帝效忠，并且不可以有质疑，有反抗，有抛弃的权力，背叛者谓之“汉奸”、谓之“奸贼”，只要战死就能冠以忠臣之名名垂千古。“百姓”是中国的特色叫法，现在我们可以叫做公民了。老百姓包含了封建时代制度、皇权下的臣民或者奴才，弱者以及无权利救济的这些概念。中国家国特征是血缘关系为单位的聚合体，“百姓”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家族为单位，所谓“百”，表示多，用“百”字囊括各种家族。
　　
　　　　封建时代下，所有的公道、利益均以家族利益为依归，个人在家族中是没有地位，所谓中国人强调集体利益在本质上是强调小集体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以及家族外的利益与家族利益冲突时，后者就变得至高无上。当皇族利益与民众家族利益冲突时，皇族利益当然高踞一切。封建时代的特征，就是一切行为不以公平正义理念为基准，而是以家族利益为判断标准。当家族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由于没有统一的超越性正义标准，只好用武力来决定该保留谁的利益──此所谓成王败寇。历代的皇帝只不过是成王家族的代表而已，《二十四史》也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不过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却不考虑利益的代表人──皇帝不称职或者干脆渎职的情况，道德根本对皇帝没有约束，只是简单粗暴的要求所有人无条件的忠诚，直到事情恶化到无可救药。这样永远导致的是暴政取代暴政，是王朝一代代的衰弱。所以看待历史，我们根本不可能有立场。没有谁是真正为了老百姓，强权都是打着为民的招牌谋自己利益，自我标榜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如斯而已。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换了这么多王朝，不过都是“逐鹿中原”，那只“鹿”就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到今天我们能够提出公民的概念，能够从宪法保证公民的权利，并且从宪法引申出整个国家的法制，就是走向了制度化的进步。可以说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虽然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无法用现代公民的观念来思考问题，看待历史，但是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相信历史会有还原本来面目的一天。看历史，不能够强求古人有今天的思维方式，但是对于他们的行为，需要表示理解。那个时代，根本是无法以对错来衡量，他们都在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为了活命，为了过得好一点，为了生存下来，在不公道的命运作弄下苦苦挣扎。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地看待，没有什么可以责怪和非议的。他们的选择都是一种自己的追求。我想是要了解当时的大环境，了解历史人物的战略观，并且从中体味到他们的选择都是不得已的悲剧。他们的确这么做了，并且或多或少的改写了历史，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了解过去，那个时代如此的具有代表性，其间反映出中国的特点和劣势，将会一直影响到中国落后，影响到中国近代那段最惨烈的历史，甚至影响到今天，或者还能够影响到中国的以后。到今天我们的思维方式并不会比古代人高明什么，如果对历史不能正确看待，对教训不能够汲取，我们岂不是连古人都不如了？难道需要后人来消化我们连古人都不如吗？不过这样也很正常，我们一直引以自豪的《孙子兵法》，上千年来人人都读，可是总是有大量不懂军事常识统帅犯下简单的错误，即使是现在，因为我们对军事的思维一定高过孙子兵法的范畴吗？未必。到今天，很多贫困者的生活也不会比千年以前贫困者的生活好，到今天有些冤案也和古代冤案一样冤。那么今天我们的进步表现在了什么地方呢？我以为主要是教育，教育主要是常识和思维方式的教育。常识是我们判断的基本条件，思维方式应该是启发式的、独立的、开拓的，不受定式影响的。如果是教育只是将常识学习变为在考卷上淘汰所谓“差”的学生，将思维方式变为只能唯一的思维方式。那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与历史上的教育并没有任何的进步。学生只是从一种奴隶变成另外一种奴隶，但是被奴役的事实并没有改变。如果不能用战略的眼光看历史，我们就不能够明白自己的过去，不了解自己，还谈得上什么“知己”，另一方面，我们对西方和西方文化、政治、思想了解同样不多，一点点见识全来自于仇恨的历史，又怎么谈得上“知彼”。知己知彼都做不到的话，我们凭什么在世界格局的战略中判断形势，制定良好的应对之策，从而强大自己呢？难道凭的是像明朝皇帝一般的固执、狂妄和无知的自信吗？
　　
　　
　　转载《光明日报》

空见蒲桃入汉家

Mon, 24 Jul 2006 07:38:00 GMT

统独史话：新疆易大旗

　　　　一、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
　　　　　　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
　　　　　　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
　　　　　　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陆游《汉宫春》句)

　　要按历史渊源去推论，西域与中原的血缘关系本应强于西藏，但近些年新疆却异动频频，民族骚乱此起彼伏。诚然，那里的种族冲突并不自中共建政始，多族混居难保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新疆汉人最多，却也不占压倒性的比例，维族与哈萨克都是大单元，更有不少横跨国界而栖息的其他种族。

　　西域各族人民与内地的接触要早得多。汉朝立国之初，就不堪北方强虏之扰，便派张骞出使西域，欲结交盟友合击匈奴。“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张骞一去十二年方回，足见路途之艰难险阻。张便建议取道蜀郡西去，被采纳，这才有了西南的开拓和云贵的臣服。其中贵州的夜郎国王发问：中国大还是夜郎大?“夜郎自大”之成语恰好反映了中原文化的自大心态，当时彼此素昧平生，连滇王国也有此一问，并不足怪。西南诸夷的归顺，无庸赘述。然而从这一厢尚未打通西域，忽报中国军队对匈奴作战大捷，“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河西走廊已收复，去西域便利了许多。于是张骞二度西行，所到诸国都发夜郎之问，张就带领多个使团、商团回长安，效果不言而喻，来使对中华上国的风采惊为海市蜃楼!此后，中国一边向西域殖民屯垦，一边邀请诸国东迁，他们本是游牧民族，迁徙并非难事。于是，西域的城邦渐兴，今日之处处遗址，犹见当年之盛。

　　公元前二世纪张骞之通西域，光照千秋，就成效而言，更胜于一千六百年后的郑和下西洋。尽管现今出土的文物显示，公元前五世纪，沿着天山与昆仑山之间的沙漠两侧，就有过南北两条羊肠鸟道，曾极其稀少地贩运过中国的生丝与陶瓷。但向西之路的真正开拓则在汉朝，这是无疑的。

　　西汉东汉交替之际，天下兵连祸结，中国国力锐减，匈奴又起(关于匈奴的故事，留待下篇再谈)，西域诸国与中原疏隔，自己又打个不亦乐乎，一些国邦恳请中国援助，东汉王朝却无力西顾，人家便说派个“总督”去也是好的。于是中国又一贤人班超再度出西域(公元一世纪)，他既有苏秦、张仪之辩才，亦有萧何、韩信之智勇。他在西域前后三十年，合纵连横，政绩卓然。然而他的祖家长安已不复前朝之豪气和阔气，一度撤销西域屯垦区和协防军队，并召回远在新疆疏勒的总督班超及西域所有中国使节，当地人一再挽留，甚至班超甫去，恐惧龟兹王国入侵的疏勒大将即自杀。班超半途“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毅然回师大破龟兹，后率多国联军再取天山北路，西域海晏河清，长安大喜过望，班超就此封侯。

　　然而，本朝中国在西域虽有领地，但另一些只是藩属国，甚至仅仅是盟邦。等到中国周期性的动乱降临，西域又告丧失，一晃已是六百年过去。中国总算迎来下一个强盛的王朝。唐军挺进西域，发现头号劲敌是不知什么时候膨胀起来的西突厥汗国，而夹在中间的几个古老小国不是东投就是西靠，要巩固西域必须摆平前者。初唐国力与民气之昂扬，谁敢攫其锋?这从“脱手斩得小楼兰”、“红旗直上天山雪”、“不斩楼兰誓不还”等唐诗中可见一斑。唐军与西突厥军会战于伊犁河，这是比官渡之战还要壮丽得多的一次战役。西突厥人大败，唐军乘胜追过中亚碎叶河将残敌彻底击溃。此战的另一副产品是碎叶城收归中国版图之后，日后诗坛多了一位生于该处的稀世奇才，他就是李白。

　　却说唐军所以势如破竹，也得归功本朝的文化开放襟怀。中国军队的将士多有回纥人、东突厥人及别的少数民族，最高可以做到三军统帅(这传统在本朝一直延续下去，大将军、藩镇节度使常由胡人来做，如高仙芝、哥舒翰、安禄山、仆固怀恩等等)。西域诸国望风降顺，万众归心，自属当然。中国在西域的势力已扩张到极点，那边不再有盟邦或敌国，都结结实实划为自家的郡县领土，如乌鲁木齐已定为“庭州”。唐军未始不想继续西进，大将高仙芝(高丽人)已攻陷中亚塔什干城，恰巧阿拉伯(大食国)人被二手贩来的东方丝绸瓷器撩拨得心神不宁，正集结廿万大军想将中国连锅端了去，高仙芝闻讯以七万各族联军在中亚吉尔吉斯迎击，恶战五日，唐军兵少而不支逃回，结局却是两败俱伤，阿拉伯军损失惨重，无力再战，想想要打人家的算盘只怕是与虎谋皮，要穿丝绸不如花钱买好了。于是两边都不欲再启战端，便齐齐罢手，一团和气地做起生意来。遂成全了丝绸之路的赫赫盛名，昔日时断时续的商旅之途全面开通，在中西交流史上大放异彩。作为回馈，阿拉伯人传入了棉花、胡麻，自然还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以及曾令白居易泪湿青衫的琵琶。

　　西域的平定，使唐朝与西厢南路的吐蕃王朝碰个正着，便有了前一节的故事。这里要补叙的是关于回纥汗国的插曲。回纥与突厥都是今日中国回回民族的祖先，但伊斯兰教其时刚刚创立未久，还未传入中国。游牧回纥人既无宗教也无祖国，只是唐王朝与回纥感情甚笃，便扶持回纥人在被唐朝灭掉的西域国邦的故地立一藩属国，此后七十年间嫁过宁国公主、咸安公主、大和公主三位皇室千金给回纥可汗，这段岁月里，中回一家亲，回纥总是召之即来，为中央效死。最别致的是安史之乱时宁国公主的丈夫应召领回纥兵与迟松德赞(金城公主之子)的吐蕃军大战，这是姨父与外甥的大对决，后者吃了败仗。而后来继任的另一回纥驸马(娶咸安公主)，则成了吐蕃寇兵的终结者，逼其退缩高原，不再出来行走江湖了。然而，回纥的最后一位驸马爷(娶大和公主)运气却欠佳，他在与沙陀(甘肃灵州)人交兵时战死，继而汗国也被曾经屈服于它的一个西域部落所灭，造反者自称是汉代名宿李陵将军的直系后裔，在一个野心家蜂起的纷乱时代，我们对此姑且存疑。不过，李陵及张骞当年羁留在异邦境内时，都曾与当地人结婚，生过若干子女，这均见诸史载。且说败亡的回纥国，一部流入中亚，一部定居西州(新疆吐鲁番)，亦即今日之维吾尔人。

　　总而言之，天下已倾，这场大乱局卒令西域再度告别中国，而且迷失了一千年之久。

　　　二、　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
　　　　　　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
　　　　　　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
　　　　　　剪烛看吴钩。(张孝祥《水调歌头》句)
　　却说武功盖世的元世祖带来大量的“嫁妆”入主中国，虽有众多西域色目人随军入华，但西域的领土并不属于中国。皆因忽必烈做中土皇帝做得乐也融融，兄弟反目也在所不较，西边那几个汗国遂与中原生死不相问吊。元未灭之前，西域那两个汗国已兼并为一。元灭后，最远那两个汗国几经易手，终被阿拉伯人与欧洲人夺了去，这些兴亡故事都与中国无关，故从略。

　　明朝降世。据考证，出生于安徽凤阳的朱元璋有回回血统。汉人好不容易“逐除鞑子”，当然不愿承认这点，朱氏也出于多种原因讳莫如深。这其实不重要，他显然从没读过可兰经，他是信佛教的，倘非他出家的寺院在战乱中被焚，他未始不会做和尚做到底。明朝之一统江山，西域当然不在其中，中国对那一厢已十分淡漠。看来，汉族人袖手的事情，只好留待满族人来做了。

　　大清立国，便连续出了几位英明君主，文成武德极尽一时之盛。但是自极东北来的种族，对极西北的情势不甚了了，所以大清的开边，新疆是最后一块收归中国的领土。说来也是西域人太过招摇而引起清廷之侧目的。西域处于东西方势力的夹缝，长期以来如戈壁红柳，左飘右摆，又兼群龙无首，各自为战，难有作为。十七世纪末起，西域忽地英雄辈出，准噶尔汗国(这一房蒙古人并非成吉思汉的嫡系子孙，他们立国西域，建都伊犁)跟清朝一样，连续出了几位大豪杰。他们兼并了许多部落小邦，渐渐强大并抖擞起来，他们的势力伸展到外蒙古、青海，并且一报宿仇——多个世纪前他们迭遭吐蕃人的欺负，这回才有第一次反击，准噶尔名将大策零强渡关山，长途奔袭拉萨，一战功成。这是军事史上的杰作，他们要翻过天山，越过大沙漠，再攀昆仑山，此行连飞机的空中直航都要飞1700公里!很不幸，他们生不逢时，与强大的清朝处于同一时代。于是，他们从各方抢来的土地总是坐未暖席就被清朝夺回去。况且，他们也不该设卡禁阻原居西域的汉、蒙百姓自由往还。北京屡接边关谍报，已不胜其烦，决心将西域连锅端。大军出塞，发现西域已跟《汉书》、《唐书》上的记载不尽相符了。众多古老的城邦已如大漠蜃气般消失，如高昌国、轮台国等，连唐人都说：“九月轮台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于今它们不湮没进流沙里才怪呢。不过这都阻挡不住西征步伐，虽然准噶尔人的抵抗极其壮烈，雪上加霜的是天花瘟疫骤降，人民纷纷倒毙，连国王也病死。但他们宁死不屈，遂玉石俱焚，除一部逃入中亚哈萨克，都被履及剑及的清军屠绝，于今中国境内已无准噶尔人，只剩下准噶尔盆地这地名供人凭吊。但这个汗国还包括天山南路，那里是“准部”所征服的“回部”。此地正是唐朝西域疆土的中心，也是丝绸之路的主干线。回部住民全是当年星散的回纥汗国先民的后裔，他们已改称为维吾尔族。清军马不停蹄，转取天山南路。回部也曾抵抗，却不如准部激烈。于是，天山南北两路均告平定，清廷取名为新疆。至此，西域失落了整整一千年之后，重归中国之怀抱。

　　不过，清帝国衰亡之际，新疆又生事端。太平天国、捻军、西北回变，彼伏此起。几位失利后逃入新疆的陕西回军豪杰，相继在乌鲁木齐、喀什喀尔发起暴动，诛杀及驱逐清廷官吏。这时，位于天山西麓的一个浩罕王国，派出阿古伯率领军团越境援助。关于阿古伯，我们先给予最大的宽容，他虽是外国人，还算是久远的回纥汗国流入中亚的另一支，同为维吾尔族。但说不过去的是，他喧宾夺主，鹊巢鸠占，先后将原来中国回民的起义领袖流放或杀害，占领全疆，仅余伊犁的清军还在死守，却又被俄国军队从背后插一刀，夺走该城及周遭疆土。阿古伯接二连三地与英俄签署外交条约，又向回教苏丹的土耳其帝国献媚效忠。新疆分裂长达十四年。其时中国被列强欺凌，已元气大伤，“国脉微如缕，问长缨，几时入手?”所幸者，还有个左宗棠，他力主出兵收复新疆。李鸿章则认为中国的外患已非来自陆地，而是海洋，西北那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册封阿古伯为汗王，让他象朝鲜、越南一样当藩属好了。左将军泣血陈词，终遂其志，便挥军西去，一举光复天山北路。英国要求给阿古伯留下一块地盘，以免破坏中亚的均势和平。北京最怕英国的脸色，几乎要就此拍板了。唯独左宗棠力排众议，怒不可遏地质问：英国人何不将印度割给阿古伯?于是猛攻天山南路，阿古伯绕室彷徨，其祖家浩罕王国已于去年被俄国吞并(俄方行状又怎去维系中亚的“均势和平”?)，他退无可退，只好仰药自杀。新疆已克，俄国再占着伊犁显然没什么道理，但他们在与清政府“谈判”交还伊犁时放刁撒诈，中国只拿回一座城池，却被诓走了周围的大片领土。清廷已无复昔时之胆气，只好认了。这便是中国所保存至今的新疆。

　　中华民国治新疆，杨新增是一时之选，他在国家多难之际，使新疆波澜不兴，至为太平。中共入疆时，王震杀人杀得太狠，不得不换习仲勋去安抚。其后的三十年乏善可陈，更别提大饥馑年间“国际逃荒”的伊犁事件。但是，客观而论，近十余年来新疆的经济发展强劲，递增速度胜过了内地多数省份。中央固然需要新疆的石油、天然气、矿产，却也颇注重当地的基本建设，并通过投资导向，强固新疆与内地的经济纽带。新疆的运数也忽而紫气东来，一夕之间苏联的中亚各加盟共和国都树帜独立了，比起这些穷亲戚，新疆实在胜出不少。剩下的中俄边界西段也最后划定了。欲论今后的治疆方略，亟需改善的是民族关系、人权状况，让温饱起来的人民活得更有尊严。诚然这是整个中国政治变革的“瓶颈”，不独是新疆而已。

　　如果人们承认新疆的情势较之西藏不可同日而语，便可注意到新疆的分离活动偏偏已日益活跃。新疆向何处“独立”?还是那个老掉牙的、海市蜃楼般的“东土耳其斯坦”?这不过是槐树下的梦想罢了。然而，不同的文明是自有其律动周期的。笔者预测，新疆的独立分离运动将被宗教复兴运动所代替。宗教运动并非洪水猛兽，它是某一文化体系更新生长的必然。堪忧的是，处理宗教事体，素非中共之所长。这确乎系横贯于新疆各族人民额头上的一道浓重阴影。

三民主义与孙中山的遗憾

Mon, 24 Jul 2006 07:38:00 GMT

傅国涌：自由撰稿人，1967年1月生，现居杭州。近年来曾在《读书》、《书屋》、《博览群书》、《社会科学论坛》等报刊发表文章（笔名骆驼刺、付阳等）。

　　近代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试图为中国的一切错综复杂的问题制定一个解决方案的，孙中山是第一个人。这个伟大的中国人，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么忧郁，是因为他的目光穿过各种各样的现象看到了中国的症结所在。他早年在香港接受教育，在清朝垮台前的十六年里，他流亡海外，在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居留，对西方近代文明，和他们的政治制度运作有深刻的了解。他对中国的爱，他流亡过的西方各国的先例，最后都被他概括在三民主义中。三民主义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学说，它的形成曾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1894年秋冬之际，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会长名为"伯理玺天德"，即英文President，就是民主国家的大总统。这是他对民族、民权主义最早的表述，也可以说是"二民主义"。1

　　1904年孙中山替美洲致公堂重订新章，第二条就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2 在此之前，《苏报》案发生后几个月，孙中山在日本创设革命军事学校，招收有志于学军事的留学青年，开学时就以这十六字作为誓词。1905年春天，他在欧洲与愿意参加革命的中国留学生订立盟书，其中也有这四句话，而且成为后来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早在朱元璋北伐元王朝的檄文里就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3 ，"创立民国"的响亮口号则是孙中山率先提出的，与兴中会誓词相比，多了"平均地权"一项，这是他民生思想的滥觞。同盟会成立后五个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但还没有"三民主义"简称。同年12月，香港的《中国日报》发表代售《民报》的广告，因为广告上登载"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太冗长不便，就简称"三民主义"代替，4 这是"三民主义"最初的由来。后来孙中山认为这一简称适当而采用，这一名辞也就成了普通名辞，被广泛采用。

　　1906年12月，在《民报》创刊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进一步阐述了三民主义，同时首次提出了五权分立。但对三民主义的系统论述直到他去世前的一年，才由他在广州以演讲的形式加以完成，但由于发生商团叛乱而中断，民生主义最后还没有讲完。1924年12月首次出版了根据演讲记录整理的《三民主义》一书，这本书的孕育时间前后达三十年，虽然作为一个名词它早已流传于世了，而且在漫长的几十年里前后有些变化，如他创建中华革命党时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实现，所以只有"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晚年学习苏联以党治国，又加进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内容。但大体上，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学说，是孙中山针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提出的全面解决方案。

　　三民主义几乎能够为全国的人所接受，1949年前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说过为三民主义奋斗的话。全部接受这个主义的人不多，即使在国民党的骨干中对民生主义有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辛亥革命前，焦达峰等同盟会员另外成立共进会，誓词中就把"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但这个主义中间的确包含了一些能够让所有有思想的中国人都感动的东西。因此在袁世凯死后的中国，不少军阀都试图以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来装饰他们的野心，为自己的割据和专制寻找动听的门面，当然差不多每次都出卖了他。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能够在接连不断的失败中始终屹立不倒，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死。

　　诚然，辛亥革命只是将满清皇帝赶下了台，终其一生孙中山先生都未能实现他三民主义的宏大理想。他死时列强依旧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满目疮痍，民生维艰，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目标都未达成，民权主义的目标更是遥遥无期！透过他忧郁的眼神，我们看到的是他理想未酬的深刻伤痛。

　　今天孙中山是海峡两岸都立正的人，在台湾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在大陆他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每年的重大节日（如"五一"、"十一"等）他的巨幅画像都要树立在天安门广场。甚至不少远离政治、厌恶政治的人也认为在政治家中只有孙中山是高尚的。孙中山诚然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人，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象他那样提出了如此富有概括力、如此有远见的学说。他顺应世界潮流，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从民族、政治、社会各个层面提出他的三民主义，不知激荡了多少青年的热血。

　　尽管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平均地权"中仍然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成分，和历代农民起义所提出的"均贫富"口号也不无一脉相承之处，他自己晚年还把三民主义解释成是继承了中国古老的传统。但他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已提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中国的基本方案。然而，在孙中山四十余年跌荡起伏的政治生涯中也不是没有遗憾，本文仅指出这位伟大人物的四个历史性遗憾。

　　遗憾一枪杆子里出政权

　　1920年1月，北大学生张国焘、康白情、许德珩及一位天津女学生到上海拜访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说："你们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许德珩等回答："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的与北京政府抗争，只因为没有拿起枪来，就不算革命吗？"5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论上层的宫廷政变，还是下层的农民起义）都是暴力造成的，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反复地表明，暴力，只有暴力才是决定中国政治的最后声音。

　　辛亥革命正是因为袁世凯凭借了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北洋军，既迫使清帝退位，又迫使革命军妥协让步的。袁氏称帝则不但面临着西南的武力反抗，而且他嫡系的北洋大将段虎、冯狗等也纷纷投了反对票，因此他才不得不脱下皇袍，在一片叫骂声中死去的。

　　此后中国舞台上上演的一出出都是武戏，督军团也好，张勋复辟也好，马厂誓师也好......，所谓直系、皖系、奉系都只不过是暴力的代名词。

　　追求民主共和，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关注暴力问题。辛亥革命之前，他自述有十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辛亥革命以后，从二次革命、肇和军舰起义到北伐，他所重视的也是暴力。所以他才会对"五四"学生说出这番话，暴力革命的传统已经渗入他的骨髓里，所以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只是赤手空拳地与北洋政府抗争而已。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权力的更迭是和平的，整个中国史就是一部弥漫着血腥味、火药味，充满了刀光剑影的历史。孙中山在黄埔建军以前并没有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所以在和袁世凯、和形形色色的军阀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屡屡受挫，发出了"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感叹！国民党也只有在掌握了一支强大可靠的军队以后，才能到南京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这是孙中山晚年留给他缔造的国民党、蒋介石的遗产。孙中山去世前并没有选择蒋介石为接班人，他当时的安排是由胡汉民负责民政，汪精卫负责党务，廖仲恺负责财政，蒋介石则是掌握军事的人选。但在一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时代，注定了蒋介石这个黄埔军校校长将成为国民党的头号强人，这是中国式的必然逻辑。孙中山对此无可奈何。

　　同样，共产党如果不紧紧依靠枪杆子，就根本谈不上1949年赶跑蒋介石。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当时还年轻的毛泽东在"四一二"的血泊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走上井冈山，开创了一条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但20世纪对枪杆子如此的重视并不是从他开始的，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懂得其中的奥秘，黄埔建军起家的蒋介石也懂个中三味，连深受西方近代文明影响的孙中山也认为只有拿起枪杆子才算"真正革命"！

　　"五四"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给中国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暴力革命传统的先例。它并不诉诸武力，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思潮的力量，立足于文化启蒙，唤醒青年、号召民众。它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势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并不是从政治入手，以夺取权力为目标。这一些是一辈子从事暴力革命、政治革命的孙中山所不能理解的。他虽然在"五四"运动后也领悟到思想的重要性，但在他这里思想永远是服务于政治的，是第二位的，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他的"心理建设"--"知难行易"也仅仅是为了政治的需要提出来的。在近代社会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以孙中山锐利的现代眼光也没有发现西方近代文明的进步首先是建立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基础上的。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遗憾！

　　当然，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五四"开创的启蒙事业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夭折了。"五四"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是一个未完成的题目。

　　遗憾二向日本借款的条件

　　1913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他自己缔造的共和国成了通缉犯，被迫再度亡命日本。他重组中华革命党，再举革命义旗。为此他曾多次与日本人会谈筹款之事。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请日本助中国革新，中国将给予的报酬是"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6 8月24日，他与犬养毅说自己正在准备起兵举事，"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好处，为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援中国革命，此点请阁下予以关照。"谈及军费筹集情况，孙中山说："如若此次仍不能筹足所需资金，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犬养毅回答筹款的事要与头山满商议后答复。7 头山满虽然表示支持孙中山第三次革命，但他不能违反日本政府及军部而支持孙。孙中山通过他争取日本政府的支持，但日本拒绝给予他贷款。孙中山8月21日（也就是这次谈话前三天）曾走访过头山满，对此他心中是清楚的，所以他竟然说筹款"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可以。

　　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他说：

　　"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违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

　　"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

　　甚至说："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诚心实意地援助中国的革命统一，相互提携，为亚洲的独立与复兴通力协作，则中日两国的国界难道不也可以废除吗？"8

　　当然，孙中山也声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但这些文献表明为了寻求日本的支持，孙中山先生曾不惜以东北三省的特殊权益作为条件。还有"不惜任何条件"的许诺。

　　即使在袁世凯死后，他在广州举起护法旗帜的1917年9月15日，在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中，"孙中山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孙中山特别说明，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9

　　1918年11月16日，孙中山和日本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以"领有满蒙"为条件寻求日本的援助。

　　他说："目前中国南北对立是日本助长起来的，日本如果改变援助北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会不攻自灭。

　　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10

　　孙中山虽然是明确反对《二十一条》的，但他愿意给予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和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第二部分有关满蒙的要求相比又有多大的差别呢？只不过《二十一条》更加具体而已--

　　（一）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扩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二）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东内蒙古，盖造商工业应用之厂房，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三）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东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四）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各矿开采权。......11

　　《二十一条》所提出的有关在满蒙的权利和孙中山的许诺大同小异，不知道为什么日本政府始终不接受他的条件，支持其革命事业。这恐怕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也是长期以来被我们所忽略的问题。孙中山是伟大的政治家，但对于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许多史实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遗憾三中华革命党

　　辛亥革命前三年，同盟会内部发生多次严重纠纷，矛头都指向领袖孙中山。孙中山也因此先是在旧金山组织同盟分会时把同盟会改名为"中华革命党"，把誓词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12 后来又在南洋通告将盟书里的同盟会员字样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但中华革命党并未正式成立过。

　　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败给了孙中山惨痛的教训，这位民国的国父竟然在自己的国度里成了通缉犯，被迫再次流亡海外。他在那些痛苦的时光里思考着失败的原因，思考着革命的出路，准备第三次革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组织涣散，不服从他的号令，他的想法得不到贯彻，"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才导致失败，他自称南京政府时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都由不得他主张。后来他写《建国方略》时进一步提到"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13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要重建一个秘密的革命党，而不是一个公开的政党。这次立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14 要全体党员服从党魁命令，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中华革命党总章》第七条即明确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守。"15 在孙中山手订的入党誓约中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的誓词，16 还要在上面加印右手中指指摸。第十条规定"凡党员有叛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17

　　党章第十一至十四条按照入党时间先后进一步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有功公民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先进公民则仅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18 就这样这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大部分人的公民资格，他试图通过对党员的严格约束，划分等级，论功行赏来实现他的理想，实际上和他追求的民主、共和理想背道而驰、越走越远。据他当时的主要助手居正回忆，他还发表了这样的谈话：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有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时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导师。"19

　　作为当事人和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他的回忆是真实可信的。从这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国式逻辑都已经呼之欲出。

　　所以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就遭到革命党人内部的强烈反对，黄兴坚决不加入，并远走美国。二次革命的风云人物李烈钧、柏文蔚等都拒绝参加，连老同盟会员谭人凤等也远离了孙中山。黄兴批评服从一人是违背了孙中山自己倡导的自由平等主义，加盖指摸"迹近污辱"。对此孙中山解释说：

　　"第三次革命之后，决不如第一次之糊涂，将全国人民名之曰国民；必其有心赞成共和，而宣誓注册者，乃得名之曰国民。然至成功之日，其宣誓注册之人，自然争先恐后，举国若狂，亦恐根底不固，易为巧诈，借名取利，容易把真心原始之革命党推翻，如袁氏近日之所为。故定事前首义党人有优先权利，选举执政当在首义党人，民国乃能巩固。然到时冒称为首义党人，欲得元勋公民权者必纷纷也。如第一次之官僚劣绅，向来反对革命，杀戮党人；及一旦革命成功，此辈则争先自号为老革命党，把持一方权利。而向日真心革命志士，且多被此辈杀戮，真伪莫分，热诚志士，成败俱遭惨祸，实可痛也！故第三次成功之后，欲防假伪，当以指摸为证据。盖指摸人人不同，终身不改，无论如何巧诈，终不能作伪也，此本党用指摸之意也。......况今日之法，乃欲行之于全国国民者也。吾党为首义尚不肯为，他日全国更何能望其一律遵行也。......总之，指摸一道，迟早要盖，今日为党人不盖，他日为国民亦必要盖。倘以外国待犯人为言，则外国待犯人，往日单独以照相行之，岂吾人则永不照相乎？"20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血的教训中得出了这些沉痛的结论，但他忽略了他所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人权，国民性的整体缺陷不可能通过对革命者授予优先的特权就能加以解决。没有人权概念的广泛普及，没有形成公民社会，当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孙中山先生试图赋予革命党人以参政、执政的特权来确保革命理想的实行也是空洞、不可靠的。他在中华革命党时期最得力的助手陈其美当初在上海主政，一样是滥杀无辜，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并不是死在"官僚劣绅"的手里，而是陈其美这个响当当的老革命党人指使另一个革命党人蒋介石干的。这样的例子在民国之初也不是孤立的。阎锡山、唐继尧、陈炯明等也都是老革命党，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都很清楚，和北洋军阀又有什么区别？！

　　人权没有保障，即使是"真心原始之革命党"当政，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共和可言。孙中山先生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所在，只能以指摸、誓约（所谓"甘受极刑"）来推动革命，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败笔。所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护国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已经不是站在历史的浪尖上。

　　十几年后，在蒋介石的南京政权身上我们就能看到当年中华革命党的影子，所谓革命只是给了少数人分赃的机会，这是孙中山始料不及的。如果他本人活着，他的人格、威望、无可比拟的号召力，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的新政府不至于马上堕落为一个腐败、专制、黑暗的政权。一个没有了孙中山的国民党一旦取得政权，他们能够做的当然首先就是按等级分封职位，而孙中山理想中的宪政目标则可以被无限期地拖延。

　　遗憾四党在国上的苏俄模式

　　辛亥革命前十六年的流亡生涯，二次革命后三年亡命日本，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教训，特别是1922年他一手扶植起来、倚为长城的陈炯明叛弃了他，孙中山称之为"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21

　　孙中山回首漫长的革命征程，是一连串的失败、流血和牺牲，亲密战友陆皓东死了，郑士良被朋友、叛徒毒死，黄兴英年早逝，宋教仁、陈其美被袁世凯刺杀，朱执信、程壁光死于桂系军阀之手......辛亥革命失败了，二次革命失败了，护法运动失败了，中华民国依然只有一块空洞的招牌，他曾经争取日本的支持，也寻求过西方列强的帮助，但都没有得到回应。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开始联俄外交，向新生的苏联寻求帮助，逐步走上一条"联俄联共"的道路，并以苏俄模式改组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国革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首次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提出要将大元帅府变为国民党政府，"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22 明确提出"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23

　　这就是后来蒋介石的党国的由来，蒋介石正是利用了孙中山的理论和他《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的三时期说，以国民党训政的名义实行一党专政，把民国变成了党国。这是孙中山晚年学习苏联的结果。

　　1924年1月25日，孙中山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中说得很明白，二次革命后"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24 他的建军思想也是要"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25 蒋介石曾到莫斯科学习过军事。所以孙中山留下的国民党是仿效苏联党的模式重建起来的，军队最初也是搬用了苏联的一套。

　　1924年改组的国民党引入了苏联"一党专政"模式，仅仅一年后孙中山先生就黯然去世，在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再也没有人能深切理解"民权主义"的意义。虽然孙中山在国事遗嘱中要求他的同志们依照他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继续努力，但他的后继者在继承孙中山的遗产方面除了把他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以外，其他的大部分都被置之脑后了，所以我们在大陆看到的只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导致了败退孤岛的结局。

　　这恐怕不是孙中山的原意，但孙中山晚年源自苏俄的"党在国上"思想无疑为蒋介石将民国变成党国铺平了道路。在这块有着深厚帝王传统的土壤上，由"家天下"到"党天下"仿佛顺水推舟。对于身后出现的一党专政局面，虽然是孙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但却是他留下的最大遗憾。

　　注释：

　　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19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 同1 ，200页。
　　3 《明太祖实录》，转引自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379页，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
　　4 同1 ，208页。
　　5 《孙中山集外集》2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8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7 同5 ，224页。
　　8 同5 ，225-226页。
　　9 同5 ，228页。
　　10 同5 ，236页。
　　11 转引自蔡东藩《民国演义》第二册12页，参考《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110-112页。
　　12 同1 ，204页。
　　13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158页。
　　14 同6 ，92页。
　　15 同6 ，98页。
　　16 同6 ，97页。
　　17 同15 。
　　18 同15 。
　　19 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居正文集》上册20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0 同6 ，141-142页。
　　21 《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六卷，549页、555页。
　　22 《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103页。
　　23 同22 ，104页
　　24 同22 ，137页。
　　25 1924年1月，孙中山与鲍罗廷等的谈话，同22 182页。

朝鲜半岛前景

Sun, 16 Jul 2006 15:59:00 GMT

http://weizhoushiwang.blogbus.com/logs/2006/07/1895985.html

近日北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7枚导弹，引起的骚动尚未平息。各大国的反应种种不一，事实上，它们对多年来的朝鲜危机，唯一具有连续性的地方就是这种不一致性。

北朝鲜的意图

和以往一样，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揣测这个“隐士之国”的意图，因为就政治决策的不透明而言，这个星球上如今很少能有与朝鲜相比的。西方各国也常常对这个“动不动就发脾气的坏孩子”流露出不加掩饰的反感，并对它那种声嘶力竭的高调多少感到有一点莫名其妙。

朝鲜的处境和作为有时让我想到民国时的土匪，曾被他们绑架的西方人回忆，这些土匪的目的常常倒不是钱财，而是“要在各个方面造成灾难、流血和破坏，这样政府就会认识到他们的强大力量，不敢进攻他们，进而最终决定收编他们”[1]。其中有一个云南军阀，在失势后，绑架了几个外国人，以此和督军唐继尧谈判，希望对方能意识到自己造成破坏的能力，进而逼督军让步，使自己及手下官复原职。

当时落入土匪手里的西方人对这一逻辑感到十分费解，因为这和他们的基督教文化里的逻辑背道而驰。但在中国传统政治模式里，政府如果无力对付地方势力的挑战，就会变“剿”为“抚”；因此对地方势力来说，迫使政府不得不采用“招安”政策的有效策略就是显示自己有足够的破坏力，使政府意识到“剿”的代价太大，从而承认现状。当然，国际政治不是警匪片（虽然美国是“世界警察”而朝鲜是“流氓国家”），国际社会也不是黑社会——但国际社会却和民国的混乱时期一样，处在一个无政府状态。

在这一逻辑的背后，制造麻烦并非目的，而是手段，仿佛自然界中色彩鲜亮的有毒小动物，炫耀自己的力量，警告对手不要轻易进犯它。而更深层的原因是朝鲜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力量和政治体制得不到美国的承认——寻求被西方列强承认为平起平坐的政治力量，是近代以来日本、中国等后起国家念念不忘的目标之一。然而问题就在于：按美国的政治逻辑，朝鲜越是制造麻烦，它就越不能接纳和承认这个“流氓国家”为国际社会的普通一员。就像一个强硬的警察一样，他强调的是土匪必须先放下武器，然后才能谈条件。

发射导弹的目的之一是引起美国的重视，而美国的目光却主要仍停留在中东。这其中的一个吊诡之处就在于：朝鲜虽然谴责美国的霸权，但发射导弹按逻辑而言却是承认美国的霸权和世界警察地位——很显然，假如美国不是霸权，那么朝鲜的挑战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世界警察，你朝鲜无论干什么，关我什么事？

朝鲜半岛如今的僵局多少是因为双方不同的政治逻辑冲突的结果，但相比起来，朝鲜处在远为脆弱的位置。基辛格在《大外交》说：“法国与现代以色列相同，以处处作梗来掩饰其脆弱的内在，以强硬不妥协来掩饰心中出现的恐慌。它也同现代以色列一样，不断有被孤立的危险。”用这句话来形容今日的朝鲜，也无不可。朝鲜手里可出的牌并不多，如不进行必要的改革，连维持现状也成为一件困难的事，即使目前看来制造了一些危机，实际上对手们还按兵不动，后着源源不断，大可将它置于慢性绞杀之中。

朝鲜现在唯一真正的依靠是中国。这一点想来也不是它本身所愿意看到的，在苏联崩溃前，它还可以通过效忠游戏，在中苏之间坐收渔利。对一个小国来说，过分依赖某一大国，不但外交回旋余地大大减少，并且始终是一件危险的事——正如英国政治家早就意识到的：能保护英国的必然也能征服英国。不幸俄国现在大为衰落，在朝鲜半岛六方会谈中的参与不过是各国出于礼貌才发放一张旁观席的票罢了。

六百年前，辽东/朝鲜边境的女真部落在首领李满住（清王室祖先）率领下，介于三大国（明、朝鲜、蒙古）之间，谋求壮大实力。李满住在四十年酋长生活中，管领着不满二千户的部落，不断袭击朝鲜和辽东边民，使两国政府深感头痛，不能不设法羁縻，减轻边患。他的办法是：寇明则亲蒙古，寇朝鲜则又亲明。最终他的失败是同时得罪了两个大国，又不能得到第三者的障庇。这个故事的教训对今日的北朝鲜同样适用。

包括美国政府的公开言论在内，大多数人都主张对朝鲜局势以谈判来解决。不过人们同样注意到，北朝鲜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指望通过一两次会谈就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这更可能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民国时被土匪绑架的西方人质也注意到，即使“人质的生命危在旦夕，但是在东方，讨价还价须得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那是一场考验胆略的交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精湛的技巧，稍一不慎显出急噪而草率行事，就会被认为内心虚弱。结果，谈判必定会拖得更久，而西方人看来理应结束时往往无法结束。”[2]

由于其政治决策不透明，官方声明又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教条语言，人们常常觉得朝鲜的生硬、粗鲁、甚至疯狂，有时反而让人莫名其妙。正如1850年俾斯麦对拿破仑三世的评价：“他喜怒无常反令人高估其智慧。”不过1980年里根上台时，也曾发出过一系列好战的强硬声明，当时的观察家说：“让苏联人认为他有点发疯了，这正是里根战略的一部分。”按战略学家卡恩的学说，大国争斗犹如公鸡斗架，“没有一个人想与一个疯子挑战”。金正日和内贾德一样，看来都不是疯子，而是精明的现实政治家，当然如果能带来好处，也不妨装一回疯子。

朝鲜半岛统一的可能性

国人常拿朝鲜半岛在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来和海峡两岸作对比，结论是朝鲜民族比我们更有向心力。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看来是两个不相干的问题，但我认为两者是实际紧密相连的大棋局的一部分，它们将基本同时得到解决，否则就同时悬置在那里。从大的格局来看，二战后东亚地区海洋势力与大陆势力的对峙发生在三个地区：朝鲜、台湾、越南。结果半岛形态的朝鲜双方打平，海岛形态的台湾受控制于海洋势力，而本属大陆一部分的越南则是大陆势力艰难占上风。朝鲜的对峙是由于双方的势力都无法压倒对方。未来的形态则取决于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

朝鲜半岛的分裂，本身就是人为的结果，是政治力量冲突的悲剧。1950年9月，美国驻汉城大使奥斯汀曾说：“把朝鲜分成北朝鲜和南韩的这道人造的障碍物，无论在法律上或是在理性上，都没有可以存在的根据。”话虽这么说，但在冷战世界中，改变力量对比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由不得当事人做主。1950年代，鉴于一个统一的德国可能会倒向对方阵营，美苏任何一方也不愿冒险让它统一。

1994年金日成去世以来，韩国经济蒸蒸日上，而朝鲜则陷于经济崩溃和粮食恐慌的地步，这种力量对比的改变使多数观察家都认为未来的统一，将由韩国主导。不过正由于在力量对比中处于明显劣势，也使朝鲜对统一的热情大为冷淡。今日的北朝鲜政府，连一些中国人也对它没有好感，不过50年前，韩国给人的印象也不怎么样。当时的联合国组织对李承晚政府十分反感，指责它缺乏民主，是一个极端野蛮的警察国家。甚至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朝鲜常设委员会还提出建议，不要把解放了的北朝鲜政府交给李承晚。

朝鲜半岛的38度线如今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分界线，比柏林墙更为严密。1953年后的近五十年内，“没有一个人、一封信、一只包裹可以通过这条线”，直到不久前的韩国“阳光政策”后才有所改观。这种长期的隔绝也使一个过早实现的统一具有危险性——如果在2020年之前象两德那样“突然统一”，韩国也将被拖累得付出沉重代价。

一个渐进的、有日程表的统一可能是最好的，但这仍然要取决于大国的意愿。德国在1870年、1990年的两次统一，没有俄国的默认，都是不可能的、至少是没有这么顺利的。相比起来，朝鲜半岛还没德国强大。支持邻国的统一常要付出代价，这种支持，如果不是政治短视（如1870年俄国支持德国统一就是），那么就是通常是因为自身足够强大（如1860年代法国支持意大利统一，不担心意大利壮大后反对自己），或者反对的话代价太大、无力承受（如1990年法国支持德国统一）。朝鲜和中国有志于国家统一者都可从这两方面下手考虑。

中国应持什么立场？

在50年前的朝鲜战争中，一句著名的口号表达了中国的意图：“保家卫国”——这里指的当然不是朝鲜人的家国。北朝鲜的独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性，正如英国当初在印度所做的那样，“让那些顺从的土邦去防守进入印度的通道，同英国人自己防守相比，会是同样安全，而且要省钱得多。”

中国历史上曾处理过类似的边境案例，例如东汉在击败匈奴后，将匈奴一分为二，亲汉的南匈奴接受半独立的地位，内迁至长城下，并协助汉朝打击北匈奴。当有人提议同样接纳北匈奴时，有大臣谨慎地指出，这必将疏远南匈奴。这一历史情形虽然与如今的朝鲜半岛局势有不可类比的地方，但有一点仍是不变的：即中国接近韩国将不可避免地疏远朝鲜。平壤不会不注意到，中俄在与韩国建交后，美日却仍不承认朝鲜；使它颇感心酸的是：中俄在这种局势下企图保持中立以维护本国利益，本身就是对“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背弃。

长远来看，朝鲜半岛是一定会统一的，不过这应当是中国希望看到的那种统一。尽管维持现状对中国有很大好处（一如台湾维持现状也对美国有好处），但为一些短期政治利益而赞成朝鲜分裂则是不恰当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法国一度也希望美国分裂，但“最后，南方战败，它从法国仅仅得到了一些漂亮话。而北方因巴黎采取的立场而产生的怨恨很长时间内没有消除”（《美利坚敌人》）。

就目前而言，维持现状拖延时间是最适当的手段，尤其当时间对我们有利时。不过这种乐观情绪不应使我们忽视这一点：即一个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必然将会有自己更强大和独立的声音，与中国的摩擦也不可避免地将会增多。

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是常有的事。例如越南南北朝时，双方都借力于外人：安南多用荷兰人，广南多用葡萄牙人，当时欧洲人在两国很受优待。到17世纪后期，两国息兵无事，排外之风遂大盛。18世纪末越南内战，法国人帮助南方获胜，阮朝第一代皇帝因此对法国人十分友好。但第二、三代（明命、绍治两朝1820-1847）却转而奉行反法政策，开始排外、屠杀教士。一百多年后，再次发生类似情况，这一次，北越在统一全国后，第二代领导人就开始一反上代的亲华政策。

在这个过程中，外力仅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不得不暂时借用的手段，一旦目的达成，就会将之抛开。如果统一后实力上升迅速，那么这种情况出现得更快，例如1870年德国在俄国支持下统一，俾斯麦极为感谢，强调两国友谊的重要性，但不出20年，德国的反俄情绪就大幅上升。

朝鲜半岛也并非没有先例。前三国时代，新罗本是朝鲜半岛最弱一国，但与唐朝最为友好。唐高宗时，唐与新罗结盟消灭百济、高句丽，矛盾随之而来，双方一度围绕着如何处置高句丽故地而发生争执，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只是因为唐朝在西北方军事状况吃紧，才作出退让，很快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了疆界问题。

朝鲜由于地形局促，历代常奉行向西扩张的政策。三世纪，高句丽协助曹魏灭辽东公孙氏，使自己和曹魏之间失去缓冲地带，又想占据辽东，结果遭到曹魏的大举进攻，几乎灭国。南宋与蒙古合力灭金的情形也大致如是。将来如果韩国有能力征得中国的默许，统一半岛，则中韩之间也将失去缓冲地带，要保证不出现边界纠纷，中国自身的强大是最重要因素。

1387年，明朝快速进军，降伏了东北的元朝残余势力，打乱了高丽拟定的趁元朝衰退向辽东扩张的计划。1388年，高丽主战派决定出兵，从明军手里夺取辽东。但统军将领李成桂极力反对，在意见遭否定后，断然回军发动政变。四年后1392年，正式废黜国王，改号朝鲜。——从这一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迅速有力的措施、稳固的政治力量及其震慑效果，是确保中国与统一后的朝鲜边界稳定的基础；而边界的稳定又常常是国与国关系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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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ton Laudeen, In the Grip of Bandits and Yet in the hands of God, US, 1925
[2]Tinko Pawley, My Bandit Hosts, London, 1933

北族入华东西有别

Sun, 16 Jul 2006 15:43:00 GMT

http://weizhoushiwang.blogbus.com/logs/2006/07/2529013.html

中国自形成稳定的农业文明形态后，就在北方内陆亚洲边疆不断与北方各族发生冲突、激荡、交流、与融合。自秦汉以降，更曾遭受四次大规模北族入侵，一个总体的趋向是入侵越来越深入和成功，不过这通常归于东北各族；西北各族除了沙陀外，很少成功入主中原建立政权[1]，也更难被同化于汉文化之中。

入侵方向和地理因素

农业文明因为和土地所有权紧密相连，倾向于静止、自足、和封闭；与之相反，游牧和海洋文明往往贫瘠难以自足，要在一个开放体系内与定居社会做交易以满足自身的需求。实现这一愿望只有两种手段：贸易或战争，在条件对自己有利时坚决地定居者索取。

在亚洲东部，中原地带是产出最肥沃的土地，因此，古代的游牧行国非遭致命打击，其目光是不会从这里移开的。从蒙古高原东部直到匈牙利，是一片广阔的欧亚大陆草原，其间没有天险，因此历史上至少发生了四次因亚洲东部开端的蛮族迁徙，一浪浪向西推进，引发连环反应，一直波及到欧洲：即匈奴、柔然（阿瓦尔人）、突厥、蒙古，前三次都与这些民族在中国的军事行动遭到失败密切相关。

自古中国北方各族，由东到西基本可分为三类：通古斯系、蒙古系、突厥系。他们的入侵定向也与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通古斯系最倾向于向朝鲜和中国扩张；突厥系往往先将矛头指向天山南北及河中地区；而蒙古系介于两者之间。兴起于偏东北方向的东胡（乌丸、鲜卑）、契丹事实上通常对入侵中国更有兴趣，而蒙古13世纪的突然勃兴及大规模西征活动，无疑与9世纪后回鹘西迁后蒙古高原的权力真空状态有关。

北族入侵的规律之一，是一旦有一个民族征服了蒙古高原，通常其入侵方向就会首先指向阿尔泰山、天山、及河中地区。历史上只有三个游牧帝国同时向中亚的东西两部分扩展，即匈奴、突厥、蒙古帝国，他们都是在成为蒙古高原的主人之后，就着手对西域的征服。即使成吉思汗与金朝有深仇，也没有立刻大规模向南入侵，而是舍近求远，先行征服西域，因为自蒙古高原向西的干旱地带，在地理上是一个整体单位；对中国、伊朗两个定居文明的征服，是蒙古人最后才全面展开的，而对印度的军事行动拖得更晚。

蒙古高原被历史证明无论对争夺的那一方来说，是一个关键地带。满族征服的最主要方向是中原，不过在其1693年控制蒙古高原后，下一步也还是指向了天山南北及中亚。同样，历代中原王朝，无论汉唐，在与北方各族的较量中，首先要击败蒙古高原的强敌，才能控制西域和中亚，而像明朝那样无法取得持久有效胜利的，就只能放弃对西域脆弱的控制权。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北各族，常常在其扩张的起始阶段，就表现出坚定的入主中原的强烈愿望。无论鲜卑的慕容、拓跋、宇文三支，还是后来的契丹、女真、满族，大抵都在其初期就统率了不少从事农业的臣民，其农牧混合经济的特点与匈奴、突厥、蒙古游牧经济主体的特点非常不同。农牧混合经济有其优势，即有助于迅速借助于吸收汉文明而形成国家形态并加速扩张，但这一统治的最终结局，通常总是以农业文明占优势告终，整个民族遭到彻底同化。保持较纯粹游牧经济形态的，由于其高度流动性，往往能建立起地域广阔得多的帝国，而且相对也比较难以被中国文明所同化，除非他们内迁到农牧混合地带。

东北各族通常对西域兴趣冷淡。鲜卑取代匈奴后，压力方向主要朝南，而非指向西域；突厥此后能在金山一带崛起，与鲜卑侧重东部的战略不无关系。拓跋魏对向西域扩张也态度极为消极。9世纪回鹘退出蒙古高原后，契丹也一直没有对这一地域实施实质性的统治，甚至一度还邀请回鹘重回蒙古高原，遭到已定居的后者拒绝——也因此，后来耶律大石西迁时，契丹族与西域各族的关系能那么好。至于女真族的金朝，认为蒙古高原“得其地不可居，得其人不可用”，所以执行一种定期剿杀蒙古人的残酷策略——这一心态已经非常接近一个农业文明的汉族王朝。

对入侵的指向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地理上的就近原则，例如南北朝时的羯族，本出中亚，但在中国北方建立王国的模式及汉化速度，与东北各族类似；沙陀族在五代建立自己王国的情形，也与之类似，即该族首先在一个农牧混合地带生活多年，并长期作为政府的雇佣军人阶层。这个模式是十三四世纪后突厥人在中亚、西亚各地夺取政权时反复上演。

经济形态与入侵

北方各族在入侵时，按掠夺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缴获品、人力、土地，这三者是递进的。通常最初他们满足于夺取一些财宝和物资，其后意识到掠夺人口可以增强奴隶经济和自身军事实力，最终才发展到占领土地、割地为王、乃至夺取天下。

如上所论，东北各族常在其兴起之初就有一种农牧混合经济，一旦入侵，其最终目的是取代中原王朝，在对这三阶段的递进中，他们通常进展要快得多，如慕容鲜卑、女真、满族，几乎都是在几年内快速进入第三阶段。原因之一是东北地区年降雨量在375毫米线以上，有些是宜农地带；女真等族的渔猎经济，能养活的人又太少[2]，所以一旦扩张，必定会迅速开始大量掳掠人口以为征服之用。

西北各族的游牧形态，使这些民族在入侵时，往往长期满足于物资，突厥强盛时可汗坐拥强兵，以南有二儿（北齐、北周皇帝）孝顺洋洋得意，却不见其有吞并天下之志。游牧民族掳掠并吞各部落是常态，但掳掠农业人口也相对较少，因为其经济形态能养活人的资源太有限；而占领农业地区的土地在游牧文明下无法利用，除非废弃为草原，否则就只能占领后再行退出。以上原因使西北各族对入主中原的积极性不高。事实上，直到欧洲人入侵时代，亚洲各地通常仍不习惯于土地战斗（与缴获物相比）。

就中国史的情形看，一个占据蒙古高原的强大游牧民族，往往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需要作长期的斗争，因此长期以来，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都偏重西北。通常情况下是中国短暂取得对蒙古高原的控制权，但因土地利用方式的矛盾再被迫退出，不过这一胜利又使中国再向西域扩张，而失败的北族则向西迁徙逃逸。这一规模只有一次例外，即蒙古人的巨大成功。原因是当时中国处在分裂之中，而且西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已经衰落。

从很多意义上说，安史之乱是中国秦汉至晚清两千年史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此乱后，中原王朝被迫调整军事战略布局，将重心移向东北。但由于幽云十六州（一个重要的农牧混合地带）的割让，在此后一千年里都将处于被动状态。东北各族就军事力量而言，实未能与之前的匈奴、突厥等比，但其征服的深入和成功，却是空前的。除了其坚定、单一的方向外，无疑也与农牧混合经济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有关。历史证明，这种混合地带的政治集团，往往具备高度的尚武精神和极强的战斗力（如战国时的赵国），以及文化上对定居文明的亲近感。

同化与冲突烈度

东北、西北各族入侵方向的不同，导致历史结果的重大差异。其中之一表现在对文化的同化力上。东北各族由于其农牧混合的经济、较少的人口及入侵定向的原因，在其成功的入侵后，结果通常是缓慢地被汉族所同化。而西北干旱地区的各族则不同，其经济形态更以畜牧业为主，而其首选入侵地区也是天山南北和河中，因此更容易受这些绿洲城市居民的影响。

匈奴人曾采用的文书据考证应是中亚粟特文，突厥人与粟特文明的关系也远比与汉文明接近，至于蒙古人，在入侵西域后，创制的文字体系也以阿拉马字母为基础。西域、河中的富庶对古代游牧民族是个强大的诱惑，西突厥即远比东突厥富庶。首先入侵这一地域的游牧民族很容易受感染，因为中亚文明也是一高度发达的文明，因此，蒙古人在占领西域后再入侵中国，也不觉得中国文明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元朝，由于能占据文化职位的蒙古人为数始终不多，最受器重者是畏吾尔人。成吉思汗本人就偏重畏吾尔人的文明，原因不仅因为它是被蒙古人征服的第一个高度文明的种族[3]、且未作任何抵抗，也因这一文明形态最接近于游牧人。当时大量蒙古青年学习畏吾尔文，“掌握这种文化既不破坏这个阶层的统一，又不破坏他们对草原传统的热忱”。蒙古军占领波斯时，掌握蒙古语以及畏吾尔文的知识成为为蒙古政权效劳的行政官不可缺少的条件。元朝的方针是尽可能不选用汉人、南人，除非为支撑复杂的国家机构时不得不用。蒙元汉化的速度非常慢，这是它王朝短命的重要原因，不过也是它败亡后还能撤退到漠北的因素。

蒙元轻视汉人之甚及汉化之浅，与中原、南方在其侵略顺序中位置靠后有莫大关系，如彼一开始就率先南侵，则首先影响蒙古人的文化就不是中亚文明，而是中国文明了。蒙古人不珍惜中国文明直接导致的逻辑就是对毁地为牧场、杀戮汉人均持理所当然的姿态，这必然遭致普遍反抗，其强度即使以蒙古人的武力，也是无力作长期彻底压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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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差别曾由王小甫在《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一书中提及，不过他只是在“总论”的注解中淡淡提了一笔，说到西北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完全相同”，承认这一问题需要另行专门研究。
[2]Adam Smith《国富论》下册：“狩猎者的队伍，通常不过二三百人，因为狩猎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既不确定，许多人如长久住在一起，必无法维持。[游牧者则或达二三十万人]”
[3]征服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如元朝时西夏人也算色目人，位在汉人、南人之上。按党项族及西夏人多数是黄皮肤黑眼睛者，与汉人无异，蒙古人这样列，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征服西夏较对金朝、南宋为早。

陈布雷·最后的师爷

Tue, 06 Jun 2006 04:15:00 GMT

ZT吴晓波:有雨·最后的师爷

今天一早，江南有雨－－我打字用的是中文之星，打“有雨”，出来“忧郁”，也是不错的。心情不太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写方军的企业史札记。贴一篇给《生活》的“江南”专题写的文字。在我们的写作中，有一半是借他人的块垒，浇自己的哀愁，为了写这个陈布雷，查了一大堆资料，却好象看到一道很熟悉的影子，里面竟也隐约看见自己。

--------------------------------- 中间文字，奉令删除。。。请读者见谅。 ------------------------ 。
11岁的女儿问我，“陈布雷是谁？”我摸着她的头说，“一个师爷。”

原始野蛮的日本人

Tue, 09 May 2006 05:28:00 GMT

　　　　　　　　　　　　　　　　　　　　　　* 吕加平 *　　(一九九八年十月)


　　　　　　　　　　　　　　　　　　　　　　　（一）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的发展历史都是这样书写和论述的:在公元前二、三世纪时(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日本还处于绳纹文化时代的氏族原始社会。这个时期，日本列岛上除少数地区有农耕外，人民的生产方式完全是以采集经济为主的原始方式。他们采取野生果实、猎取野兽和捕捞鱼虾为生。人们到处流动，没有定居习惯。在这以后，尤其在中国的秦朝以后，日本开始进入弥生文化时代的奴隶社会。到公元三世纪时（中国的东晋和南北朝初期），开始建立起了几百个奴隶制部落小国。

　　　公元四世纪中期（中国南北朝后期），在日本本州中部畿内一带即现在奈良县境内，一个叫大和部落的邪马台国强大起来,形成了大和朝廷中央政权，并征服了周围的一些奴隶主小国。到五世纪初，即中国的隋朝时期，以皇室为中心的大奴隶主势力进行兼并征伐，逐步统一了日本。

　　　公元 654年，即中国初唐期间，日本孝德天皇实行大化革新，对中国文明进行全方位引进，包括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生产技术等。日本就此进入了封建社会。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日本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发展。1868年，日本的封建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相结合，通过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改良运动和完成了全国统一战争，遂使日本进入了资本主义，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而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

　　　　　　　　　　　　　　　　　　　　　　　　（二）
　　　笔者是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在研究日本侵略扩张史的过程中，发现以上有关日本在大化革新后成为封建主义社会，和在明治维新后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进而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的这个历史叙述和定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并且也无法解释清楚在大化革新以后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在内外行为道德、意识形态和文化宗教等等方面具有强烈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性质特征的种种表现。

　　　笔者认为,从公元前二、三世纪到大化革新这段时期，日本实际上正在从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是一个以氏族社会为主的、还属于分裂状态的奴隶社会低级发展阶段。此时，几百个还不能算作是真正国家的氏族奴隶制部落小国刚刚建立起来，有一些奴隶主小国引进和借鉴了中国封建主义先进生产力。其中畿内一带的大和族依靠一批又一批的大陆移民和所带来的铁制农具、先进的农耕技术、养蚕织丝等手工技术，很快强大起来。它通过征战、兼并和联合，实现了日本的统一，建立了号称天皇的奴隶主君王制国.

　　公元593年（中国隋朝时期），奴隶主大贵族苏我马子杀死崇峻天皇，拥立椎古女天皇，圣德太子摄政，掌握实权，才使奴隶主天皇制开始正式确立。但圣德太子死后，，朝政大权又被奴隶主贵族所夺取。公元645年，大中兄皇子发动政变,杀死篡掌实权的奴隶主大贵族苏我入鹿,迫使皇极天皇退位,立孝德天皇, 年号大化，并以皇太子名义执政，进行效仿中国唐朝制度的大化革新。

　　这场革新，虽然夺回了皇权，实行了看似与中国唐朝封建制度相仿的改革，但并不足以摈除日本刚从氏族社会过渡来的初级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的社会基础和本质。它实际上是为了使氏族部落和奴隶主小国刚刚翦除扫平后的日本建立形成一个由奴隶主皇权统治的奴隶制国家。此时，它的奴隶制中央集权统一国家还只是刚刚建立，远未巩固和成熟。以大和部族为主体的全国各部落部族融合统一成为大和民族的进程也还刚刚开始。因此这场革新实际上是一场属于奴隶主义社会性质的革新，其目的是为了建立和巩固奴隶制统一国家，强盛国力，并对外扩张。其发展阶段与中国刚刚建立奴隶制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夏朝有些相仿。

　　也就是说，直到这时，日本才正式进入奴隶社会。所不同的是，它将先进的中国封建主义文明，通过大化革新，进行符合奴隶主阶级需要的改造而予以改头换面，并以此作为外壳和表象，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民族特性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甚至氏族社会特征的核心和心理严密地包裹起来，形成一种表面上看似封建主义，内里实质却是奴隶主义甚至氏族社会的变异形态、变异种族和变异文化。
　　
　　　
　　　　　　　　　　　　　　　　　　　　　　　　（三）
　　　值得提醒的是，人类的许多部落部族，从原始野蛮的氏族社会进化过渡到有阶级和国家的奴隶社会，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中国就用三千年以上的时间；而从开始建立奴隶社会，再进化过渡到封建社会，并形成统一民族，也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国从建立奴隶制统一国家的奴隶社会夏朝，经过商、周、春秋、战国，到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封建社会秦朝，用了一千八百多年时间。

　　然而，日本从公元前二、三世纪时的氏族原始社会，到公元五世纪建立起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只用了七、八百年时间，与中国三千多年的进化史相比，可谓短矣；而日本从公元593年正式确立天皇制的奴隶制国家，到公元645年通过一个政变式的大化革新,只用了短得不能再短的五十二年时间，就使还刚刚进入统一政权奴隶社会的日本进入了封建主义社会，这可能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难怪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没有奴隶社会阶段，它是从氏族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且不论此说正确与否，但这也更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人直到明治维新以后近百年的时间里，虽然它已发展起了资本主义经济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但不论在内部行为和对外侵略中，都还保留有那么多属于氏族部落社会性质特征的极端原始低下、落后野蛮的陋习和暴行。比如喜欢吃人肉，在本族内盛行抛弃老人的陋习，把被侵略方的人不当人而当作动物任意杀戮残害奸淫，热衷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喜杀俘虏和弱者，信奉男女二神性交生下日本诸岛的神国神道，酷喜男女混澡、男女乱交，以及奸杀奸幼淫乱等等氏族社会中的动物性表现。

　　日本人的这种半人半兽、对内是人对外是兽的表现，正好说明了他们此时仍还强烈保留有这种氏族社会极其野蛮低下丑陋的素质特征，还没进化过来。这正如郭沫若先生曾经感慨过的："直到明治维新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开始有姓氏，其原始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本来还是半开化的民族，侥幸受到西欧文明的恩惠，而统治者不能运用理智的力量以事统御，故成为文明利器的逆用，犯出了人类空前的罪行，这种罪行要斥之为野蛮。事实上单纯朴素的野蛮人并没有这样酷烈，这样残忍。"郭沫若先生把日本人称之为"超级野蛮人。"

　　戴季陶也曾讥讽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地面的差异, 人口的差异都在十倍以上，而文化的差异却是差了几千年。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日本地面还是穴居野处的生蕃，便是他所谓的天孙民族的这个阶级，还不知是在何处？"【注１】"'仇讨'就是中国所谓复仇，本来是没有法治的野蛮社会里面的普通习惯"。可是在日本，"这一种事实不但社会上赞美，并且国里的藩主还特别许可。……如果这种行为可以成为人类道德标准，那么非洲澳洲的土人也就很有自负的资格了。"【注２】

　　　　　　　　　　　　　　　　　　　　　　　（四）
　　笔者认为，大化革新以后到明治维新这个历史阶段，日本也并不是一个像中国那样完全成熟纯正的、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而是一个在进一步将中国先进文明进行适应奴隶主阶级需要的改造的情况下，以封建主义为外壳、奴隶主义甚至氏族社会为核心，逐步向封建主义社会过渡的变态社会。

　　日本在1868年进行了明治维新，自此到战败投降的七十七年间，其鲜明的特点是，通过引进西方文化技术等先进生产力进行对外侵略掠夺，发展起了以军火工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现代经济实力，同时靠此建立起了一个神人合一、政教合一、高度中央集权的天皇奴隶主神权统治制度。从中可以得知，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其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一直在向封建主义过渡；在明治维新后，在还未建成成熟封建主义社会的情况下又接着向资本主义过渡，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却始终仍然属于奴隶主义性质，甚至保留有强烈的氏族社会特征,并通过奴隶主军国主义天皇神权制度的强化而加强。这样也就使日本造成了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用于对外扩张的军火工业迅猛发展，另方面在对外侵略和内部行为中充满了属于奴隶社会和氏族原始社会性质特征的各种最为野蛮、低下、血腥、残忍、贪婪和奸杀淫乱表现。这种用最先进和最落后的两种因素揉合一起的变异体,也就是日本自谓的"东洋道德、西洋技术"和"和魂洋才"的真正含义。这个"东洋道德"与"和魂"，就是大和民族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性质的道德和灵魂。日本人把天皇看作神，而不是人，天皇也把自己装扮成是神。明治维新时期政府发布的公告中赫然宣布："天皇是最高的神，从开天辟地起就是日本的主人。"【注３】这是一种最为原始的"现人神"拜神教，只有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初级阶段的人才会把奴隶主首领当作真正的神来顶礼膜拜和绝对服从。直到战败投降，日本天皇这个奴隶主首领才宣布是人而不是神,从虚假的神坛上走了下来，开始了带有封建主义人性色彩的帝王生涯。由此可见，日本从明治维新到战败投降这个历史阶段，也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和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而是一个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作为外壳，奴隶社会奴隶主军国主义、甚至氏族社会特征为核心的变异社会。

　　　　　　　　　　　　　　　　　　　　　　　　（五）
　　然而，由于人们机械教条地去套用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一级一级按步就班式社会发展阶段论，忽视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还有一种在强大外力的作用下由低级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突变性过渡的、并不是单一纯正的变异形态，所以往往看不到或不承认这种社会、种族和文化的跳跃式变异表现，把通过大化革新而刚刚进入奴隶制统一国家的奴隶社会日本,误认为是已经进入像中国秦、汉、唐、宋那样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封建社会日本；把通过明治维新实现天皇神权奴隶主中央集权的日本，误认为是完全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西方式现代社会日本。这种教条式理解，不仅把大化革新后到明治维新前日本的一切都往纯粹封建主义性质和表现上拉，而且对列宁等权威者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说法不敢有半点质疑和逾越。加之日本人明知自己民族性中强烈存在有原始低下、野蛮残忍的奴隶社会、甚至氏族社会的劣等基因而百般掩饰、死不承认，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日本人为了掩盖这种低下卑劣性和血腥罪行的残忍性，也使人们不易看清它的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辉煌外壳严密包裹下的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特征的核心与心理，以及靠先进生产力发展起来的奴隶主军事帝国主义面目和本性。

　　这种在社会形态和民族特征上的误识误导，其严重后果是使我们主观人为地把日本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日本人的进化素质程度大大的拔高了，提前了，于是在对待和处理之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用君子之腹去度小人之心的偏差。忘记了看似先进文明的日本人，还存在有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欺软怕硬、弱肉强食、半人半兽的野兽动物性原始低级素质特征。日本人就连搞经济都带有这个特点，故世人也把战后的日本人称为"经济动物"。当它自认为羽毛丰满以后，就又要敢说"不"了。

　　因此，对日本越是宽宏大度，不计前仇，以为可以"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会赢得日本人的"知恩感恩"，反倒会使他们认为你这是愚蠢傻气，软弱可欺，甚至认为我日本没有侵略过你而百般抵赖，死不认罪，并时时还想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一旦它认为有必要时，定会复仇而反咬一口。

　　需要知道，具有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特征的低素质民族，最惧怕强者，也最害怕虽弱却强硬并敢于抗击者。你越强硬，越蔑视他，敢顶他，打痛他，打败他，争赢他，他就越怕，越软，越尊重你，也越要"哈依哈依"地对你表示友好和服从。强者胜者为主宰一切的奴隶主，弱者败者为必须服从听命任受宰割的奴隶，这恰恰是日本人还没有进化过来的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的民族特性。

　　
　　　　　　　　　　　　　　　　　　　　　　　　（六）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第五年即就吞并中国属国琉球。第六年，即1874年5月17日，出兵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接着又在1875年侵略中国的属国朝鲜，就此开始了长达七十一年的大规模侵华战争。这期间，日本侵略者夺取了琉球、台湾和朝鲜，将它们变成自己的国土和殖民地，同时对中国大陆进行了七十余年持续不断地烧杀掠抡、奸淫奸杀和殖民奴役，真是无恶不作，比野兽还野兽，比奴隶主还奴隶主。中国数千年所积累起来的无数财富和文明精华宝藏被掳掠一空，破坏殆尽，大量资源被抢夺，被屠杀残害者无以数计。仅日本在1937年以后的八年侵华战争期间，被屠杀残害而死亡的中国人高达3500万人，伤残者亿计。日本的富强发达"文明"，完全是建筑在对外扩张侵略掠夺的基础上的，尤其是靠掠抢中国的无数财富暴发起来的，是中国人的累累白骨堆出来的。据美国的一位学者估算，日本应该赔偿中国的损失和牺牲为62040亿美元【注４】。　　追溯遥远的历史，日本在645年大化革新后不久，就出兵侵略朝鲜，并同中国唐朝发生大战。

　　公元642年，即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日本勾结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和百济侵犯新罗国，攻占城池40余座。新罗善德女王向唐朝告急求援，唐太宗李世民即于644 年派李责率陆军6万人，又募兵4万人支援新罗。第二年，即645年，唐太宗率军亲征。也就在这一年，日本进行了强盛国力以图扩张的大化革新。果然，九年以后，即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日本天智天皇二年），已作好了扩张准备的日本天智天皇以支援百济为名大举出兵朝鲜，并在白村江口与唐军展开大战，就此发生了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战争。

　　这次战争尽管以唐军大败日本和百济联军而告终，但也就此揭开了中日两国历史上先后五次战争的序幕。日本明治维新后只六、七年就侵略琉球、台湾和朝鲜，这是一千二百年前大化革新后只九年就侵略朝鲜直指中国的翻版。

　　由此可见，日本的革新，总是和对外侵略扩张紧密联系的，不论大化革新还是明治维新都如出一辙。大化革新完全是为了利用和借鉴中国封建主义先进文明尽快强盛，进行奴隶主义的扩张侵略。同样，明治维新也是为了利用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尽快强盛，进一步进行奴隶主义侵略扩张。这也暴露了曾始终得益于中华文明的日本民族其本质和心理的侵略扩张劣根性。这种劣根劣迹也在它大大得益于西方文明后却又向美英法荷大打出手而再次得到验证。而这种以侵略扩张为目的的极端民族利已主义和种族主义，恰恰正是奴隶社会和氏族社会所具有的最典型的国家和民族特征。而正是这一点，具有高度封建文明的中国却没有。因此对于建筑在奴隶主义侵略扩张基础上而发达起来的日本"富国强兵先进"经验，对虽然贫弱但比日本进化程度高,又没有侵略本性的中国人来说,却根本无法学，也始终学不会。

　　　　　　　　　　　　　　　　　　　　　　　　（七）
　　从以上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在历史发展进化过程中的变异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探讨中可以看到，按照史学界传统观点去认识和对待日本和日本人，许多问题显然是自相矛盾、难以解释的。事实表明，我们一直把日本和日本人看得太高了，太先进文明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对日本社会发展进化在阶段上和性质上的认定是不准确的，对日本人进化素质和文明程度的认定上也是有偏差的。我们被日本和日本人的封建主义继而资本主义的先进外壳蒙骗了，没有看到它具有强烈变异性的两面人特征，更没有看它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的进化程度实际上要比中国真正成熟的封建社会低了一级，甚至低了两级。这种误识使我们付出了长期而又惨痛的损失与牺牲。如果我们不能清醒认识，予以纠正，今后仍会因为对日本认识有误而出现偏差，大吃其亏。因为不甘心失败的日本仍然存有妄图东山再起、卷土复仇的强烈愿望和行动。因此，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重新认识和研究，也就显得格外重要和必要了。
　　　　　　　　　　　　　　　　　　　　　　
【注１】戴季陶著《日本论》，第103页，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注２】同上，第43－44页。
【注３】陆磊，吴有昌、胡若卿著《日本富国之谜》第7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
【注４】吴天威（美）《为促进中日两大民族长远和平友好－－日本必须解决战争遣留问题（下）》《日本侵华研究第27期（南京大屠杀六十年祭专辑）》第191页。（美国）日本侵华研究学会出版，文中指出："日本政府现已解决对华战争的遣留问题之一－－补发积欠台湾日本兵的薪饷，发放标准是原薪饷标准的120倍。"而对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1947年的远东委员会提出517亿美元赔款。此数乘以120倍,应为62040亿美元."